1920年7月11日，唐有祺出生于上海市南汇县新场镇的一户小康人家，5岁时进入新场小学接受正规教育，1931年到南汇县读初中，193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当时办学理念非常先进的上海中学。
1937年，唐有祺高中毕业，考入同济大学。时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同济大学不得已五易校址，辗转9省市。颠沛流离的大学生活，饱受战乱的故土山河，在青年唐有祺心中涂下了最暗的底色，使得后来的他无论遭逢多大变故，内心从来都有希望的光明耀亮。
1942年，唐有祺大学毕业，此时的中华大地满目疮痍。唐有祺一心希望利用自己的知识、理论和技能，开发中国特色资源来服务国家。他先后到昆明的兵工厂、重庆渝鑫钢铁厂工作。后来，又专门从事做电机和变压器的硅钢替代品——电解铁片研究。
为此，唐有祺放弃了已经考上的中央大学研究生学业。几个月后，赴美选拔考试传来好消息，唐有祺获得化工专业的唯一一个留学名额，但他又搁置了这个绝佳的进修机会。但大学毕业后从事实业工作的经历让唐有祺意识到，只有提高学识才能在技术方面作出突破。因此，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决定赴美留学。
1946年8月，唐有祺抵达美国。凭着自己对物理和化学的浓厚兴趣及在这两方面的扎实基础，他被国际着名晶体化学家、加州理工学院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鲍林教授收入门下，攻读博士学位。
在鲍林门下，唐有祺不但掌握了此前从未接触过的仪器设计及搭建技能，还利用高超的数学技巧，在自己搭建的仪器上顺利解决了导师交给他的两个具有挑战性的前沿问题。
1950年7月，唐有祺博士毕业。因对唐有祺能力的期许，鲍林把国际上刚刚兴起的用X射线解析蛋白质结构的重任交给了他，让他以博士后的身份继续从事研究工作。自此，唐有祺成为国际上首批接触蛋白质晶体学及分子生物学的少数学者之一，为他后来在中国倡导化学生物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当唐有祺的蛋白质晶体研究进展日益顺利，有望获得重大成果之时，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的中华大地急需各行各业人才。1951年春，唐有祺毅然决定，中断研究，设法回国。
1951年5月，唐有祺拿着这张离开美国的门票登上了横渡大西洋的客轮。此后，历时3个月，他陆续突破英、法的签证封锁，于1951年8月回到阔别5年的祖国。
1951年9月，唐有祺开始执教清华大学化学系，开设“分子结构和化学键本质”这门中国从未有过的新课，将结构化学与化学键方面的最新理论和方法介绍到国内。这是唐有祺对晶体化学、结构化学在中国启蒙的第一步。
1952年，全国范围内院系调整，唐有祺跟随黄子卿先生迁入北京大学化学系。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唐有祺的生活和命运与北京大学紧密相连。
为尽快建立起中国晶体化学的研究体系，唐有祺不仅在北京大学开课，系统培养学生，还在全国范围内开设师资培训班，推动晶体化学在全国综合大学的普及。他在“结晶化学”课堂上使用的讲义，经几次试用后，受教育部委托，于1957年11月正式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结晶化学》成为我国学者自己编写的第一批高等学校新教材。
1958年，唐有祺又在北京大学化学系开设“物质结构”一课，主要讲授分子结构和化学键本质，以及量子力学基础和研究分子结构的方法和原理，依然是自己编写讲义。
此时的中国，结构化学人才奇缺。1955年，受X射线晶体学研究前辈陆学善先生的邀请，唐有祺到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所（现物理研究所）兼职，筹组单晶结构分析工作。1956年，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成立。唐有祺又应邀筹组化学所的结构化学研究工作。
凭借师从鲍林期间打下的扎实基础，唐有祺带领研究人员，硬是在严峻的条件下开启了中国的结构化学研究，为新中国培养出一批结构化学人才，更为我国后续解决猪胰岛素晶体结构奠定了基础。
1978年，中华大地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以唐有祺为负责人的北京大学物质结构研究室得以重整旗鼓。唐有祺开创性地提出蛋白质结构与功能设计这一新的研究方向。如今，这一方向已经成为蛋白质结构研究以及新药设计的前沿领域。
对生物学体悟颇深的唐有祺意识到，进入分子水平的化学将在生物学的发展中发挥巨大作用。因此，他高瞻远瞩地在中国倡导化学生物学，积极组织“生命过程中的重要的化学问题研究”攀登项目，并出任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感光化学研究所、细胞所、复旦大学遗传所、吉林大学、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现北京大学药学院）等单位都加入到该项目中。
在唐有祺的倡导下，化学生物学从化学方面为中国生命科学的研究和发展开创了新局面，同时也为化学的推陈出新提供了动力。
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前夕，唐有祺在《现代科学技术简述》中将长久以来的思考首次以“分子工程学”的形式见诸文字。为推进分子工程学研究，他先后完成《分子工程学刍议》和《国家“八五”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建议书》，确立了建设分子工程学学科的目标和做法。
在唐有祺的设计下，1992年，北京大学作为主持单位，联合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等，在“功能体系的分子工程学研究”攀登项目牵引下，于全国范围内分片建设分子工程学，一大批科研人才得以成长起来。
在推动中国科学走向世界的同时，唐有祺意识到，必须将现有研究力量整合起来，才有可能加快前进的步伐。为此，他先后向国家提议，整合北京大学物理化学专业的相关学科，成立北京大学物理化学研究所，以及整合北京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结构化学研究力量，成立北京分子动态和稳态结构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1984年，北京大学物理化学研究所正式成立，唐有祺担任所长。这是中国高校第一个专门的物理化学研究机构。此后短短几年间，研究所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获得国家教委科学技术一等奖4项，二等奖2项；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项，3等奖1项；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
在唐有祺锲而不舍的推动下，1993年10月，国家教委正式发布《跨世纪优秀人才计划》。这项创新之举开创了中国科学在培养高层次学科带头人和骨干力量的先河。之后，国家和有关部门又陆续实施《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人才培养计划，大大推动了中国科学带头人与骨干人才的培养工作。
北京大学前校长林建华教授说：“很少有人能像唐有祺先生那样，为一个国家的众多学术领域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迹。为中国晶体学和结构化学奠定基础，开拓分子工程学，推动化学生物学。他的远见与睿智，给人以平和，给人以力量。”
虽然中国的条件要比这里艰苦，但毕竟是我的祖国。中国的化学研究水平和美国存在很大差距，正因为如此，我才更要回去，争取弥补这些差距。
可以用X射线衍射的方法测定胰岛素晶体的空间结构，由此为研究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的关系打开一个缺口。
化学、物理学和生物学都是自然科学中的基础学科，它们表现出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借助于近代物理，化学得以如虎添翼般地迅速发展，与物理成为能充分交流和合作的学科伙伴，而进入分子水平前后的生物学也为化学提供了更多能充分发挥其作用的契机。
分子工程学可以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而且应以功能为导向，逆向而行。起步阶段需要通过研制功能体系来带动学科建设；再进一步按照功能体系的本质和原理的共性归类，分片建设分子工程学。
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不应该是无德之人。学者就是学者，应该恪守为学之道和为师之道。
，出生于江苏南汇，物理化学家，化学教育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唐有祺主要从事晶体体相结构和晶体化学，生物大分子晶体结构和生命过程化学问题，功能体系的表面、结构和分子工程学等领域的研究。截至2022年6月，唐有祺发表论文40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