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会燕
摘 要：文学作品风格和形象的建构离不开作家对词的选择和运用。普斯托沃伊特的《词·风格·形象》汲取众家之长，从构建作品，塑造人物的最基本手段——词出发，论述了作家选择文学词汇的标准，阐释了作品个性化风格的形成与人物形象的塑造既离不开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文化积淀和思想旨趣，更与词在不同语境、不同组合中产生的艺术效果和联想紧密相关。本报告以该书为依托，肯定词、风格与形象之间密不可分的相互关系，同时对作者的有关论述进行解读，总结其优劣，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词;风格;形象;读书报告
一、出版信息简介
《词·风格·形象》是莫斯科大学语文系教授彼得·格里高利耶维奇·普斯托沃伊特（1918-2006）的专着，1965年在莫斯科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共260页，分四章，前三章为主体内容，最后一章为注释。作者是伟大卫国战争的参加者，并多次获得荣誉勋章，1952年进入莫斯科大学工作，是屠格涅夫研究专家，发表多篇学术专着，并成为1983年莱蒙托夫奖金获得者。
二、着书背景
50年代初期，俄苏文学以“解冻”文学为标志，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作家们在排除了“无冲突论”的干扰之后，致力于艺术形式的创新。不同的艺术流派和理论主张竞相发展，给当代苏联文学留下了诸多成功的经验。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在当时文艺理论界占主导地位。列宁在艺术和现实的关系方面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在文学与无产阶级事业的关系问题上倡导文学的党性原则;坚持批判地继承人类一切文化遗产的立场以及文学艺术应当面向新生活、表现新事物、扎根于人民。本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书中的不少观点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三、内容概要
本书由四章组成，分别为第一章词的世界，第二章词与风格，第三章词与艺术形象，第四章参考书目。
第一章由三个小节组成，作者从词在人民中的使用，艺术作品的选词以及作为劳动工具的词等方面阐述了词的世界。主要观点如下：首先，人民是语言的创造者。作家使用的词汇只有被人民接受，才能真正走进大众。语言自身具有过滤作用。因此不论外来语还是俄语，只要能表达蕴含的思想就可以进入民族词汇库。其次，作家应该亲自深入到车间、农场、实验室中去，了解主人公的职业和他们使用的语言，否则就难以把握细节，描写出来的情节也难以真实可信。文学从人民的语言中汲取营养，民众的词汇库是文学语言的基础。第三，方言、口语、俗语、黑话等可以进入艺术作品，合理运用可以丰富文学语言，增强表现力和情感色彩，运用不当则会破坏人物形象的塑造。作家选词应该自然，注意语调和节律，从而唤起读者意识中的情感、感受、联想等形象层面。
第二章共四个小节，主要观点如下：首先，词的诗意空间不会凭空产生，而是由作者的创作意图，思想和审美任务所决定的。其次，要想人物性格丰满充实，就必须选择最准确，最简洁，最能反映人物心态本质的词汇。第三，确定作家的风格，离不开作家的意识形态和所属的流派。影响风格的因素有作家的世界观，心理特征，审美传统，作品主题，体裁等等。第四，文学作品中包含多种功能语体，文学语言更广泛更多样。
第三章是全书的重点，共七节，主要观点如下：首先，诗意形象既可以通过词的直接意义获得，也可通过转义或由特定的语义手段表达。形象可借助韵律、节奏、语法手段来建构。其次，词与形象不可割裂，但是将词等同于形象是不可取的。真实的文学形象在塑造时往往用词简洁、真诚、形式清晰，臆造的形象与之相反，充满了说教意味，缺少真情实感。第三，艺术形象的特点在于其整体性。艺术形象在反映现实的基础上，重建并表现现实，而不仅仅是现实的复制。第四，由形象生发出的思想张力和情感能量取决于词的质量，构建形象的词质量越高，形象产生的作用就越深远，越有力。第五，“词汇形象具有不同的结构。它可由一个词，词组，段落或者作品的一个章节乃至整部作品构成。”（В.В.Виноградов，1963：119）作者认为词从一开始就参与形象的建构，反对“思想与词进行着不断的斗争”，正是这种斗争使语言完善并丰富其精神内涵（А.А.Потебня，1905：21）。
四、读后心得
首先谈一下选择阅读这本书的原因。第一，不论研究小说还是诗歌都离不开词、风格与形象，此书以19世纪经典作家的长篇小说、戏剧乃至诗歌为例，详细分析了词与形象、风格的关系。第二，本书有别于其他理论书籍，没有罗列大量的理论术语，而是从文学语言最基本的组成单位——词出发，将枯燥的理论与人民鲜活的语言实践相结合，给予读者一种更亲切，甚至可以说更“接地气”的理论前提。读来令人耳目一新，爱不释手。第三，本书语言流畅，简洁，不仅是优秀的理论着作，也为我们写作俄语论文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接下来就书中论点，提一些个人看法。作者认为作家个人风格对作品风格会产生影响，比如作家对世界的理解具有浪漫主义特征，那幺其作品中的语言也会相应地具有浪漫主义性质。（П.Г.Пустовойт，1965：109）笔者认为，个人气质对作品艺术风格的确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风格总体是为塑造一定的艺术形象服务的，“离开艺术形象的刻画而抒发个性，喧宾夺主，就不成其为文学创作了……再者，风格是作品肌体的一部分，存在于作品之内，而非作者其人身上。外部因素（作者的世界观、个性、艺术好尚等等）只能影响到风格的面貌，却不会成为风格的要素。”（白春仁，1993：151）作品风格与作者其人有时候是相差甚远的，比如王勃写出了精彩绝伦的《滕王阁序》，当人们沉浸在“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样的美景中时，断然想不到王勃“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有官奴曹达犯罪，勃匿之，又惧事泄，乃杀达以塞口”。当人们吟诵语文课本中的“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时，也断然不会将骆宾王与“落魄无行，好与博徒游”的赌徒形象联系在一起。（转引自汪剑钊诗歌课堂笔记）当我们为《燕歌行》“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的愁绪所动容时，也不会将作品中愁绪满怀的思妇形象与作者曹丕的君王身份放在一起。因此，作者的个人风格只是间或会反映在作品中，绝不能将作品风格与作者个人风格等同起来。
作者十分敏锐地注意到，即使是同义词在表达程度时也具有不同的修辞特色。因此，注意推敲词的细微差别，就可以令形象更加栩栩如生。唐代诗人贾岛即兴所作《题李凝幽居》中有两句“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诗人想用“推”字来换掉“敲”字，反复思考没有定下来，便在驴背上反复吟诵，还伸出手来做着推和敲的动作。后巧遇韩愈，韩愈停下车马思考了好一会儿，认为“敲”字更好，在外物入睡，沉静得没有一点声音的时候，敲门声更显夜深人静。另有人认为“推”字更好，寂静深夜，只身一人掩门而出，又推门而回，方显得环境清幽，别无外人打扰。由此，我们便也得知了“推敲”典故的由来。这个事例充分说明不论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都离不开对词的甄选和反复思考。用词越精炼，作品的艺术生命力就越旺盛。
作者认为，“诗人的任务就是让读者在未发现形式因素的情况下，了解到形象的意义。因此，词应服从于形式和思想，应该在隐藏自身形式的情况下，不知不觉地构建形象。”（П.Г.Пустовойт，1965：180）果戈里在《可怕的复仇》中使用了“Чуден Днепр при тихой погоде”这一极具魅力的风景描写，在形式没有被轻易察觉地情况下完成了形象的构建。但是，诗歌作为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诗人在创作时不可能忽视其外在形式，勃洛克甚至说：“诗人心灵的结构是用所有的一切来表达的，甚至标点符号。”（哈利泽夫，2006：207）苏联时期未来派诗人玛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行，最先抓人眼球的就是形式，任何一个读者都不可能略过其形式直达诗歌的形象层。比如在《致塔季雅娜·雅科夫列娃的信》中，开头是这样的：
诗人将诗行拆分为“阶梯”，突出了个别的词和词组，比如“嘴唇”（“губ”）、“红色”（“красный”）、“我的共和国”（“моих республик”）、“燃烧”（“пламенеть”）等，隐私的话语和社会化的话语被置于同样鲜明的地位。“通过颜色的联想，把事物——爱人的红唇和红旗拉近，在这里并不显得亵渎，因为这是要将恋人感情的话题，转为关于‘千百万大众的幸福的话题。”（阿格诺索夫，2001：197-198）词在这里不仅没有“隐藏自身的形式”，反而突出了形式的作用，不仅让人耳目一新，同时整体为诗歌主题和诗歌形象服务。
1982年夏，诗人余光中在寄给流沙河的信上，说起四川的蟋蟀和故园之思。随后，余光中又在《蟋蟀吟》中写下，“就是童年逃逸的那一只吗？一去四十年，又回头来叫我？”流沙河感慨之余，创作了诗作《就是那一只蟋蟀》。节选如下：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你的记忆里唱歌
在我的记忆里唱歌
唱童年的惊喜
唱中年的寂寞
想起雕竹做笼
想起呼灯篱落
想起月饼
想起桂花
想起满腹珍珠的石榴果
想起故园飞黄叶
想起野塘剩残荷
想起雁南飞
想起田间一堆堆的草垛
想起妈妈唤我们回去加衣裳
想起岁月偷偷流去许多许多
两位诗人一问一答，“就是童年逃逸的那一只吗？”“就是那一只蟋蟀。”流沙河有意识地重复了余光中诗句中的“就是那一只”，词在形式上完成互文，同时也完成双重的思想表达。一方面，读者能感到两位诗人之间深深的友情，另一方面小小的一只蟋蟀成为了连接大陆与台湾的情感纽带，成为乡愁的寄托。上述诗节中也兼具阶梯诗特色，诗人将“月饼”“桂花”“雁南飞”单独成行，在11个诗行里连续使用“想起”开头，让读者慢慢融进远逝的岁月中，怀念中秋佳节，怀念亲人团聚，营造出一种凄清的乡愁之感。
由此可见，诗歌的形式与内容是互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因此忽略诗歌的形式直接领略诗歌的思想意境并不适用于所有诗歌。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论述诗歌形象塑造的方法时，有意无意地遗漏了白银时代阿克梅派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阿赫玛托娃。阿诗在塑造形象时别具一格，巧妙地融汇散文艺术，充满了大量“会说话的细节”以及“隐蔽的心理描写”。曼德尔施塔姆将阿赫玛托娃创作的起源归于19世纪的心理小说，而非诗歌：“阿赫玛托娃为俄罗斯的抒情诗带来俄国19世纪长篇小说所有的错综复杂性和丰富的心理描写。如果没有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没有屠格涅夫和《贵族之家》，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作品和列斯科夫的部分作品，就不会有阿赫玛托娃……她参照心理小说，发展了自己诗歌的形式，尖锐而独特的形式。”（转引自阿格诺索夫，2001：209）比如在《最后相见之歌吟》中“我把我左手的手套/戴到了自己右手上。”（王立业，2015：61）这一动作细节描写呈现出人物此刻慌乱、落寞、无措、伤心、绝望等等不可名状的心理状态，读者可以根据这个细节展开联想，从而深入人物内心深处。“风景式离题”是小说创作中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种常用方法，作家使用看似离题的风景描写，来烘托或者反衬人的心理。阿赫玛托娃将这种手法也运用到了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如“槭树传出秋的低语/它求道：‘你随我一起死去！”（王立业，2015：61）这里的大自然仿佛具有了灵性，能感受到抒情主人公此刻悲戚的心理状态，与其说是自然在呼唤她一道赴死，不如说是人物内心的真实想法借由自然而生发，从而达到融情于景，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阿赫玛托娃被称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她将散文手法用于诗歌创作，塑造了众多感人至深的诗歌形象，值得文学理论界给予更多关注和探讨。
五、结语
本书为作者的另一本着作《从词到形象》奠定了理论基础，书中关于经典作家的论述也为后来的学者所采纳。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洗礼，该部作品仍然被中国高校俄语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师所青睐，甚至列入研究生课程，足以说明该书旺盛的生命力与理论价值。首先，全书内容层层递进，相互关联。作者轻概念化，重分析阐释，引经据典恰到好处，资料详实，例证有力，经典作家和当代作家都被纳入研究范围，既深挖传统又关注当下。其次，该书语言流畅，思维缜密，经常采用提问、反问、对比、比喻等修辞手法展开论述，形成妙趣横生、深入浅出的风格特色，足以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第三，作者观点明确、新颖，语言犀利，在研究前人着述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多次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文学作品在语言运用与形象塑造上的缺憾，勇于指出权威学说的不足之处。因此本书不仅是文学理论的基础书籍，同时对指导年轻作家的写作也大有裨益。第四，作者将文学、马列哲学、心理学、语言、文化等各学科知识融会贯通，力尽研究成果真实可靠，令人信服。第五，本书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更加看重思想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分析，对形式主义的弊端多次进行批判。作者虽不否认形式、结构分析的必要性，但在具体论述中形式与内容的结合仍然有待加强。第六，作者对经典作家的分析深刻、精辟，启发读者更多灵感，但受时代的影响，白银时代的大多数诗人除玛雅科斯夫斯基之外受关注度不够，分析欠缺，有待后继学者继续耕耘。
参考文献
[1]白春仁.文学修辞学[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
[2]符·维·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M].凌建侯，黄玫，柳若梅，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3]瓦·叶·哈利泽夫.文学学导论[M].周启超，王加兴，黄玫，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王立业.俄罗斯文学名着赏析——诗歌、戏剧篇[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
[5]А.А.Потебня，Из записок по теории словесности，Харьков，1905.
[6]В.В.Виноградов，Стилистика.Теория поэтической речи.Поэтика，изд.АН СССР，М.，1963.
[7]В.Г.Белинский，Разделение поэзии на роды и виды，Собр.соч.В трех томах，т.II，Гослитиздат，М.，1948.
[8]В.И.Ленин，Сочинения，т.38.
[9]П.Г.Пустовойт，Слово.Стиль.Образ.，изд.Просвещение，М.，1965.
[10]С.Л.Рубинштейн，Основы общей психологии，изд.2.Учпедгиз，М.，19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