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婵
关键词：苏轼；杭州；词作
杭州给苏轼提供了合适的经济、政治、文化和自然资源，就如阳光雨露般滋润着苏轼因北宋政坛动荡所受的内心苦闷，给予了他词的发轫和发展的绝佳土壤；而苏轼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词作家，也对杭州文化的构建和扬名产生了不俗影响。故而本文对杭州与苏轼词作创作的互动关系进行探究，以呈现杭州与东坡词的互相成就关系。
一、杭州对苏轼词作的发展所起的作用
（1）杭州为苏轼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政治环境
苏轼到达浙江以后，担任杭州通判，职务相对来说比较清闲；同时他与杭州当时的知州陈襄很投缘，两个人一直配合默契，共同主持了杭州六井的疏通和修复工作，政治氛围良好。于是，苏轼一方面远离了朝廷纷乱的政治漩涡，自我的独立人格得以保全；同时，在全新宽松的政治环境下，他也能接纳自己在朝廷上的失意，开始关注内心感伤情绪的表达；而适合灵活抒发真实感情的词，就此开始融入了苏轼的人生中。
熙宁六年（1073），苏轼坐船途经东汉名士严子陵曾隐居过的钓台时，写下了“君臣一梦，今古空名。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行香子·过七里滩》）的人生感慨，寄寓了他看破功名、肯定归隐的人生态度。同年三月，苏轼在寒食节清晨与众官迎接太守到来时，用“老病逢春只思睡，独求僧榻寄须臾”（《瑞鹧鸪·城头月落尚啼乌》）表达了自己对官场做派和官场风气的厌倦。
（2）杭州为苏轼提供了一个秀美的自然环境
自然地理环境对一个文学家的创作的影响是重大的。而杭州山水秀美、风光无限，有着楚楚动人的西湖、飘逸挥洒的钱塘江、一望千里的山景和变化多端的天气，为不可多得的一个景点集聚地，为在杭州任职期间的苏轼词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和灵感。
苏轼熙宁四年来到杭州，只写下了六首词，而到了熙宁七年，他可以年产四十六首词，时隔三年时间，苏轼的词作产量就翻了七到八倍[1]。且翻阅这些词作，会发现牵涉和描写秀美自然、壮丽山水的词作特别丰富，不难推断，苏轼正是凭借着杭州的秀美的自然风光来缓解自己内心压抑的政治失意之情的。在杭州秀丽自然的哺育下，苏轼获得了词作创作的灵感，治愈了内心的幽幽不平之思，对人生有了新的思考，对词的创作也开始有了不错的积累。
（3）杭州为苏轼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人文环境
杭州的人文环境在宋代处于领先地位，是文人墨客、才子佳人荟萃之地，就文学而言，这里有优良的文学传统[2]。在如此浓厚的文学氛围熏陶下，杭州自然有不少文人会聚、歌舞游宴，这都为苏轼落笔写词提供了良好的机缘场合。
同时，官场的好恶也对当地的文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在苏轼仕杭的时期，太守陈述古、杨元素都是擅长赋诗作文的人。太守的诗词爱好会影响周围人，形成一个相互酬唱的文人圈。除了忙于政务之外，他们也常常在西湖、有美堂、流杯亭、孤山竹阁等风景美丽的地方相聚。且因为得词柔婉雅致，适宜于娱宾遣兴，在文人聚会中，常常用词来写作。苏轼在这样的氛围和环境里，词作数量渐多，词艺也渐长，很快达到自己在杭州词作创作的高峰。
除了喜好作词的文人和士大夫，与僧侣交往也是苏轼在杭州不可多得的人文待遇。当苏轼从都城奔赴杭州任职时，欧阳修深知杭州孤山的诗僧惠勤的人品和学识，于是他把这位得道的高僧推荐给了苏轼，嘱咐他到杭州之后去探望一下[3]。苏轼到任第三天就前往孤山拜访了，受到了惠勤、惠思的款待，三个人就此相识并且很是投缘，苏轼得以更顺利地从佛家文化中汲取营养，以“万物皆空”的情怀减轻内心的痛苦，同时促进了他在词作方面的形态转变。如他在《南歌子·带酒冲山雨》的“寓身化世一尘沙。笑看潮来潮去、了生涯。”，侧面体现了他对佛教文化的领悟，表现出他消解忧愁的心态和豁达的情怀。
二、苏轼的词作创作对杭州的影响
杭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影响着苏轼的文学创作，而苏轼的词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哺着杭州这座灵气逼人的秀丽之城。一方面，苏轼利用词作构建了文学中的杭州空间；另一方面，苏轼的词作也为杭州这座城市扬名千古做出了不凡之贡献。
（1）构建文学中的杭州空间
苏轼词下的杭州沾染上了他独特的情思，被构建成一个秀美婉约、精致和谐的文学空间。在这个文学空间中有杭州的着名地理景物。如《浪淘沙·探春》《临江仙·风水洞作》《瑞鹧鸪·观潮》等，都是苏轼在游赏自然风景中所写下的作品。
而除了自然景物，杭州的人文景观也被苏轼写进词中，形成了文学中的杭州人文映像。如苏轼熙宁八年（1076年）怀念杭州元宵节所作的《蝶恋花·密州上元》，描写杭州元夕当日的盛景。亦有诗《祥符寺九曲观灯》描写杭州上元灯会：“纱笼擎烛迎门入，银叶烧香见客邀。金鼎转丹光吐夜，宝珠穿蚁闹连宵。波翻焰里元相激，鱼舞汤中不畏焦。明日酒醒空想像，清吟半逐梦魂销。”，灯会的活动丰富多彩，有许多引人入胜的彩灯，充满了娱乐气息，显现出了杭州繁荣的一面。
（2）扬名现实中的杭州空间
在古代通信不发达时期，一个名人所产生的宣传效应对一个城市来说至关重要，相比于普通人对城市文明的描述和传播，文人名士的躬身书写更具有传播度和权威性，而苏轼的词作对杭州的影响之二，也在于此。
同时，我们不能忽视苏轼在杭州扬名中所起的凝聚力，在苏轼仕杭期间，吸引了众多文人聚会于此，而来的文人越多，所能汇聚的文山辞海就越丰富，杭州的名气也在这一篇篇佳作中不断累加。
文学与地理环境是联系紧密、难以切割的。苏轼遇见杭州，被杭州的政治、自然和人文环境所感染和洗涤，获得了词作创作的动力和活力，是苏轼之幸；而杭州遇见苏轼，词人超脱凡俗的领悟力和创作力，为杭州构建了一个在文学中永远不灭的倾心之地，亦是杭州之运。杭州与苏轼的词作创作互相影响、互相促进，成就文学史上的佳话。
参考文献：
[1]莫砺锋.从苏词苏诗之异同看苏轼“以诗为词”.中国文化研究，2002（2）.
[2]王毅.宋代文学家庭，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340.
[3]周晓音.苏轼两浙西路仕游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7年：86.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