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谋
不久前，因为要给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博士生讲我的新书《技术治理通论》，所以一直催出版社寄样书。拿到书后，非常激动，还拍了段短视频，以资纪念。这本书的研究和写作过程超过10年，回想起其间经历，多少有些说道。
2010年初，为申请美国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资格，我选择“北美技术统治论运动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作为研究题目。北美技术统治论运动发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和加拿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运动中心之一，而胡适、顾维钧、蒋廷黻、罗隆基等人在哥大求过学，运动的相关主张当时就被传到中国并产生不小的影响。显然，这个题目有点讨巧，涉及中美思想史交流，很快被哈佛大学相中。
于我而言，选择此题更重要的是研究路径自然延伸的结果。2009年前后，我正集中梳理知识与权力关系的思想史，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想传统便是技治主义与反技治主义。
技治主义支持技术治理，核心主张有两个：一是科学运行原则，即用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运行社会；二是专家治理原则，即由受过系统自然科学教育的专家掌握一定的治理权力。
2010年因关注物联网的社会冲击，我又对物联网用于治理活动的问题产生了兴趣。北美技术统治论运动的主旨是用物理学尤其是能量科学的原理和方法来运行社会，主力是工程师、技术人员和科学家，因此属于技术治理运动的典型事例。
原想这是个小题目，研究一年足够了，没想到它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首先，哈佛大学的合作导师门德尔松介绍了西方既有的研究情况，拓宽了我的理论视野。他还安排人和我合作，完成了一篇英文长文（5年后才正式发表）。其次，我在哈佛大学威德纳图书馆地下四五层藏书库，发现一批北美技术统治论运动的小册子、宣传册，属于该馆独藏的珍贵资料。
经过研究，我发现北美技术统治论运动情况很复杂，与科学主义、泰勒主义、进步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以及工程师社团运动、自然保护运动等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总之，想把问题搞清楚，不能光局限于技术统治论运动。
与技术治理理论研究平行，我一直关注信息与通信技术（ICT）新进展的哲学社会学反思，如物联网、大数据、元宇宙、区块链和ChatGPT。
这条研究进路让我意识到：为了提高社会运行效率，自然科学成果在治理活动中得到应用，涉及的学科范围非常广，不限于物理学、机械力学等分支。
比如，一些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主张用行为工程对社会成员的情绪进行管理；一些社会统计学家运用统计技术对人财物进行社会测量和调配；一些生物学家建议运用生物技术对人类的生物性状进行改进，而很多人力主在治理活动中运用智能技术，更是当代治理活动的显着趋势。
我还发现技治主义者多数并不以理论见长，而是热衷于在现实中实施自己的技治主张，掀起不少类似北美技术统治论运动的技治运动，比如苏联的控制论运动、智利阿连德政府的赛博协同工程等。发生在不同的国家地区、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社会制度中，这些技治运动差别很大，地方性特点很突出，需要进行认真研究。
如此一来，研究成为横跨文理工管、综合理论与实践的典型跨学科研究。虽然很幸运得到来自国内外的多项研究资助，但研究难度一度让我产生了畏难情绪，总盘算着想个办法潦草收场算了。
2016年前后，技术哲学家米切姆对我的研究产生了强烈兴趣，之后一直通过推荐资料、帮助发表、邀请讲座、合作研究、组织专题评论以及介绍同领域研究者交流思想等方式，鼓励我把研究进行下去。除了米切姆之外，很多国内外同行以不同的形式帮助和支持我的研究，尤其是在精神上。
技治主义一经产生，在西方就遭到诸多批评，比如人文主义者批评它要把人变成机器，自由主义者谴责它剥夺人的自由，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它帮助加强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在东亚和苏联，人们对治理科学化、专家化的接受度要高得多。
更重要的是，技术治理在21世纪之交已然成为不可阻挡的全球性现象，简单地否定它肯定不行。既有的观点基本上都偏向于一极，我的研究应该如何突破极端立场，从辩护、批判走向审度呢？
当时我的研究早就突破了技术统治（technocracy），只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2019年前后一直被基本立场问题所困扰。
一个夏天的早上，我在公园锻炼时豁然开朗：必须突破西方的术语，用新的术语来指称我的研究对象。经过一番思索，我决定用“技术治理”取代“技术统治”，结合中国语境建构全新的理论。
我的理由主要有三个。第一，technocracy在英语中多少有些贬义，与中国人对此类现象的宽容态度不匹配。第二，technocracy一般译为“技术统治”，有很强的压迫性意味，让人反感。第三，现在都说要用治理代替统治，强调多元共治，而不是简单的命令与服从。
可以说，新术语的启用是整个研究的画龙点睛之处。在它的提纲挈领之下，不光解决了基本立场问题，而且理论建构的方方面面都顺了，以前的“梗阻点”立刻就消失了。
2019年8月，我在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大学作讲座，向米切姆解释了启用新术语的原因。他表示认可，建议以“重思技术统治论”（Reconsidering Technocracy）为题，先出版一本薄的英文书，介绍我提出的有限技治理论。
2020年初，罗曼和利特菲尔德出版社组织选题同行评议，很快就通过了，可惜疫情暴发，各种事情都受阻，最终放弃了先出英文书的计划，转而集中精力完成《技术治理通论》。
由于篇幅很长，我整个2021年都集中精力写这本书。考虑到在此之前，已经发表了直接相关的中外文论文超过40篇，一年的创作时间实属不短。
每写完一章，我就在自己的公号“不好为师而人师者”上发帖简介一下。一是有大家监督，减少一拖再拖甚至半途而废的可能性。二是请大家提意见，边写边改。不少人留言提出了很中肯、很有建设性的意见，对我的写作帮助很大。
在写作过程中，发现我的研究成了热门领域。疫情应对凸显新科技在治理活动中的力量，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健康码属于典型的疫情技治措施，作用很大，争议也很大。随着疫情的持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技术治理问题，相关讲座、对谈和采访邀约越来越多。当初选这个题主要考虑到自己的理论兴趣和研究战略，彼时技术治理属于很冷的问题，研究10多年成了“香饽饽”，也算是意外收获。
当然，这本书还是留下不少问题，尤其是如何实施技术治理的操作性问题，是我接下来主持的社科基金重大课题“现代技术治理理论问题研究”的研究任务。
从某个侧面看，当代社会属于技治社会，尤其正在向智能治理社会进化。通过对技术治理的深入研究，可以帮助理解当代社会的基本状态、时代精神以及当代人在技术时代的历史境遇。
相关的问题非常多，一套丛书也无法全部解决，所以本书只是一段未竟的思考、未完成的旅程。但是，对于个人而言，它是一笔宝贵的心灵财富、一次神奇的心灵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