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红梅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边区抗战发展壮大起来，逐步成为抗战胜利的主要力量。但是在队伍发展壮大的同时，边区也出现了“干部荒”的问题，毛泽东曾经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1]，当时干部的缺乏及军政素质的欠缺直接制约了抗战形势的进一步推进。1938年9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现有的骨干还不足以支撑斗争的大厦，还须广大的培养人才”[2]。抗战形势紧迫而多变，如何满足军队对干部的需求，如何提高现有干部的军政素质和领导能力，成为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实施干部教育迫在眉睫。
陕甘宁边区的干部教育分为在职干部教育和学校干部教育两种形式，1938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组建了干部教育部，从这一时期开始，干部教育有了极大的发展。
《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实施之后，在职干部教育逐步走上了有组织有计划的道路。这一计划把学习的干部分为甲、乙、丙三类，并规定：“甲乙两类如在必修课外能研究更多的东西，不予限制。”[3]干部教育政策实施之后，在延安及其附近八子里的各个组织成员均参加了学习，包括干事、科员、班长以上的干部以至中央负责同志，达到了干部教育的第一个高潮。随后1940年3月，在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中将干部的划分进行了细化，把在职干部详细分为四类，分别是有相当文化理论水准的老干部、文化理论水准都较低的老干部、有相当文化水准的新干部、工农出身的新干部，对此进行与之水平更加匹配的教育。同年，中共中央结合干部教育开展的实际又把其学习内容进一步细化，共分为文化教育、业务教育、政治教育、理论教育四部分，且每一部分又划分为更加详细的层级[4]。通过在职干部教育的开展，干部的文化水平和思想状况都上升了一个台阶。
由于革命斗争需要大批的革命干部，中共中央有计划地开设了许多干部学校及训练班，这里成为输送干部的主要来源。
一是各级党校的创办。1935年底，继延安的中共中央党校恢复后，党中央陆续创办了马列学院、各级干部训练班，这些学校主要是宣传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以用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情况来教育干部为基本任务，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各级党组织相继办理党校，为党和人民培养了大量的理论干部。
二是培养抗日的军事政治人才及创办其他各类专门人才学校。抗日之前，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了红军大学，后来抗战爆发之后改名为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在办学九年间，抗大前后培训了8期干部，相继建立了十二所分校，延安也因此成了大批知识分子、革命青年和爱国华侨的汇集地。此后中共中央在延安和陕北先后创办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军事研究院、马列学院（后改为中央研究院）、延安大学、延安炮兵学校、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等20多所干部学校，成为培养革命干部的主要阵地。
三是培养初级干部的各类中等学校的创办、发展。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的中等教育非常薄弱，由于抗战需要，中学和高级小学也担负培养干部的任务。鲁迅师范学校与边区中学的创办极大提高了当地的受教育水平，截至1941年底先后建立的中等学校有：鲁迅师范、边区中学、边区师范、第二师范、第三师范、陇东中学、绥德师范、米脂中学、鄜县师范等，到延安整风时，边区已有此类学校20余所，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干部教育如火如荼的开展极大地调动了干部成员的积极性，干部学校的教育模式也继承和发扬了土地革命时期苏区教育的优良传统，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干部。但不可忽视的是，当时延安干部教育中也存在一种“极端恶劣的毛病”，党中央尖锐指出，“目前延安干部学校的基本缺点在于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存在着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严重毛病。”[5]就实际情况来看，“六中全会后，教条主义这股妖风，反而在干部教育工作中更加猖獗起来”[6]，渗透在边区干部教育的方方面面。除此之外，在延安干部教育中还存在着一种“不正常现象”，就是不论什幺性质的干部学校，政治课压倒其他一切课目，而在一些工农出身的干部中，又存在轻视文化知识学习的倾向，将具有理论深度和难度的马列主义强行教授给文化水平很低且是工农出身的干部。因此，从1941年开始，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相继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和讲演，如：中央关于出版《解放日报》等问题的通知、毛泽东同志《改造我们的学习》讲演、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及《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等，它们的发表逐步肃清干部教育中的歪风邪气，使干部教育再次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干部教育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不仅提高了广大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和军事领导能力，同时积累了宝贵的干部教育经验，对指导当今的干部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陕甘宁边区干部教育培养了大批军政素质较高、思想进步且有专业技能的干部，极大地促进了抗战局势的展开。陕甘宁边区的干部教育本质上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其人数和范围呈逐步拓宽的趋势。林伯渠说：“八年抗战期间，为其他解放区训练了4万个以上的政治、军事干部，及成千的文化和技术干部。”[7]这对于抗战胜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其次，陕甘宁边区的干部教育在为抗日战争输送了大量优秀干部的同时，为日后新中国的建设储备了大量干部。以中国抗日军政大学为例，抗大总校办学9年间，前后共计培训了8期干部，人数达29072人，共培训出10多万名抗日军政干部。这一批干部具有较高的思想认识且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可以在抗日战争的战场上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潮中发挥领头羊的作用。最后，通过干部教育，在陕甘宁边区的受教育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的同时，探索出了有计划、有规模培养和教育干部的路子。在陕甘宁边区教育中，中共中央创立了“两个第一”的新型教育体制，这一体制紧扣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原则，力求容纳文化水平不尽相同的干部。此外，陕甘宁边区的干部教育在体制、原则、内容上进行了改革，据《解放日报》社论上所说，“在这一种新的教育内容之下，学员的积极性达到了新的高潮。”[8]同时，这一阶段党中央、军委以及西北局出台了很多文件和政策，主张成系统、成体系地进行干部教育，这些成功经验对我们目前进行干部教育仍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陕甘宁边区教育材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M].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1939—1940年）.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1941—1942年）.
[6]《解放日报》.1942-3-16.
[7]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所.林伯渠与陕甘宁边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8]《解放日报》.1942-1-13.
（作者单位：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