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友者
明代中期，随着经济的复兴，书画市场也日趋繁荣。出现了一大批包括徽商、晋商、闽商等在内的富户，他们手中聚集了大量财富。这些有钱人“多有长物之好”。于是便附庸风雅，介入到收藏以示炫耀。这正如何良俊所说：
“世人家多资力，加以好事，闻好古之家亦曾蓄画，遂买数十幅于家。客至，悬之中堂，夸以为观美。”加之朋友间聚会也常以书画名迹斗艳，以显示个人的身份。此风一旦形成，就需要大量书画作品供应。而前代书画存世又极少，因此作伪之风就变得更加历害。富商们成为了赝品销售的主要对象。
至明代后期，鉴藏之风盛行，书画交易日趋繁荣，出现了“太史之字与画，毋论真赝，即其厮养赝为者，人争重值购之”的景象，不少文人也侧足其间，参与书画造假，从中牟利，从而形成了一股难以抵挡的作伪风潮。
一、作伪之风与地区
在商品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明代中期，古玩书画行业亦十分兴旺。这时期书画作伪地区分布之广，作伪人数和方法之多，以及赝品流传之广，均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代。据记载，嘉靖年以前，江浙地区仅仿造赵孟頫书画的大小作坊就多达四百余家，由此可知明中期作伪之风是何等兴盛。
尤其是苏州，作为明代中后期书画造假最富盛名的地域之一，临仿、伪造、代笔等行径已成规模化流水线作业，很多史上最着名的书画赝品都出自此地。詹景凤《东图玄览编》曾指出“苏州专诸巷，伪造书画”。当地的山塘街专诸巷及桃花坞一带，聚集着为数众多的民间作画高手，专以制作假画为业。很多伪作出自名家的子孙、亲友和弟子之手。这些伪作大多用绢本，有着题材广泛、构图严谨、色彩鲜艳且画法工细等特点，时称“苏州片”。例如苏州专诸巷钦氏父子兄弟齐上阵，专门伪造宋元以来大家的书画，其中有宋徽宗赵估、李公麟、郭熙、董源、范宽、刘松年、马远、钱选、夏圭、王冕和黄公望、倪瓒、王蒙、吴镇等数十人，或巨幅或长卷，或小条短幅，数量甚多，故有“钦家样”的恶名。
“苏州片”的制作大多数有稿本，且以绢本青绿工细画居多。所造名头也大多是古代名家，如唐李思训、李昭道父子，宋赵伯驹、赵伯辅兄弟。但论造假商品最多的当属仇英。其《清明上河图》是众人争相仿造训、李昭道父子，宋赵伯驹、赵伯骕兄弟。但论造假商品最多的当属仇英。其《清明上河图》是众人争相仿造的对象，流到市场的版本就达几十余卷，他们根据仇英工笔青绿的画风特点，大量仿照制作。伪文徵明作品的也不少。文氏的书画在当时已是“遍海内外，往往真不能当赝十二，而环吴之里居者，润泽于先生手凡四十年。”由于文徵明为人宽厚，伪造其书画的人就更加肆无忌惮。明人冯时可就曾写道：“有伪公书画以博利者，或告之公，公曰：‘彼其才艺本出吾上，惜乎世不能知；而老夫徒以先饭占虚名也。其后伪者不复惮公，后操以求公题款，公即随手与之，略无难色。”故文氏书画的伪作和代笔相当多，情况较为复杂。此外，还有一些署李公麟的款，如《西园雅集图》《白描罗汉图》等，这些作品线条软弱，人物呆滞无神。
造假者不仅仅满足于仿制，有的还在画后面做上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赵孟頫、鲜于枢、沈周、文徵明、董其昌等大家的题跋，以增强真实性，达到欺骗之目的。像这类仿制的名人字画，在其时市场上已是很受欢迎的商品：钟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米芾）之假帖，往往被珍为异宝。仅明代苏州地区，伪“文、沈、唐、仇”明四家的作品不可胜数。孙克弘“晚年画马远水、米南宫父子云山，远近千请无虚日。人有伪貌其笔，以衣食者无数，当路悬购，十不得一真，率采声而已。”在如此的状况下，嘉兴的文人李日华不得不在日记中抱怨：“近日苏人书画舫，满载系为恶物。”
不止苏州，在全国其他地方，书画作伪也是相当严重。上海松江一带的作伪者，以造董其昌字画最多。他们多学赵左、沈士充等松江派画法。所作董画一般多用湿笔，水分较多，无董画之生拙清秀之气。由于作伪的发达，以致当地的古董贩子张泰阶为了以假充真、混淆视听获得暴利，特编撰《宝绘录》一书，专门记录着那些制造的古代大名家的作品，如伪作三国孙吴曹不兴、晋代顾恺之、南北朝陆探微、张僧繇、隋代展子虔以至宋元诸大家之作，其中不乏“元四家”和“明四家”，集晋唐至明代书画共二百多件“名迹”，并宣称书中丹青墨宝皆“稀世真品”。后经人揭穿，此书所载书画皆伪作。
至于江西南昌地区，则有专门伪造黄庭坚、文天祥等人书法的作坊。其特点是纸绢染得很黑，显得十分陈旧。但却是毫无根据的乱造，水平极为低劣。
明末时期，河南开封地区也有一批人从事伪造唐、宋、元时期的名家书法作品。其特色在于作假以历代名家书法作品为主。如唐代颜真卿、柳公权，北宋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赵构，元代的赵孟頫等人的书法。但由于其作旧的痕迹太明显，那种随着时间流逝所形成的自然褶皱感，造假者则是用手揉搓出来，因此看上去不自然。
在当时南京，作伪状况也相当空前，这种作伪现象至明末依然兴盛。
二、作伪的手法与特点
明代书画作伪比之于前代，在手法和形式上又有新发展，除了以上提到的仿制名家之作外，还有如挖掉旧款改署新款、在本无款的作品上添上名人款、赝品配真题跋等等，几乎集中了我们现在已知的全部作伪方法。但归纳起来不外乎摹、临、仿、造及对真迹改头换面等手段。
作伪的手法各式各样，一时古今名家之赝品充斥泛滥。较普遍的一种手法是把原画改款、添款，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改头换面”。有些作伪者，把明代院体画家作品的名款挖去，改成宋代某画家之名款，冒充宋画出售。如明代的一幅山水画《阔渚晴峰图》（现藏故宫博物院），无款，原为宣德宫廷画家师法郭熙之作，为后人挖去原款，在右下角添上郭熙的伪款，企图冒充北宋名家的山水画。又如明宫廷画师朱端的一幅人物故事画轴（现藏故宫博物院），原画左边中上部有“朱端”二字款，下面铃有印章二方。作伪者将“朱端”二字挖去，印章也刮得模糊不清，把标签写成了宋马远的《弘衣渡口图》。但经过认真鉴定比较，可看出其画法风格异于马远，时代风格又不相符，详细观察，发现画上方中部铃有“钦赐一樵图书”朱文方印，此乃皇帝钦赐朱端的专用印章，他人不能假借。
对于此种方法作伪，时人屡试不爽。清顾复曾谈到明“院体”、“浙派”画家三人的画被改成宋人画的情况：“迩来三人之笔寥寥，说者谓洗去名款，竟作宋人款者，强半三人笔也。”他就曾见到吕纪《杏花双雀图》被改作宋代的黄筌款。后来明代院体画传世稀少，甚至一些宫廷名手之作竟没有一件流传下来，究其原因，或许与这种改头换面、明画冒充宋画的作伪因素有很大关系。
明代的名家有时碍于面子，对假名款心知肚明不肯说破，但又不想违背良心，就在题诗时暗示。如款为李赞华的赝品《射鹿图》，本来是黄道州所画，卷后有朱德润等四人题识。造假者于是把题识去掉，再题作李赞华画。但作伪者粗心，以致“原作者黄道州三字尽处尚剩有迹”。后来沈周知之，欲题出道宗，恐翻前案，故题其诗末句云：“欲辩题痕迷纸缝”。可见石田为人蕴藉而盛名，诚不虚誉。这正像作伪者虽“逞其心力仿作古人之迹，不但不知者易诳，即素识画理者，亦几莫能辨”。然“及识破，但觉满纸牵强，不待与原画对劾而知也”。
画家们对此事表现得如此含蓄，这让造假者越发得猖獗。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作伪者可谓无计不施，他们想出了以割裂分装的方式造假，即将一幅画分割成数幅分别装裱，分头出售，以牟取利润。如1675年吴其贞在杭州翁氏家观赏宋吴炳《桂花八哥图》绢画一方幅，“气色尚佳，画一八哥栖在桂花枝上，精彩如生，识吴炳二字。翁氏后售于人，分作二幅，一有八哥，一无八哥，复画一鸟栖在桂花枝上，欲啄飞蜂。见者莫知其作用也”。一幅画分割为两幅，再补画一只八哥，观众居然看不出破绽。翁氏家人一倒手，便能赚一倍的利润，真是聪明至极！
无独有偶，《溪山深秀图》卷（现藏故宫博物院）是一幅浅绛山水，其结构紧密，用笔较粗硬，皴笔过繁，设色浓重，虽具备沈周晚年某些特点，但笔画粗俗板滞而有一种火气，缺乏沈周晚年笔墨中刚柔兼用、劲健清秀的特点。其中局部如杨柳、芭蕉等处，则有所区别，或出自亲笔。此画的拖尾有王稚登、文嘉二跋，均属真迹。但细看此画，才发现是一半真一半假。
残缺补全的手法运用得也不少。原作在流传过程中破损缺失，今人将缺失的部分补全。若有根据，补画者又有相当的水平，是一种不错的办法。若是想当然补画，费力不讨好，而且会伤及原作。如“王叔明所性斋纸画一大幅，画法松秀，丘壑幽深，盖效王摩诘。为叔明妙作……气色尚佳，惜其下段中央一大缺，今人全之。”
这时期又出现了前人不大用的挖镶补画。如“梅道人源头活水图一幅。纸盖澄心堂也。气色佳。绘高松山水，作劈斧皴，画法文秀有殊于常。题曰：‘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元统三年冬十月，为德翁作，梅花道人。而德翁二字是挖镶上者。此图下段水口原纸，后人复接上纸有二三寸，亦补其画，使水口高之。此画蛇添足作用也。四角有项墨林图书。”作伪者为了能卖得高价，真可谓绞尽脑汁，能想得出的办法都用上，想方设法蒙骗买家。
明中后期作伪的一个显着特点是快。以沈周作品为例，文徵明曾评“近来俗手工摹拟，一图朝出暮百纸”，而祝允明在《记石田先生画》中也感叹沈周“片缣朝出，午已见副本；有不十日到处有之，凡十余本者”。
三、作伪者与代笔人
作伪利润丰厚，致使一些无名书画家或画工，以伪造书画卖钱糊口。连有些出名的文人书画家也向此中讨生活。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士皆以糊口。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百毂则全以此作计然策矣。”就连张凤翼、王稚登这两位着名文人都从古董作伪中渔利，其他世俗者就可想而知了。
明代书画作伪者一般都隐姓埋名，托名以传，难以留下姓名。但在明代画史和一些笔记中已有作伪的现象的记录，故仍记载下一些作伪者姓名乃至简况。另外通过存世作品的真伪对照，也能披露一些人。像詹喜、王涞、王彪、陆远、吴应卯、文葆光、朱朗、李着等就是一批活跃于全国各地的作伪高手。
作为当时最大造假集中地的苏州，“大抵吴人多以真跋装伪本后索重价，以真本私藏不与人观”，造成了艺术品市场的真赝纵横、鱼龙混杂。在造假的过程中，一些高手脱颖而出，成为苏州片的代表人物。如王彪“善画精于临摹，尝仿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几欲乱真”。
作伪的兴盛，使得造假者趋之若鹜，当时还有个叫王涞的人，与沈周同时代，画法很似沈周。其画多署沈周款，是一位专业作沈周的伪画能手。文震孟曾云：“获溪王氏，世有闻人，而茗醉尤称风雅，与沈启南先生盖同时同调，其翰墨风流亦相亚也。然世咸知沈先生而不知茗翁，层峦叠巘，往往割其名而托之沈以传。……不睹标题，鲜不以为白石翁手笔矣。”所造沈周的赝品极度逼真，一般人难以看出来。
另有陆远，专门作宋、元、明大家假画谋生。他自身也是个小有名气的画家，但所造的历代假画似乎比其本款作品流传下来的还要多。除了董源外，陆远也伪造过元代的高克恭、黄公望等人。
专造文徵明赝品的朱朗，在当时亦颇有名。据《明画录》朱朗传云：“朱朗，字子朗，吴县人，学画于文徵明，乃以写生花卉擅名，鲜妍有致。其山水与徵明酷似，多托名以传。”朱朗的作品，传世不多，大概多造文徵明的作品，因而以自己名义所作的画，反而少见了。
还有名人子孙后代造假的吴应卯，是祝允明的外孙。吴应卯作祝允明伪书法比文葆光水平高，可以达到乱真的地步。至今故宫还藏祝允明书诗《秋兴八首》，它是现今所知吴伪此题目作品的七件之一。
除了这些专门作赝品的人外，历史上还有许多着名书画家或名人，为了应付众多求画者，常指定门生、仆人或亲属代笔。这在明代已演变成一种社会风气，正像姜绍书所言“吴中鬻古，皆署以名人款求售”。如沈周、文徵明、董其昌等人，都有代笔作品流传于世，使后人难辨其真伪。据姜绍书《韵石斋笔谈》记载，书法中最着名的代笔人是吴易。作画代笔有赵左、僧珂雪、沈士充、吴振、叶有年等。朱彝尊《论画绝句》“隐君赵左僧珂雪，每赞香光应接忙”，自注云“董文敏疲于应酬，每倩赵文度及雪公代笔，亲为书款”。
历代众多的代笔人中，除个别少数成为着名画家之外，大部分人被画坛冷落，成为所谓的冷名头、小名头，甚至成为在美术史上查找不到名字的无名画家。
四、结语
明代是艺术品市场异常繁荣的时代，书画艺术在宋元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然而，明代的这段书画作伪历史却是值得后人正视的。作伪虽然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市场的混乱。但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会发现，书画作伪的同时，也流传出了许许多多经久不衰的趣闻轶事，它让艺术市场变得五味杂陈、妙趣横生，也让我们更加真实地看到那个时代艺术市场丰富的细节。同时也锻炼和考验了收藏家的眼力，从而应运而生出众多的鉴定大家。
相比明代，当今的书画作伪风气毫不逊色，并大大地超越了过去。在沿袭古代的作伪手法之外，又有所创造。然而在明代，因为怕有因果报应，一些人即使作伪，也会故意在画上或题跋中留些破绽，以便后代之鉴者有迹可循，倘若买家鉴定不出的话责任就不在于他了。然而，在当今，这些人却全不顾，他们追求的是极力仿真，唯恐被人识破。在高额利益的驱使下，他们利用了高科技手段造假，比如用电子扫描技术复印出傅抱石的原作本，然后让造假高手再在上面临摹，所造出来的画几乎与原作分毫不差、极度神似，专家也难辨真假，以致在拍卖会上被当成真迹卖出。所以，现在的拍卖会上，可以看到那些古代和现当代的名迹是越拍越多。但无论怎幺说，万变不离其宗，只要了解作伪的手段与手法，对我们鉴别或投资字画无疑有着巨大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