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瑞
【摘 要】历史上的莒地，从商代姑幕、春秋莒国，到公元前431年先为楚国所灭，后为齐国所占，在漫长的时代变迁中孕育了古老的文化。20世纪中叶，从陵阳河遗址中出土的陶制大尊以及其上的“图形符号”，更证明了早在数千年前，莒地的人民已经创造出中华民族最早的文字雏形。从文明的发展进程来说，文字是其诞生的重要标志；而从文字中折射出的莒文化更与今日流传于世的中华文明有着莫大渊源。
【关键词】莒地 莒文化 中华文明 文字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位于莒地（昔日）的大朱村、陵阳河以及诸城前寨等隶属于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区域，出土了刻画陶文以及一件朱书文字。这十几种、二十余字经过一批学者的考证后认为其中既包含象形文字，也存在寓意文字。各种复杂而深邃的解读，充分说明在莒地这座东方之城中的人民，凭借自身的智慧和对生活的理解，创造出中华民族最初的文字符号，而由文字所酝酿的文化更在数千年的历史浪潮中逐渐汇入中华文明的庞大版图，对整个中华文明的诞生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一、文字——衡量古文明的重要元素
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在其所着的《古代社会》中提出这样一种观点：文明始于表音字母的发音，始于文字的使用。恩格斯在相关的研究中认可这一观点，并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人类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由此观之，文字是衡量文明的一项重要元素，而中华文明就要从古老的汉字当中寻根溯源。
关于汉字的起源，《吕氏春秋》《荀子》等古书当中有关于“仓颉造字”的记载。《万姓统谱·卷五十二》中将仓颉描述为轩辕黄帝的史官，称其“有四目”“观鸟迹虫文始制文字以代结绳之政”，颇有传说意味，所以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中华民族文字诞生的佐证。另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汉字，但事实上甲骨文诞生于商代后期，而且从字数以及文字结构来看，此时“六书”已经成型。而在此之前，中国的汉字演变必然还经历过一个更为漫长的时期。
在相距甲骨文已经成型的更为久远的年代里，大量的陶器以及陶器上所刻画的纹路、符号引起相当一部分学者的关注。例如，在渭水流域的陕西西安、临潼、铜川、宝鸡以及甘肃秦安等地发现的刻有符号的仰韶文化陶器；在上述地区发现的早于仰韶文化的、刻有符号的陶器；而晚于仰韶文化的很多文化体系中，亦有刻有符号的、甚至根据笔画可以推测使用毛笔之类工具绘写的陶器，都有几分中华民族文字雏形的味道，有的甚至已经接近后期甲骨文中的文字形象。这充分说明，从仰韶文化以来陶器上刻画的纹路、符号是逐渐向甲骨文之类的文字靠拢与发展的趋势。
二、莒地陶器文字显现中华文明的曙光
就在学者大篇幅对各类文化遗址所出土的陶器及其刻有的纹路和符号进行研究、找寻汉字诞生的印记时，今位于山东东部、旧时称之为“莒”的古老“城市”以及其内出土的大量陶器，再度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和惊叹。
从功能来说，陶器是基于存放粮食、炊煮食物等需求而诞生的，某一时期、某一地区制陶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反应了其社会经济及文明的发展程度。从莒地出土的各类陶器来看，数千年前的这里陶器品种多样，造型丰富。尤其是陵阳河出土的、夸张鸟形的陶器，更是间接呈现了古老莒文化的图腾印象。另一方面，在距今4300～2500年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尤其是在晚期制作的各类陶器中开始出现了富有特殊含义的刻纹。如20世纪60年代在山东莒县出土的一批灰尊陶，上面就有填涂红色的符号，而且这些符号的结构和刻画的位置与日后的商代青铜器铭文极为相似。1977年中国着名历史学家经过考证，对莒地出土陶器中所见到的9种符号进行诠释，大致推测出“斤”“戌”和“炅”等字。有趣的是，在莒地之南，地域和今山东地区接连的良渚文化，在其后世所出土的陶器当中，也刻有与莒文化相似的纹路和符号。而且这些符号不仅存在于陶器之上，还有部分玉器中也刻有类似的符号。这两种风格迥异但却存在联系的文化，充分说明两个地区的人民在古老的年代，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着交流和对话，这些符号便是其交流过程中所存留的印记。而作为文明诞生的重要标志，后期在陵阳河以及大朱家村遗址中所出土的陶尊以及陶尊上所刻有的图像、符号，更说明文字最初作为一种符号形态已经逐渐被定型、被量化。其诠释着一种情感，从最初应用于古时祭祀、祈雨、祭祀神明，到被广泛应用于各类与日常生活相关的记录当中，逐渐烙印在先人的生活形态与习惯当中，并折射出中华文明最初的曙光。
三、通过与齐鲁文化比较，看中华文明进程中的莒文化
严格意义来说，齐鲁文化是在莒文化之后所形成的文化形态，可以视作齐文化和鲁文化的合称。齐文化是以春秋齐国姜太公思想为核心，并融合当地土着文化所生成的一种文化意识形态；鲁文化则是依托春秋时期孔子的儒家思想而形成的文化思想体系。由于莒文化、齐文化以及鲁文化三者在诞生地域上存在根本的相似性，通过对三者进行比较可以感受到莒文化在漫长历史轨迹中的发展、传承，更会感受到其对于整个中华文明的影响和意义。
（一）礼之比较
莒文化轻礼，齐文化简礼，鲁文化重礼。
中国为礼仪之邦，而在遥远的封建社会，所谓的“礼”是巩固登记制度、维系社会秩序，用于调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规范和守则，其不仅是中国古代秩序诞生的源泉，更是封建社会法律存在的前提和根本。
莒文化轻礼却尚力，这种力可以诠释为基于本性的复仇精神和对战斗的崇尚，这种崇尚既包括个体间本质的私斗，亦包括种族群体之间的公战。其文化思想体系接近于人类生存的本能，接近于原始和自然。换言之，在莒文化的体系当中，礼的约束意义并不明显，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大多还是基于本性。
齐文化简礼却重武，从姜太公治齐，到管仲辅佐齐桓公治齐，再到晏婴辅政治齐，从因俗简礼到简礼重俗，再到简礼尚实。另一方面，其文化对于武的崇尚不同于莒文化的本质和原始，更倾向于个体间的争斗，“怯于公战”，所以集体的融合感并不强。
鲁文化重礼尚义而且轻利，可以说莒文化、齐文化延续到鲁文化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差别。可以说鲁文化更加接近于道德境界，也更贴近于今日中华民族文化根基当中所存在的明是非、知礼仪。甚至从发展脉络来说，齐文化是莒文化经过变革后的进步，鲁文化是齐文化变革后的呈现，而鲁文化本身则贴近于儒家学说中的“大道”之说。
（二）中华文明进程中的莒文化
在中国封建王朝启幕之前，莒地建为部落，乃东夷文化的中心，因重仁义、讲诚信，而被称为“君子之国”。学者将承载这一部分中华文明记忆的、莒地出土的陶器上所刻画的符号称为“陶文”，将莒文化、齐文化与鲁文化并列为山东地区的三大文化。莒文化不仅是齐文化、鲁文化的根基，更是推动和影响后续文化成熟和发展的强大驱动力。今天，为国人甚至是全世界对中国文化颇感兴趣的人所推崇的孔夫子及儒学之道，恰恰是在以莒文化为起点的“仁义”文化影响下，慢慢生成的。儒家文化不仅影响国人，更传播于世界。而当人们寻根溯源、从历史古籍和文化遗迹当中找寻孔子思想的萌芽时，我们更应看到同样生存于山东地域的莒人所酿造的莒文化，便是中华文明最初的萌芽之一。
文字是文明诞生的重要标志，而从莒地出土的陶器上所拥有的形态各异的符号和纹路，向我们诠释了远在数千年前的文明萌芽。莒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让这一承接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文明时期呈现出强烈的独特性和连贯性。其所拥有的文化、思想不但属于今天仍居“莒地”的后世民众，亦属于整个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诞生与莒文化有着重要联系，灿烂的莒文化为后世文明的发展和民族的进步埋下了深厚的文化积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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