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思凡

摘 要:宋代的隶书向不为后世所重,因风格较为单一,艺术表现力不强,但着名书法家米芾笔下的隶书却与时人不同,他突破当时程式化隶书的影响,将隶书演绎得自然率意。文章从书迹入手,将同时期书法家的隶书作品与米芾隶书相对比,归纳米芾隶书书风特点,并着重从其天性、经历、取法三个方面探讨影响其隶书书风形成的原因。

关键词:米芾;隶书;率意书风;成因

1 米芾隶书创作的背景与时代风格

1.1 家学渊源与仕途境遇

米芾的父祖辈皆任武职,从五世祖米信开始,便是赵宋王朝的开国元戎,后因北宋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形成了“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局面,米芾的父亲这才决定让米家后代弃武从儒。自此可知,出生在这种世代为武官的家庭,其骨子里的性格并非如一般读书人那样平静随和,而是保有习武之人的率意不拘。《宋史》言:“宣仁高后在藩,与其母有旧。”宋庄绰《鸡肋编》卷上言:“或言其母本产媪,出入禁中,以劳补其子为殿侍。”可知米芾“荫庇”入仕,曹宝麟教授曾道“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人生三大目标,何曾像老米那样以书废事呢?”他并没有什幺政治理想和政治野心,从侧面来说这也有利于他保持天真恣意。

米芾的隶书创作风格多样,这与好友李公麟对他的影响以及他在宣和内府接触了众多古器物是分不开的。北宋中期,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开金石学之先,大量收集商周秦汉时期的钟鼎彝器、碑刻,并进行着录和研究,其本意虽不是针对书法,但对时人篆隶书的学习有着较大的推动作用。米芾自然也不例外,在其任职太常博士期间,他观赏了大量的古器物铭文,实物的接触对他的篆隶书创作有着巨大的影响。他将风格各异的古器物铭文融入隶书创作中,其隶书风格也呈现出多样化的面貌,有别于同时期其他学习魏晋风貌书家笔下的隶书。

1.2 隶书创作的时代风格

一般来讲,宋代是有隶书繁盛的社会基础及历史基础的,但或因尚意书风的引导,篆、隶、楷类书体的规范与严整性不如行草书利于情感的抒发,又或因宋代人过于重视蔡邕的《熹平石经》等官方程式化隶书等原因,导致宋代隶书的研习者虽然不少,其隶书创作的艺术水准却普遍不高。元代陶宗仪的《书史会要》中收录了不少宋代的善隶书家,仁宗时期是最初开始兴起取法汉魏隶书的时期,以此时期存有的王洙隶书作品《范仲淹神道碑》(图1)为例。

朱长文在《续书断》中称:“(王洙)晚喜隶书,尤得古法,当时学者翕然宗尚,而隶法复兴。”可见其隶书是具有一定的时代代表性的。王洙的隶书在用笔上略显板滞,点画、粗细变化不大,体势上略呈长方形,《王氏谈录·笔法》载:“公言用笔须圆劲,结体须作方正,然后以奇古为工。”与汉魏隶书风格相似。

与米芾并称为“宋四家”的蔡襄也有隶书传世,如《刘蒙伯墓褐文》的碑额(图2)。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隶书较汉魏风格的隶书更为规矩、整洁,除不似唐隶略呈扁状外,其行笔严守法度、注意雕琢,近似唐隶,但缺少自然地流露。

北宋中后期司马光、蔡京、黄伯思也以善隶为名,以司马光《王尚恭墓志》为例(图3),此墓志中隶书在体势上与王洙《范仲淹碑》相似,方正且近纵势,笔画更加厚重,也有汉魏时期隶书的风貌。

2 米芾隶书风格的厘定

米芾的隶书在用笔、结体、布局、风格上则与上文提及的同时代其他书家的隶书作品有明显不同。南宋时高宗赵构命以内府所藏米芾墨迹摹勒上石,刻成《绍兴米帖》,其中现存米芾篆隶作品17件,隶书9件,暂将其划分为四类风格。

第一类风格如图4(左),是米芾隶书作品中相对平稳的一类,尤其是横画的处理,入笔方劲,中行遒缓,但已经出现行书笔意;第二类风格如图4(中),点画的起收转折方中有圆,尤其是对波挑的处理,不仅横画一波三折,仅一个收笔处便极具装饰意味,用笔丰富;第三类风格如图4(右),其与第一类风格较相似,属于第一类风格的放大版,相对第一类更加率真自然,行书笔意也更多,收笔处更尖锐。

第四类风格如图5,是米芾隶书作品中最率意的一类。在点画的表现上,行书连带关系更为明显,笔画的起收笔处都没有进行专门的处理。字与字之间、单个字中的笔画之间轻重缓急较为夸张,波势之笔多按笔铺毫,且点画粗细对比非常强烈,出锋轻佻率意。从整体的章法上看,字距、行距随机留空,上下错落有致,与通常的隶书章法相去甚远,反而带有行草书章法的意味,可谓“不守规矩”。正如傅申在《海外书迹研究》中说:“他的隶书是用他习惯的行书笔画写出的,总的结构趋向垂直,字的间架较松散,笔法自然,不因袭时尚。”

综上,米芾这四类隶书的创作迅疾跌宕、风格多样,正如他自己明确提出的戏墨观点—“何必识难字,辛苦笑扬雄。自古写字人,用字或不通。要之皆一戏,不当问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这是宋代尚意书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他癫逸性格在书法创作上最生动的体现。

米芾的这几件隶书作品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地方值得注意,那便是其抄写的内容与现刊行的原典籍内容有较大差异,常有缺衍、颠倒现象,并且还有不少异体字出现。以图4为例,这是其抄写的《般若波罗蜜心经》。但米芾在书写时,直接在第一个“舍利子”后插入了第二个“舍利子”后面的内容,即“是诸法空相”;无独有偶,在“空不异色”之后又脱文八字,接上了“空即是色”后面的内容。笔者对此推测有二:一是米芾因书写时只注重用笔而忽视了文辞内容,故思想神游将文本写错;第二种推测是米芾对于文本有着自己的解读,他认为有些文辞属于重复,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与前文“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意思相近,故将其省略;又如原文中对舍利子的解释出现过两次,一次是“舍利子,色不异空……”第二次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米芾将“是诸法空相”插入第一次的解读之中,构成“舍利子,是诸法空相,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总分结构,也更利于理解。这表明他对于书法也好、佛经也罢,从来不是盲目地认同、采取,而是补上了自己的思考。

刘镇《尚意书风下的篆书日常书写考察—以米芾为例》曾提出类似的问题并阐述其观点,他认为我们不能妄加猜测是米芾当时书写依据的文辞版本不好,或者刻帖人文化水平低劣等原因,“不如说其援引行草书创作意趣到篆书创作中进行极致地表达,已经超越对文辞本身的关注”,这样的观点更加符合实际,也更符合米芾的个性,其隶书创作亦如是。

3 隶法师宜官

《宣和书谱》中载:“文臣米芾……诗追李白,篆宗史籀,隶法师宜官,晩年出入规矩,深得意外之旨。”米芾在《自叙帖》中也自称:“入晋魏平淡,弃钟方而师师宜官,《刘宽碑》是也。”汉末书法家师宜官并无作品传世,但南朝梁武帝在《古今书人优劣评》中对其作品有这样一番点评:“师宜官如鹏翔未息,翩翩而自逝。”结合文章第一部分对米芾隶书作品风格的观察,可以说这番点评用在米芾隶书上也是相当合适的。

师宜官在汉末以隶书着名,但其风格与汉魏隶书的整体风格不甚相同,在众人以蔡邕《熹平石经》这一类端庄古朴的隶书作为学习的不二法门时,米芾却“弃钟方而师师宜官”,这或许是米芾虽取法汉魏隶书,但其作品中少有汉魏隶书的气息,并不真正符合汉魏隶书美学特征的关键因素。

至于米芾为何要选择取法师宜官的隶书,笔者有如下推测。首先纵观米芾的学书历程,可以发现他本身就对自然率意、不拘小节的书风有着特别的偏爱,一如他学颜楷而放到一幅纸大小,目的便在于得到宽博正大的体势;他曾豪夺沈传师的大字诗碑《道林寺诗》,此诗碑也是结构宽博;他学习段季展,得其刷掠奋迅,故作大字悉祖之;他还将书法比作金玉,意在推崇作书的随机即兴,一如师宜官当街题壁、醉书,妙境不由“预想”而得。

若具体分析两人的渊源,一是在性格方面。西晋书法家卫恒《四体书势》中最早有师宜官作书的记载:“……至灵帝好书,世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甚矜其能,每书辄削焚其札……”他与米芾一般,都是一位在时人眼中“疯癫”的书法家,流传下许多“放浪形骸”的小故事,并且“甚矜其能”,有一身才华与傲骨。米芾会故意制造舆论,以求通过精勤与智慧来留得身后名,与师宜官在街上题壁书写丈长大字“哗众取宠”异曲同工;米芾对“尚意”的追求,即舍去一切功利目的,师宜官作书也是如此,只为自己尽兴。因此米芾选择师宜官,追求的是心灵上的归属。

二是源于米芾对楚国书法艺术的崇拜与追求。楚国为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诸侯国,其属地大致为现在的湖南、湖北、河南省南部、江苏、浙江等地。米芾自诩其为楚国后裔,而师宜官是南阳人,南阳亦位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境内。

三是其“不以书名大小而妄为耳鉴”。上文提到汉魏擅写隶书的传世名家主推蔡邕,梁鹄亦有卓越的成就,师宜官的名气虽在,却并不如他们。但米芾博采众长,不以书名大小而妄为耳鉴,亦如他赞赏唐朝并无盛名的段季展,以及学习并不着名的罗让等。

四是米芾的特殊执笔法,即五指包管。这样的执笔方式最适合站立书写,尤其是题写墙壁,羊欣在《采古来能书人名》中有对师宜官的记载:“甚自矜重,或空至酒家,先书其壁,观者云集,酒因大售,俟其饮足,削书而退。”从这一则记载可以看出师宜官的个性张扬,也证明其擅长题壁,而米芾的五指包管法使他在学习师宜官的题壁书时更为得心应手。当然,最关键的一点还是米芾对师宜官隶书风格的认可与喜爱,毕竟隶书这一规整的书体与他对率意的追求似乎并不合拍,他在临写程式化的隶书时可能常常会感到不自在,而从师宜官“如鹏翔未息,翩翩而自逝”的演绎中他看到了希望,从而意识到隶书也可以作为抒发性情的载体。

4 余论

米芾将创作行草书时的意气、用笔融入隶书当中,继而将隶书也改造成了“尚意”的载体,形成了不同于时代的个人独特的隶书风貌。关于其隶书风格的成因,据史书记载当与师宜官有着不可分的关系,但因缺少师宜官的书迹进行实物佐证,我们也只能通过文献记载去勾连、推测。对于米芾隶书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地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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