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扬
（河南博物院，河南 郑州 450002）
史籍对于牙璋的记载最早见于周代礼书，可惜图形不备，使后人不能明确了解其形制。宋人聂崇义所写的《新定三礼图》记载了牙璋图形（图1），图中器物端部斜刃上为锯齿形，但这种形制的玉器至今未见于考古发现。清人吴大 着《古玉图考》，将其中一件“有旁出之牙”的玉刀形器认定是《周礼》所记载的“牙璋”，开启了“牙璋”名实对照的滥觞。吴氏对于牙璋的界定以出土玉器形制为据，比聂崇义的臆想中的形制更易为人所接受，所以后世学者多沿袭其说法，影响至今。但也有不少学者不认同这种定名，如夏鼐先生谨慎地称之为“刀形端刃器”①，日本学者林巳奈夫则称之为“骨铲形玉器”②。1994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发起的“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讨会”上，学者们对牙璋的定名、分布、演变、功用等领域进行了多角度的阐释和研究，将牙璋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虽然在很多具体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但“牙璋”之名沿用下来。近年来，又有诸多学者对于之前所称的“牙璋”进行了重新考察，或认为当称作“琰圭”③，或认为当称为“瑞圭”④，或认为即“玄圭”⑤。所以到今天牙璋的名实对照仍旧悬而未决。笔者拟在前辈研究成果基础上一抒浅见，以期对解决这个问题有所裨益。
图1 《古玉图考》中的牙璋
先说牙璋的“牙”字。前贤都认为“牙”指的是近柄部两侧的 牙饰。吴大 说：“圭璋左右皆正直，此独有旁出之牙，故曰牙璋。”⑥这是最早将牙璋之牙与近柄侧 牙饰联系起来的说法，后来学者多风从这种说法。这种说法大概源于郑众给《周礼·典瑞》“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一句作注时所说“牙璋缘以为牙，牙齿兵象，故以牙璋发兵”以及给《周礼·玉人》“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作注时说“二璋皆有 牙之饰于琰侧”。吴大 将“缘及琰侧”认作两侧边，实际上所谓“琰侧”指的是前端斜杀刃侧上。林巳奈夫就认为“ 牙是饰于斜削的一边”⑦。宋人聂崇义《新定三礼图》将牙璋图形画作前端呈锯齿形，已经有这种看法，可惜终因未见实物，而将牙璋前端的齿设置过多，显得不伦不类，然而他将齿牙安排在斜削的端刃上的理解却是合乎古制的。郑玄注《周礼》时说：“牙璋缘以为牙，牙齿兵象，故以牙璋发兵。”“牙齿兵象”一语指出了其使用部位。观察牙璋的形制，前端歧齿多削薄如刃，即便不为实用，也保留了实用武器锋刃之制式。牙璋柄部两侧的 牙圆钝无比，不敷实用，纯为装饰。所以笔者认为用前端歧齿释牙璋的“牙”远胜用鉏牙饰释“牙”。其实，牙璋柄部两侧的 牙饰，与夏商周时期玉钺、玉戚、玉璧上常见的扉棱饰并无二致，而典籍不见有牙钺、牙戚、牙璧（近世学者将璇玑称为“牙璧”，而牙璧之名本不见于先秦典籍）的说法，独有璋前冠以“牙”字，可知“牙”的得名不在于其有扉棱饰。既然如此，传统认为是“牙璋”的器物，我们应当重新加以划分。笔者认为，无论有无鉏牙装饰，前端歧出作两齿之形的凹刃耜形玉器应当称作“牙璋”，前端作凸弧形或尖首形乃至平直刃的应当视作圭一类，前端斜杀的则为璋。实际上，上述三类器物的来源也不同。笔者以为，圭应该源自斧钺之类杀伐工具，璋来源于玉刀，凹刃礼器牙璋当是源自农业用具耒耜，林巳奈夫、戴应新、王永波等都已有类似的看法。这类端刃器近柄部的扉棱饰是龙山文化尤其是山东龙山文化中的典型风格。林巳奈夫论证过玉器边缘饰以扉棱的做法源自山东龙山文化⑧；李学勤先生也提出耜形端刃器发源于山东的可能性⑨；王永波通过对牙璋的分型分式以及相对年代的推定，结合前人研究得出“耜形端刃器发源于山东史前文化的可能性”；邓聪、栾丰实先生等也持相同看法。因此，端刃器源出山东龙山文化应无疑义（端刃器最早的实物为大汶口文化的晚期，但仅见一例），至于陕西神木石峁出土此类器年代亦可早到龙山晚期，但“这些玉器只是战利品，没有被当作祭品或随葬品，也没有进入神木先民的精神生活里”，这样的看法似乎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上述三种形制的器物当为不同族属人群各自偏好的工具或武器，其来源并非单独一种，在龙山时期大量出现。此类器近柄两侧饰以扉棱，使其礼器色彩更浓，应当是龙山晚期以来大规模部落联盟由此引发的社会制度上的变革，礼制的产生所反映的物料证据。杨伯达先生对牙璋的界定“以端为双尖下弧刃或双刀相对刃，身柄之间具有牙齿状饰的刀形器为限，其端为凸弧刃或平刃者不在讨论范围之内”⑩，这种界定近于笔者对“牙璋”的认定，但杨先生仍受限于以近柄侧 牙饰为牙的认识，因此说“90余年间，殷墟出土的玉器中一直未见牙璋，这说明其在中原的发展至商代早期已近尾声”。实际上这只是与玉器本身工艺发展相关，准确来说为扉棱装饰式微，而非牙璋的式微。其实以歧出之尖端释“牙”，冯汉骥、童恩正两先生已有提及，可惜未加申述故而不被学者们重视。
再论牙璋与璋的关系。笔者以为，想要探究清楚牙璋的形制，必须先判明璋的形制。许慎《说文解字》：“剡上为圭，半圭为璋。”也就是说圭上端为两侧斜杀的尖首形，璋则是前端一侧斜杀的刀形。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在给《公羊传》“宝者何？璋判白”做注时也说“亦半圭曰璋云”。汉人对于圭、璋形制的认识也可见于同时代碑刻上。宋代洪适《隶续》中收录汉碑上的“六玉图”，圭、璋的形制与许慎、郑玄的说法相同。这种说法被清代以来的学者沿用，甚至近代考古学家在殷墟发现这种半圭形器时也是称之为“璋”，夏鼐先生也说“玉璋原指半圭形的玉版”⑪。然而对于什幺是璋今人又有不同的说法。杨伯达先生在对比“商”“章”古文字后，认为商为璋的本字作，其下部与牙璋之形相同，故一改前人“半圭为璋”的传统说法，而将尖端呈歧出两齿的（笔者界定为牙璋者）称为“璋”⑫。实际上，杨伯达先生把“商”作为“章”的本字（宜侯 簋铭文以“商”代“璋”字）进而认为“章”字来源于牙璋之形的论证值得商榷，古文字释读本非确定不移，期间又多转注、假借，如果以字论形容易导致失去其本来的意思。与杨伯达先生不同，何景成以金文中有“章”（“璋”之本字），写作或，与以柄形器配以羽状玉片的形制相似，而认为璋即柄形器。以考古大量发现的夏商至西周时期的柄形器作为璋的看法并非肇始于何景成，王永波最早提出，姜涛、李秀萍等附议⑬。然而对于柄形器的功用，学者有不同看法，如刘钊认为柄形器可以用为石主⑭，这种说法被安阳后岗殷墓所出土文物证实。李学勤先生从现藏天津博物馆的传世小臣柄形器自铭为“瓒”，从而认定柄形器为圭瓒、璋瓒之类，是行 礼时所用的玉勺柄部⑮，可以称为卓见。对于何景成所认为柄形器配以玉片的使用方法，其形与金文“章”字近似的说法，查找考古资料，柄形器配以羽状玉片的组合使用方式最早见于张家坡、灵台百草坡、洛阳中州路和客省庄等西周时期墓葬中，在西周以前却未见如此用法。可见，此种组合使用方式当是西周时期制定更繁缛的用玉制度后出现的新方式，林巳奈夫认为这种装饰方式是文献记载的“缫藉”之类，而柄形器本身为大圭或璋⑯，《聘礼》所说“取圭垂缫”，这种说法或许更接近事实。
因此目前来说，“半圭为璋”的传统界定仍应当遵从。既然牙璋以璋为名，那幺它的形制应当与璋有关，以考古发现而言，除少部分牙璋两尖端长短基本持平外，绝大部分两尖端并不等长，若将两尖端连一线，其实也是斜杀的刀形，由此，牙璋之形既不全同于璋，却又可见其脱胎于璋。然而“半圭为璋”的界定始于何时？如前所述，圭、璋、牙璋在新石器时代来源于不同武器或工具，圭璋不同源，那幺“半圭为璋”的概念应当还未形成。到了商代晚期以后，璋（含牙璋）与圭渐至合流，如殷墟刘家庄南出土朱书玉片（图2），该批玉片端部有呈尖首圭形，也有呈斜杀璋形，发掘者统称之为“璋”⑰，朱书文字中有一字从“土”从“戈”，作，王辉先生释此字为“圭”⑱，李学勤先生则认为从“戈”，从“王”省，当为玉戈专字⑲。不管其应当释作何字，这种圭与璋在商代都可称作，与戈关系密切却是无可置疑的。从形制来看，前端聚锋的圭与前端斜杀的璋都和戈的两种形制相契合。牙璋与戈的关系则可从三星堆所出的玉牙璋等器中寻找端倪。三星堆遗址出土有玉璋，如《三星堆—古蜀王国的圣地》一书所收录的118～121器，首端分叉，为牙璋之形制，然而其两歧齿的弧度又是向中间聚锋，似完整的玉戈琢缺一块，此类器多定为商代中期器，从形制来看，完全可视作异形戈，由此而知牙璋与戈的关系。可见，圭、璋、牙璋在商代时期可归属为同一类器，都与戈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正因此，孙庆伟认为圭是礼仪化戈的特殊称呼。⑳实际上，圭、璋、牙璋中的一类都是礼仪化戈的特殊称呼。要之，圭、璋、牙璋、戈笼统而言都可归为一类，分别说的话各有自己的名称。
图2 殷墟刘家庄南朱书玉片摹本
以上论及的圭、璋、牙璋都是扁片状形制者。如前所述，夏代出现，商至西周沿用的还有一种柄形器，为圭瓒、璋瓒之类，其末端多扁平，少数作斜杀的，也极少末端做近似凹刃形的，如张家坡出土的M152∶107、M60∶9。此类柄形饰的一种是较厚呈柱状，也有的稍薄，且形制不尽一致。笔者认为，西周时期大量出现的玉鱼也应当归属于柄形器一类，从张家坡出土玉器来看，作为棺饰的玉片，以璋形玉饰和玉鱼居多，可见两者的关系，而玉鱼尾部分叉，又同牙璋的首端相类似。由此，柄形器的形制，除圭形、璋形外还存在牙璋形，其分类及定名也可参考扁片状形制。
之所以扁片状玉器与柄形玉器中都有圭、璋、牙璋，因为文献记载圭、璋本身就有很多种类，如圭有大圭、玄圭、琰圭、琬圭、 圭、镇圭、珍圭、桓圭、信圭、躬圭、谷圭之分，璋有大璋、边璋之别，与牙璋形制类同者还有中璋。可见，如此丰富种类的圭、璋、牙璋，其形制未必全同。当然，以上源自周代礼书的各种瑞玉称谓为东周时期系统化、理想化的用玉制度，实际用玉未必如此繁复且细致。正如前述，圭璋实际使用时可能本身称谓都不加细分，而在东周时期礼书中，“半圭为璋”的概念已经形成，这是礼制系统化、理想化的一个反映。
对于牙璋的功用，《周礼·考工记·玉人》载：“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军旅，以治兵守。”实际上这可能是东周时人们的附会。典籍中大多圭璋连说，《诗经·大雅·卷阿》：“如圭如璋，令闻令望。”先说璋之功用，《诗经·小雅·斯干》：“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诗经所说奉璋者为周王之子，都是高级贵族所用之规制。《诗经·大雅· 朴》：“济济辟王，左右奉璋。”此奉璋者为文王之群臣。出土金文如善夫山鼎、颂鼎等铭文载西周册命仪式的最后程序为被册命者“反入堇章”（“返入觐璋”），即佩戴玉璋返回入觐周王。四十三年 鼎则记“返入觐圭”。圭的功用，在文献中多有记载，《周礼》所谓“六瑞”“六器”和《仪礼》所说“六玉”都有圭，皆为诸侯身份之象征。《白虎通义》引礼书也说：“诸侯薨、使臣归瑞圭于天子。”由此可见圭并非日常所佩之物，应为诸侯朝觐天子之信物。从考古发现来看，西周至春秋墓中很多玉圭形器被用作 首，也是等级身份的象征。根据文献、金文及考古发掘材料，璋与圭具有相似的功用，只是品级上要低一些。牙璋既然与圭及璋渊源深厚，其功用未必如东周人所说的是“以起军旅，以治兵守”。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青铜执璋跪坐青铜人像，人像手持者为牙璋，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玉边璋上纹饰线图刻画用牙璋祭祀山川的图案，都可以证明其功用与圭及璋相似。
综上而言，牙璋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的耒耜，至龙山文化时期作为重要礼器之一，多在其侧饰以扉棱柄（亦即 牙饰），前人大多认为牙璋得名于 牙饰，笔者认为其实是由于其前端歧出似齿形而命名。另有柄形器，它的末端呈凹刃形者，也属于牙璋，或是文献中提到的中璋。牙璋作为一种异形的璋，东周以后极少出现，所以东周时期的礼书中对于牙璋的功用多有附会之词，不尽准确。
注释
①夏鼐.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J.]考古，1983（5）：455-467.
②林巳奈夫.中国古玉的研究：第六章[M].东京：吉川弘文馆，1991.
③凌纯声.中国古代瑞玉的研究[M]//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编辑委员会.“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期.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56.
④王永波.耜形端刃器的起源、定名和用途[J].考古学报，2002（2）：125-156.
⑤孙庆伟.周代用玉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192.
⑥吴大澂.古玉图考[M].上海：上海同文书局，1889：21.
⑦林巳奈夫.中国古玉的研究[M].东京：吉川弘文馆，1991：59.
⑧林巳奈夫.试论香港南丫岛大湾出土的牙璋[M]//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
⑨李学勤.试论牙璋及其文化背景[M]//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
⑩杨伯达.牙璋述要[M]//杨伯达.古玉史论.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
⑪夏鼐.汉代的玉器—汉代玉器中传统的延续和变化[J].考古学报，1983（2）：125-145，271-274.
⑫杨伯达.释璋[M]//杨伯达.古玉史论.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
⑬姜涛，李秀萍.论虢国墓地M2001号墓所出“玉龙凤纹饰”的定名及相关问题[M]//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
⑭刘钊.安阳后岗殷墓所出“柄形饰”用途考[J].考古，1995（7）：623-625，605.
⑮⑲李学勤.《周礼》玉器与先秦礼玉的源流—说祼玉[M]//邓聪.东亚玉器：第一册.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
⑯林巳奈夫.中国古玉的研究[M].东京：吉川弘文馆，1991：10.
⑰孟宪武，李贵昌.殷墟出土的玉璋朱书文字[J].华夏考古，1997（2）：72-77，113.
⑳孙庆伟.周代用玉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