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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是怎么过生日的?”
“生日?他从来不过生日。”面对记者的提问,每位采访对象都觉得无话可说。
侄女周秉德说:“伯伯总是想着党和国家的事业,对自己的事情从来都不会注意,更不会给自己过生日。”
侄子周尔均说:“他的每一個生日,都与其他的日子一样,不是在开会谈话,就是在接待外宾,或是在办公桌前、台灯下,戴着套袖在批览文件中度过。我们晚辈从未与他一起庆祝过他的生日。”
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周恩来卫士高振普说:“总理从不过自己的生日,只惦记给别人过生日。”
…………
可细一想,每个人又滔滔不绝说了很多话。所有采访结束后,我们有深深的触动:周恩来从未真正给自己庆祝过生日,他的每个生日都毫不犹豫地用来革命、奋斗、工作了。所以,3月5日这一天,不妨看作周恩来78年生命里的78个坐标点,在时光的长河中诉说着他的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被迫”过生日
周秉德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起1943年3月的特殊一天,伯伯“被迫”过了个生日。
当时,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工作地点在重庆。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周恩来正组织领导在国统区工作的干部开展整风学习运动。因此,这天下午,当一群热血青年齐聚在红岩村南方局办事处机关院内,周恩来被围拢在中间时,他认真回忆了自己45年的人生,对青年们进行教育。从幼年丧母,到成为天津爱国学生运动领袖;从负笈东瀛,到旅居欧洲;从参与黄埔军校工作,到北伐东征;从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到指挥南昌起义;从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西安事变……虽是个人经历,却也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共产党英雄史诗。
同志们听得热血澎湃。同时,他们提前打听到“风声”,这天是周恩来同志的45岁生日,所以秘密准备了面条。这在抗战时期的重庆红岩村是较为奢侈的食物。毫不知情的周恩来一进屋,看到面条,果断拒绝。同志们立即“辩称”,只是想在今天换换口味。盛情难却下,周恩来勉强同意,但严肃地告诫他们“下不为例”。
那一天,周恩来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剖析,认为自己“理论修养不够,有些事务主义的作风”。他还说:“参加革命迄今廿余年,经实际斗争的锻炼,培养了一些工作能力。但由于母教的过分仁慈礼让,使自己也带有几分女性仁慈,如看见杀狗或杀其他生物总觉难过,缺乏一种顽强和野性,故对于党内错误路线的斗争,往往走向调和主义……”
当晚,他还动笔写下启迪了很多共产党人的名篇《我的修养要则》: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五、适当地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地纠正自己的短处;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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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修养要则,很多来自艰苦生活。他本出身富裕的官宦家庭,但后来家族的没落让他被迫在10岁就担起生活重担。周秉德回忆:“伯伯给我们讲家史时说,他去当铺当东西,就听到有人说:现在周家大少爷也来当铺了!那时候他就深刻感受到了社会的世态炎凉。尽管家里已经穷成那样,墙上还贴着条子,各门亲戚的生日、祭日都在上面,到了日子借钱也要随礼。从此,他恨透了旧社会的那个虚套子。”
梳理周恩来的年谱可以发现,青年时期,他的每个生日都忙于寻找救国出路。1914年3月,他在南开学校发起“敬业乐群会”,5日那天向校长张伯苓汇报活动内容和人事组织,得到校长肯定和经济支持。1918年3月,他正在日本紧张投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3月,他已经到法国勤工俭学,忙于组织和报道留学生与法国当局的斗争。
周恩来回国后,在大革命和白色恐怖时期,他的每个生日都在战斗中度过。比如,1925年生日,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他正在东征的路上,由海丰随农民自卫军赴揭阳。1927年生日,他正在领导着上海工人武装起义。1928年生日,他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讨论着农村土地问题……后来,在反“围剿”和长征时期,他每个生日时面临的斗争环境更加严酷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代表中共长期做统一战线工作。这一时期的生日,都围绕这方面工作展开。比如,1937年生日前后,他看到《大公报》《益世报》《北平晨报》等报刊陆续发表评论,讨论如何统一救国,便在3月6日致电毛泽东等人:“为争取全国统一,我们应参加这些讨论。”他建议中共中央派人化名向各报投稿,还请求派廖承志或邓小平为自己的助手,开展宣传工作。1941年的生日前夕,周恩来给蒋介石写了《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强烈要求“释放叶挺,回军任职”。
解放战争开始后,周恩来回到延安。1947年的生日,周恩来是在一场宴会中度过的,但并不是他的生日宴会。这年2月,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南京国民政府派军警包围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办事处,限3月5日前撤离全部人员,还关闭了《新华日报》。经过一系列紧张周密的斗争和安排,中共实现了胜利撤离。在周恩来生日这天,他和叶剑英以及相关同志出席了刘少奇、朱德组织的宴会,刘少奇说:“欢迎同志们胜利归来,在复杂的斗争中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周恩来新中国成立前的最后一个生日过得极有意义。1949年3月5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的。这是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前的最后一次全会,毛主席在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根据他的提议,全会还做出了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人名字做地名等规定。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曹应旺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新中国成立之前,党中央曾给一些德高望重的领导人祝过寿。比如1946年12月1日是朱德的六十大寿,中央为其举行了庆祝活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都为他题词、撰文,其中毛主席的题词为:“朱德同志六十大寿人民的光荣。”董必武的六十寿辰本应为1946年,而中共中央南方局卻在1944年1月3日就为他举办了规模空前的祝寿会,《新华日报》还在1月5日为其推出祝寿专版。后来,董必武在《七十自寿》诗序中写道:“当时重庆政治气候恶劣,友好晤面不易。借祝寿集会为避网禁之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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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这些祝寿活动多是出于战争年代的特殊需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以更为严格的标准约束自身,周总理就更不允许别人为自己祝寿了,在每一个生日都让自己投入到各项事业建设中。他的生日,因此也就和新中国的很多“第一次”直接联系起来。
六十大寿,“只吃工作餐”
1950年的生日,周总理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李富春、王稼祥电,告知对苏联提出的中苏关于在新疆创办有色金属、石油两公司协定草案“大体均可同意”,并对两协定名称和条款提出修改意见。这是新中国中外合作经济的开端。
1952年的生日,周总理召集有关负责人,讨论《北京市人民政府“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提出增加违法行为的追算期限等补充条款,这表明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强调了法治理念。
作为外交家,1954年生日这天,周总理分别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商谈日内瓦会议期间加强外交活动的计划及国际宣传问题。不久之后,他就将代表新中国第一次正式登上国际舞台。从后来日内瓦会议的召开情况可以看出,他在生日这天的精心准备起到重要作用,世界看到的新中国,是一个崭新的形象。
1958年2月26日至3月5日,为研究长江规划、勘察与选择三峡工程坝址,周总理协同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带领100余人,乘坐客轮从武汉溯江而上,进行了一次规模大、时间长、影响深远的实地考察。他们停靠的终点,是重庆狮子滩水电站和长寿湖,这一天,恰逢他60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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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狮子滩水电站中央控制室,总理一进门就很高兴:“啊!我们来到了自己建成的自动化电站啦!”在长寿湖,周总理被这里的风景吸引了,当地农场的同志向总理汇报,将来打算在湖边盖一些房屋,作为市里退休职工疗养的地方。周总理听后高兴地说:“这样很好。将来我老了,就到这里来落户,你们欢迎不欢迎?”
视察时,周总理一再叮嘱相关领导:“不要虚张声势、铺张浪费、大操大办,吃饭要简单,只吃工作餐。”视察结束后,周总理一行来到外宾招待所吃午餐,最好的一道菜,也只是工作人员在长寿湖中打捞的鲫鱼。周总理在餐后应邀欣然题词:“为综合利用四川水力资源树立榜样,为全面发展四川经济开辟道路”。
直到周总理结束视察离开当地,大家才惊讶地得知:当天竟是周总理的六十大寿。所有人都后悔不已,因为不仅没有当面祝贺他,还让他吃了一顿平平淡淡的午餐。
曹应旺说,这件事虽是巧合,但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恰恰说明了,在周总理心中真正的大事、要事是什么。”
在一些年份,我们还能看到一个在生日前后格外忙碌的周总理。
1964年生日当天,周总理就访问锡兰(斯里兰卡)期间与锡方领导人会谈中有关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第二次不结盟国家会议和中印边界问题等内容,和陈毅联名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写了报告。访问是3月1日结束的,结束后他飞抵昆明,指导了当地文工团演出、接见阿尔及利亚和荷兰等国外宾、视察石林。随后又前往成都,和陈毅一道参观成都市轻化工业展览馆。几天后又召集回国休假的我驻欧洲国家部分使节召开座谈会。直到3月14日,他才结束一连串繁重的工作,返回北京。
1965年生日当天,周总理接见九省一市农业生产工作座谈会的各省负责人,根据每个地区的情况作出具体部署。同日,他在人民大会堂审看为新中国成立15周年筹备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修改排练,并提出意见。在2日至5日,他和刘少奇与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会谈。7日到9日,他又陪同阿尤布·汗到杭州、上海访问。在此期间,他还陪同宋庆龄会见阿尤布·汗,接受了巴基斯坦媒体的访问。
这样忘我工作,是因为他时刻惦记着人民。1966年3月8日,周总理的68岁生日刚过去3天,邢台地区隆尧县就发生了6.8级大地震,周总理立即部署了国家统一救灾事项,第二天就冒着余震不断的危险深入灾区一线。在白家寨村北的空地上,周总理同几千名受灾群众和前来救灾的解放军指战员见面。一个细节让人记忆犹新,周总理发现乡亲们是迎风而坐的,他马上要求与乡亲们换位置,让他们背风而坐,自己则面朝西北,迎风发表了鼓舞斗志的讲话。他带头高呼:“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14天后,邢台再次遭遇强震,周总理再次赶赴灾区。
1975年3月5日,是周总理生命中最后的生日。深夜,北京通县麦庄公社发现地裂缝,周总理得知后,立即通知国家地震局,连夜派人赴当地调查。他还为此事严厉批评有关人员:“这么紧急的事,为什么非等到明天?夜间看不清,可以设法解决照明问题。”第二天,他便做了肠胃检查,不久后的检测结果显示大肠内接近肝部位置已经有一核桃大肿瘤。
最亲密战友的生日
周秉德对伯伯参加的一场生日宴记忆深刻。那是1952年,周恩来六伯父周嵩尧过八十大寿,周恩来召集一大家子共10多口人齐聚西花厅,周秉德也在现场:“伯伯他亲自下厨房,为六爷爷做了一道淮安的拿手菜——红烧狮子头。这道菜好吃极了,上桌后很快就被一扫而空。伯伯跟我说,这个狮子头为什么好吃,不光是肉要反复剁细,里面的配料一定不能少了马蹄(荸荠),只有这样,吃起来才香脆可口。”
周总理在百忙之中亲自下厨,是为弥补亲情的遗憾。他对周秉德说:“忠孝不能两全,对生我的父亲,特别是养育我的四伯父,我都没有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现在你六爷爷要来北京,我可以尽一个晚辈的义务和孝心了。”
周秉德说,伯伯会把宋庆龄、何香凝这些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的生日熟记于心,并做出周到细致的安排。“有一年何香凝先生过生日,伯伯要人送去写上他名字的花篮。伯母就说:我在20年代就是她的秘书,怎么没有我?她为自己争取了一下,最后花篮写上了两个人的名字。伯母隨时在强调男女平等!”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为国画大师齐白石过九十大寿。那是1953年1月。有一个细节成为流传至今的佳话。当天虽为齐白石的实际整寿,但他75岁时便听信星象先生的话:将年龄增加两岁,可以“瞒天过海”。因此,他1951年就在家里过了九十大寿。周恩来来到现场,对众人挥手致意后,直接走到齐白石身旁,俯下身亲切地说:“衷心地祝贺你93岁寿辰,祝你健康长寿!”不仅加上了这2岁,还加上了1岁虚岁。所有在场的人都会心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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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夕,曾追随孙中山革命的于右任随国民党反动派去了台湾,而他的夫人高仲琳留在了西安。1961年是高仲琳八十大寿,于右任对香港的吴季玉袒露心扉:“今年是我老伴八十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周恩来得知后,找到了于右任的女婿屈武,让他为高仲琳祝寿,并协调统战部人士,在三年困难时期将生日办得热热闹闹。不过,当时两岸隔绝,屈武无法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于右任,还是于右任的朋友邵力子出了主意,让屈武在信中将周恩来化名“濂溪先生”,即北宋名儒周敦颐的别号。这封信辗转到了于右任手中,他果然心领神会。在给屈武的回信中,于右任仍将周总理称为“濂溪先生”。
对于国际友人的生日,周总理也作了体贴的安排。美国进步女记者与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晚年定居中国,在她1965年11月八十寿宴上,深谙西方女性心理的周总理开场便说:“今天,我们为我们的好朋友、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庆贺40‘公岁’诞辰。”斯特朗流下幸福的眼泪。
最令人动容的,是周总理深深牵挂最亲密战友的生日。那是1974年12月23日,周总理忍着剧痛,抱病飞往长沙,并在26日毛主席81岁生日这天,与他共同作出具有深远意义的“长沙决策”,妥善安排人事问题。在26日的上午,周总理请工作人员吃饭,说:“今天是毛主席生日,我请大家吃餐饭,一起高兴高兴,不叫为主席祝寿。”“同志们,为主席的健康长寿干杯!”周总理一生俭朴,用餐从来不过四菜一汤,但这天他破例让工作人员加了个菜。后来大家才知道,当天两桌酒菜的钱都是周总理自掏腰包。他是发自内心的高兴。
在长沙的那段日子,毛主席在12月23日、24日、25日、27日均叫别人和总理一同过来谈话,唯独26日深夜,主席没叫别人,只叫了总理。在这特殊的一天,毛主席最想见到的,也是这位并肩作战近50年的战友。
毛主席提出:“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和周总理交换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员任职问题的意见,经过分析比较,他们确定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上的人事安排方案。毛主席表示,他已知道江青和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不要受他们的干扰,也不要安排他们做什么,他们闹他们的,你做你的”。这一夜,他们促膝长谈,直至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