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北君
《重屏会棋图》卷，五代，周文矩绘。图/故宫博物院网站
《荷亭对弈图》页，元。图/故宫博物院网站
现代人说起才艺，总绕不开“琴棋书画”四个字，可见围棋在古代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明代解缙有一首名为《观弈棋》的诗，把大部分常见的围棋别称都嵌到了诗句里，读起来别有趣味：“木野狐登玉楸枰，乌鹭黑白竞输赢。烂柯岁月刀兵见，方圆世界泪皆凝。河洛千条待整治，吴图万里需修容。何必手谈国家事，忘忧坐隐到天明。”诗句中的木野狐、乌鹭、玉楸枰、烂柯、方圆、黑白、河洛、吴图、手谈、忘忧、坐隐都是围棋的别号趣称，之所以会有如此众多的别号，这需要从围棋的起源说开来。
围棋在古代被称为“弈”，相传是帝尧或者帝舜发明的用来教化的游戏，当然这种传说并不是太可信，但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围棋在我国起源之早。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中记述了卫献公复国的一段历史：卫献公被孙文子驱逐逃到了齐国，而后孙文子和宁惠子共同拥立了卫殇公，宁喜（宁惠子之子）与孙文子产生了隔阂，卫献公听说之后派遣使者向宁喜许诺“苟返，政由宁氏”，宁喜同意了这个请求。大叔文子听说之后表示：“今宁子视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这段话的意思是宁喜在废立这件事上的考虑不如下棋时周到，下棋时候举棋不定都不能战胜对手，更何况是废立国君这样的大事呢，这样犹豫不决一定会大祸临头。而后宁喜杀掉了卫殇公，并迎接卫献公复国，在第二年果如大叔文子所言，被卫献公诛杀了。
这段文字的时代背景发生在公元前548到公元前547年的卫国，可以说是公认的关于围棋最早的记载，大叔文子非常生动地用下围棋来评论宁喜的所作所为，这说明围棋在春秋战国时期其规则已经发展得相对完善，甚至已经是当时贵族阶层中普遍流行的一种游戏了。
木画紫檀碁局。图/日本正仓院
围棋的棋盘，从春秋时期一直到近代，棋盘器具的纵横数一直都在增加。最初的棋盘可能只有纵横9道或者纵横11道，但这种棋盘极大地限制了弈棋者们的发挥，因此从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来看，从战国时期开始17路棋盘就已经出现了，河北望都一号汉墓里出土过一件东汉时期的石棋盘，其形制就是纵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艺经》），到了南北朝时期，纵横19路的棋盘就已经出现，敦煌莫高窟中发现的《棋经》记载棋盘“三百六十一道，仿周天之度数”。北宋时期《忘忧清乐集》中也收录了相传是三国时期孙策和吕范的对局记录，使用的也是19道棋盘，也就是说，自公元五世纪一直到现在，围棋棋局的基本样式几乎没有发生过变化，那幺可以说自南北朝开始，围棋的规则已经基本趋于完善了。
围棋本身所蕴含的哲学，跟两汉以来所尊崇的儒家思想格格不入，孔夫子嘲讽整天吃饱饭无所事事的人，认为哪怕是玩六博和围棋都比毫无用心好（“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尤贤乎己。”《论语·阳货》）。孟子也认为：“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孟子·离娄下》）可以看出孔孟二人对于世人沉迷下棋的现象实际上都是颇有微词的。而围棋这种被儒家认为“以变诈为物，以劫杀为名”违背传统儒家仁义思想的游戏，却奇妙地在南北朝时期和道家结下了不解之缘。
围棋之所以在南北朝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与当时社会氛围崇尚谈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围棋活动由于自身的特点，也受到了当时统治者和文人的喜爱，围棋活动也逐渐成为清谈活动的一部分，称为“手谈”，当时士人中还有“天下唯有文义棋书”的说法，将围棋与诗词歌赋、经义玄理以及书法相提并论，成为判断一个文人是否能称之为名士的标准。梁武帝还通过品定棋谱的方法来评定棋手优劣：“梁武帝好弈棋，使恽品定棋谱，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优劣，为《棋品》三卷。恽为第二焉。”（《南史·柳恽传》），甚至可以说，现在棋手评定所分成的九段，很可能最初的源头就来自于此。
玉围棋子，清。图/故宫博物院网站
《世说新语》里记载了大量的关于围棋的轶事，最着名的大约就是淝水之战谢安的故事：“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谢安得驿书，知秦兵已败，时方与客围棋，摄书置床上，了无喜色，围棋如故。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当时人们认为围棋和兵法有着很大的关系，一个人在棋局上所显示出的统观全局胸有成竹和从容不迫的态度，被认为是作为成功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所必需的修养。
但谢安的经历毕竟是当时少数的个例，魏晋之际由于政治风气的高压，广大士大夫提出了崇尚老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风潮。有一大批为了逃避政治上的黑暗和迫害而隐逸山林的文人，围棋在当时有“坐隐”和“忘忧”的名声，和酣饮、清谈等等活动一起成为了当时士大夫们逃避现实的放任之举。以至于当时流行的神怪志异小说中，都不乏与围棋有关的故事，其中最着名的，就是石室山观棋烂柯的故事，其他的也多多少少都跟道家和神仙故事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