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东
2013年，中国河南的肉类加工企业双汇集团以47亿美元现金收购美国猪肉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
“老子辛辛苦苦爬上食物链顶端，可不是为了吃素的！”——尽管这句话只是中国社交网络上忍不住口的胖子们为了自我安慰而编出来的搞笑段子，但它的走红却从侧面印证了一个事实：中国人日渐增长的腰围和日益蓬勃的肉类消费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正相关。
在2013年来自中国河南的肉类加工企业双汇集团以47亿美元现金收购美国猪肉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 Foods）过后，外媒纷纷感叹中国人对肉类的旺盛需求。“收购史密斯菲尔德的交易是一项最新的证据，表明中国对高价值食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正在重塑该国的农业产业。”《金融时报》称，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在日常膳食结构方面已经越来越西化。
几千年来，从黄河长江流域发源的农耕文化都把“粗茶淡饭”当做一日三餐的金科玉律。与北方的游牧民族不同，古代汉民族膳食结构中的肉类占比始终不高。比如孔子规定的拜师见面礼“束脩数条”直到唐以后都还在实行，小农自然经济的格局导致肉类的稀缺性，中国人为了补充足够的蛋白质甚至开发出了独特的植物蛋白美食——豆制品。
然而豆腐虽美，却是物质条件极度匮乏和特有农业生产模式下的特殊产物。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最终搭上工业革命的末班车，开始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这种素食动物的属性才开始真正被改变。
如果说一家来自农耕文化核心区的中国企业收购全球最大猪肉生产商的说服力还是不够的话，那来自权威机构的统计数据则可以更直观地表现出中国人的膳食结构巨变：2013年中国年人均肉类消费量为61.5公斤，是2000年的3倍，1978年的5倍，1949年的15倍。同年肉类消费总量近8000万吨，是美国的两倍有余。尽管在人均水平方面仍然达不到美国的标准，但对于一个真正意义上工业化不到40年的经济体来说，已经是相当惊人的进步。
除了肉类消费总量的增加，猪肉以外的其他肉类的消费也在逐渐增多。牛肉、羊肉甚至是深海海鲜这些和传统汉民族农耕文化格格不入的食材也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等收入阶层消费群体的壮大而逐渐走向中国人的餐桌。
但肉类生产资源的升级扩容却跟不上民众胃口的步伐。比如中国虽然是全球最大的羊肉生产国，但由于城市化导致农业用地的面积减少，羊肉产量一直在下降。加之日益严峻的食品安全问题等因素，中国人开始向海外“寻找猎物”。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年中国从欧盟进口的动物产品和牲畜总计28亿美元，3年来翻了一番以上。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动物产品和牲畜则在同期增加了两倍，达到16亿美元。据美国肉类出口联合会的数据，2013年，中国市场占乌拉圭牛肉出口量的三分之一。同样在2013年，中国与罗马尼亚签署了协议，未来几年将进口50万头牛和300万头猪。
中国肉类消费的增长趋势甚至打破了一些潜在的经济学规律。有研究表明，人均5000美元的GDP可作为肉类消费的临界点，当低于5000美元时，肉类消费增速最快，再往上走很有可能出现下降。虽然2014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7500美元，但肉类消费的增长潜力却仍然相当可观，这可能和广袤的尚未富裕的中西部地区有关。
在2014年11月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上，中国对贸易伙伴们宣布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快对肉类和海鲜进口的审批。
在中国，牛肉作为日常食物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商朝，牛肉就被用于肉食、祭祀以及殉葬，列为六畜之一。牛作为牺牲，被列为三牲之首，称为太牢。但在长期的小农耕作经济中，牛因其犁地的功能性作用而被逐渐当做生产力工具，并不成为主要的肉食种类。
随着自然经济的逐渐瓦解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牛肉似乎又重新回到中国人的餐桌，成为排在猪肉后的第二大肉类食品。与此同时，国内不够成熟的肉牛养殖产业却根本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
目前，中国肉牛养殖主要以家庭养殖为基础，抗风险能力较弱，在面对成本大、周期长、风险高、效益差的肉牛市场时，养牛户不得不选择放弃，大量宰杀母牛导致市场上牛源紧张，犊牛价格上涨，养殖成本不断攀升。
由于人力成本增加、饲料成本增加、缺乏政府支持、饲养风险大以及缺乏完善的信贷支持等原因，中国的肉牛产业有萎缩的迹象。一边是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一边是萧条的产能，尖锐的矛盾注定着进口牛肉的必然性。
澳新银行专家迈克尔·怀特黑德说：“中国满足自身牛肉需求的能力将继续受到该国牛肉生产产业格局分散的阻碍。”中国2013年的牛肉消费量为590万吨，其中超八成来自当地供应商。但怀特黑德表示，截至2030年，中国牧场供应的牛肉份额将降至62%。
荷兰合作银行的分析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进口牛肉29.7万吨，是2012年进口量的将近4倍。美国肉类出口联合会专家乔恩·施乐称，2013年中国每个月的牛肉进口量等于2011年整年的进口量，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不可忽视的牛肉消费市场。
如今在这个拥有巨大潜力的市场面前，只有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乌拉圭三国持有“入场券”。目前，澳、新、乌三国在中国进口牛肉市场的占有率分别高达47%、25%和18%。随着2013年以来中国市场的爆炸式增长，澳大利亚的一些铁矿石企业已经转而将投资方向放在了牛肉出口上。
澳大利亚的亿万富翁安德鲁·福里斯特不久前就购买了西澳大利亚州唯一的对华牛肉出口许可证，他说，澳大利亚将会把产量增加50%，来确保该国对中国市场的牛肉供应地位。福斯里特旗下的福蒂斯丘集团是澳大利亚第三大的铁矿石公司，随着中国钢铁业的增长放缓，该公司向中国出口铁矿石的生意受到了挑战。
在2013年3月更新的《禁止从动物疫病流行国家/地区输入的动物及其产品一览表》上，美国和巴西等世界主要肉牛养殖国都被拒之门外，原因大多是其牛肉产地早前发生过疯牛病疫情。
这些先前被禁的国家现在看来并不打算错过本轮中国牛肉市场的疯狂走势。在美国有关部门的游说下，中国商务部已经于2013年末表示将重新准许美国牛肉进口，美国肉牛产业或将搭上这轮中国市场狂飙的班车。
荷兰合作银行的分析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进口牛肉29.7万吨目前，中国肉牛养殖主要以家庭养殖为基础，抗风险能力较弱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访问巴西期间，中巴两国通过首脑会谈也已经达成了中方同意取消对巴西牛肉进口禁令的谅解。
从2012年起， 中国就已经取代法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羊肉进口国，其中新西兰产的羊肉占了54%
巴西农业部长7月17日宣布了上述消息后，巴西戈亚斯州、马托格罗索州和南马托格罗索州等牛肉生产和出口大州的政府主管贸易部门和行业联合会组织异常兴奋，正摩拳擦掌等待中国质监部门正式发布解禁公报，准备增加对中国市场的直接出口。
虽然“北方吃饺子，南方吃汤圆”的冬至过节口诀已经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南北民俗分界线，但在四川盆地这样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内，驱寒暖心的羊肉汤才是全民热捧的时令美食。
历年冬至，成都的三官堂、小关庙等传统羊肉食肆一条街都会出现人满为患，价格应声上涨的火爆场面。从2004年开始，成都冬至的羊肉市场价格出现了节节攀升的态势，羊肉汤餐厅的挂牌价到2013年冬至已经涨至平均100元一斤，相当于2004年30元一斤的近3.3倍。
不过九连涨的疯狂走势从2014年冬至开始有了意想不到的转折点：从地球另一端漂洋过海而来的新西兰羊与本地的双流黄甲羊、简阳大耳羊短兵相接，市场供需状况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在某O2O微信公众账号提供的“新西兰羊肉汤”套餐上，注明包邮每斤的价格为78元，与传统食肆里动辄每斤上百元的本地羊相比，极具价格竞争优势。《华西都市报》报道称，因为“杀入”冬至市场的新西兰羊肉以及互联网餐饮兴起等因素，小关庙的羊肉汤餐馆头一年出现了不用等位的情况。
在“中土世界”新西兰，羊畜牧业已经兴盛了一个多世纪。从库克船长试图将绵羊引入南北二岛至今，养羊业一直是新西兰的支柱产业之一。
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四面环海，人口稀少，远离各种拥挤和环境污染，被称为“世界的最后一块净土”。在新西兰，充沛的雨水和肥沃的土壤产出了优质的牧草，有效的边境管制和牧场为主的饲养方式则使得牲畜远离疯牛病和口蹄疫等疾病的困扰。
长期以来，优质新西兰羊肉的出口地以欧盟各国为主，英国是新西兰羊肉的第一大市场。然而这个市场格局正在被中国人日益增长的胃口而改变——新西兰牛羊肉协会于2014年中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6月底，新西兰羊肉在9个月内出口总额达16亿新元。其中对欧洲羊肉出口总额减少5.9%，对亚洲出口额增加2.4%。2013年，新西兰对华羊肉出口金额达到5.5亿美元，比2010年增加了五倍左右。
该协会同时分析指出，同期新西兰农牧业有30%-50%的出口所得来自中国，比2008年的10%大幅提高，中国已经成为新西兰羊肉第二大市场，仅次于英国。
事实上，自从2012年起，中国就已经取代法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羊肉进口国，其中新西兰产的羊肉占了54%，其近邻澳大利亚则占了45%。2013年，澳大利亚对华羊肉出口增长34%至3.9万吨，使中国成为澳大利亚羊肉的最大出口目的地。澳大利亚2013年对华牛羊肉出口近26万吨，占澳大利亚总出口量的17%。
“有意思的是，中国从澳新进口的并不是西方消费者喜欢的法式羊排、羊腿和里脊等，而是脂肪含量很高、羔羊腹部周围的肉，这类肉以前非常便宜，甚至会被卖到宠物食品市场。”路透社认为，中国市场对肥羊的庞大需求甚至给澳新养羊业开启了一个新的分类市场。
2010年，挪威向中国出口了1.1万吨三文鱼，占当年中国进口三文鱼总量的92%
2014年11月17日，历时九年的中澳自贸协定谈判最终结束，中国进口澳大利亚牛羊肉征收的综合关税将在8-9年内逐步取消。这意味着目前在中国市场份额占比排名第二的澳大利亚羊肉有迎头追赶上新西兰的可能，后者早于2008年就和中国签订了自贸协定，因而在对华出口羊肉领域占据了先机。
很久很久以前，在遥远的北方深海，有一种神奇的鱼类，这些学名鲑鱼、俗称三文鱼的鱼儿一出生变成鱼苗后就要离开它们的妈妈，跟着鱼群，到遥远的地方去接受挑战。
小鲑鱼在海中生活四五年就长大成熟，于是它们便开始成群结队地洄游，回到淡水里产卵繁殖。鲑鱼飞速逆流而上，遇到浅滩冲过去，遇到急流一跃而上，在鲑鱼翻越上游障碍的过程中，有很多关于生命的极限挑战，他们还要不时躲避天敌，比如秃鹰无情的“魔爪”。鲑鱼一路上不休息，不进食，顶风破浪，每年只有六分之一的鲑鱼能够一鼓作气地游回故乡，在那里授精、产卵直至死去。
在经历了九死一生、如此艰难的“鱼生”后，鲑鱼们最终还是无法安然地过完下半辈子——因为它们实在太好吃了。到最后，在北大西洋产出的大西洋鲑最终会被维京人做成黑椒味的，而在北太平洋产的太平洋鲑则会被日本人做成芥末味的，当然“运气好”的话还可以享受躺在一块优质饭团上的待遇，成为一件高逼格的寿司。
星移斗转，鲑鱼们终于遇到了据说是这个星球上战斗力最强的吃货——中国人。当然现在中国各地的“挪威三文鱼”浪潮其实并不算中国吃货与鲑鱼的第一次邂逅，实际上早在数百年之前，中国黑龙江畔的居民就爱上了鲑鱼，只是他们把这种鱼叫做大马哈鱼，这种食物的流行界限也没有真正跨出过黑龙江流域。
与此同时，近几年在中国中等收入阶层中兴起的三文鱼刺身热没有办法不令人想到隔壁某岛国的传统饮食文化。有趣的是，尽管中国人吃的是芥末味，但食材来源地却是大西洋沿岸的挪威。
早在2006年，挪威海产外贸局就委托调查机构盖洛普做过一项市场调研，调研显示，挪威三文鱼在北京、上海、广州的整体销量增加。在北京，27%的消费者说他们每个月至少吃一次三文鱼;在上海，至少每月吃一次三文鱼的人占33%，在广州这个数字是29%。
2010年，挪威向中国出口了1.1万吨三文鱼，占当年中国进口三文鱼总量的92%。除此以外，智利、澳大利亚以及加拿大也有部分三文鱼出口到中国，但由于“挪威产”名声在外，很多商贩也都统一挂名称“挪威三文鱼”。
尽管进口三文鱼比起牛羊肉要小众许多，但闹出的食品安全谣言可一点不少。从长条寄生虫到单增李斯特菌，大众舆论总是给人一种吃一口三文鱼也需要一定勇气的错觉。就在2014年下半年，居然还传出了“食用三文鱼会感染埃博拉”的谣言，挪威海产外贸局虽然发表声明称挪威三文鱼可放心安全食用，但是9月份挪威出口中国内地的三文鱼仍然有大幅下降，仅为650吨，相比4月份的1237吨，降了约一半。
关于寄生虫啊病菌啊什幺的，挪威专家也已经辟谣称“非淡水养殖的三文鱼都没有寄生虫”，各位吃货可以放心享用深海美味。
唯一值得担心的是，某些种类的野生三文鱼已经濒临灭绝，为了维护地球生态，为了保护生物多样，大家还是尽量选用物美价廉的养殖三文鱼比较好，等它们像美国鲤鱼那样繁殖成生态灾难了再吃不迟。
2013年度挪威鳕鱼对华出口的出货量猛增了76%，达4.4万吨
大概是从某家洋快餐打着“深海鳕鱼汉堡”的旗号开始，这种产自高纬度深海的稀有鱼类就开始走入中国人的视野，走上中国人的餐桌。
就在2013-2014年挪威三文鱼面临增长乏力困境的时候，挪威海产局开始加大另外一种珍稀深海鱼类对中国的出口力度。2013年度挪威鳕鱼对华出口的出货量猛增了76%，达4.4万吨，从销售额上看，挪威向中国出口的鳕鱼增长了57%。曾经为三文鱼进入中国市场而大量投资的挪威当局，正在试图用同样的方式推广大西洋鳕鱼。挪威海产外贸局大中华区总监毕思明（Sigmund Bjorgo）认为，挪威国内甚至整个欧盟市场的前景都十分黯淡，挪威海产要开拓的市场是在中国。
“在中国市场，鳕鱼被多次错误标记，例如‘鳕白鱼’这个标签可用于鳕鱼以及其他许多种类的鱼，如大比目鱼和鲈鱼等，这给了正统挪威大西洋鳕鱼一个极好的机会。”毕思明称。
事实上，毕思明所言中国市场对鳕鱼的错误认知早在2012年就被央视曝光过。以演员马伊琍为首的年轻妈妈曾掀起过一股用“鳕鱼”制作婴儿食物的热潮，大众普遍认为，“鳕鱼”是一种低脂肪、高蛋白且刺少的高级食物，但实际上，此“鳕鱼”非彼“鳕鱼”，只是一种价格低很多的油鱼，因为长相类似鳕鱼而被堂而皇之地摆在各大超市的冷冻柜台里，冠以“阿拉斯加深海鳕鱼”的名号。
这种油鱼学名为“异鳞蛇鲭”，盛产于印度洋南部。油鱼属低价鱼类，主要用于提炼工业用润滑剂——它含有一种名为蛇鲭毒素的天然蜡酯。蜡酯在人体内难以消化，食用后容易导致胃痉挛，油脂囤积在直肠，导致排油性腹泻。一些西方国家以及日本已把它列为禁止食用或限量食用的鱼种。
按照知乎用户“赵世奇”的科普，只有太平洋鳕、大西洋鳕和格陵兰鳕才配得上鳕鱼的称号，但它们的价格都不菲，动辄上百元一斤，是油鱼的10多倍。
加拿大《明报》称，作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沿岸特产之一的黑鳕鱼近年在华人圈中掀起一股“鳕鱼热潮”，有华人扫货回中国，成为新兴“手信”之一，甚至有新移民寻求商机将之运回国，进驻中国的高端超市。
黑鳕鱼即是大名鼎鼎的阿拉斯加鳕鱼中的一种，这种在北太平洋地区广泛分布的深海鱼被视为“极高营养、极低污染”的高端食品。
加拿大《明报》援引当地海产专家的观点称，加拿大本地华人如果爱吃某种海产，或许对售价不会造成太大波动。但中国市场大得多，动辄数十倍甚至百倍计，如果打通中国市场掀起潮流，必会影响售价和销量。“例如加拿大东部产的带子，在上海世博会期间一度有长达6至7个月断货期，主要便是受中国市场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