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成长和渴望糅合在四季的迭换、星辰草木的消长中，他的庆典是连着历史文化的，譬如开花的蒲公英在地面下埋着极深极长的根须一样。
写《野火集》时的我是非常天真的，之所以会去继续写作，是因为你还认为文字可以产生什幺影响，还认为这个世界可以因你而改变。
越是能思考的人，越是对孤独敏锐。或者说，孤独其实才是生命的本质。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前面的路怎幺走，每个人都得自己在星空下摸索出一条路来
着名作家龙应台近期在北京现代文学馆做了一次题为《全球化了的我在哪里？》的讲演，并在会场回答了听众们的诸多提问。经龙女士授权，本刊将问答的精彩内容择要刊出。
民族美学是活的
问：我在北京看到一个现象，有好多人过“圣诞节”，不过春节了。我想请您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龙：我们看到别人的热闹而模仿，可是别人在热闹下面有别的东西──譬如信仰，却看不到。他们也许在晚上8到12点之间跳舞狂欢，可是你没看到他们12点准时到教堂去做弥撒了，或者前一个晚上和家人围炉读圣经。当我们移植西方文化时，往往移过来表面形式，但移不过来形式下的内涵。譬如也有人赶时髦过“感恩节”，学美国人吃火鸡、番瓜什幺的。可是那完全是美国人的感恩节，美国人过感恩节跟他们开垦北美洲的历史有关。
最莫名其妙的是2月14号的“情人节”，所谓Valentines Day；有谁知道Valentine是谁、这是个什幺节呢？中国人要过情人节，为什幺不过七夕呢？有牛郎织女的神话，又有自己读得懂的浪漫诗词。我有一个稍嫌刻薄的比喻，这仿佛是，你把别人家的牌位引到家里来，然后上香、鞠躬，行礼如仪，但是你不知道拜的是谁，为何而拜。
节庆，是历史和文化的仪典化，你模仿得了仪典，却模仿不了历史和文化。历史和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特有气质、内涵，又怎幺模仿得来？
中国人是有属于自己的民族美学的，人的成长和渴望糅合在四季的迭换、星辰草木的消长中，他的庆典是连着历史文化的，譬如开花的蒲公英在地面下埋着极深极长的根须一样。
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丧失信心之后，觉得自己的传统代表落后，追求现代等同于追求西方，对自己的礼乐庆典当然会弃之不顾。可是当一个民族对自己的文化重新有了信心之后，他就会为自己的传统重新找回意义，而且在传统中毫不费力地找到“现代”，与自己心灵相贴的“现代”。
当然，有一种说法是，在一个缺少自由、气氛压抑的社会里，某些西方的庆典——譬如圣诞节的流行，其实有一种意义上的转换，就是说，那个庆典变成一种符号，符号所包含的真正涵意是与庆典本身关系不大的个人自由、精神解放等等另一套理念、另一套渴望。以这一层意义来看，圣诞节的移植似乎比较可以理解，但是它与我的看法并不矛盾，那就是，我们仍然逃不掉一个责任：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找到与现代衔接的地方，在民族美学里找回新的生命，在不自由里找到自由。让蒲公英的花和根重新连接。
开一扇窗
问：龙先生，我知道您有两个“全球化”的孩子。您是怎样教育孩子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的？
龙：我尽量不让中国文化变成一种压力。他们既然生在德国，长在德国，我第一个原则就是让他们认同所在地的文化，认同德国，让他们在德语的文化环境中如鱼得水地快乐成长。但是我为他们开一扇窗，望向中国文化。孩子们从出生落地我就跟他们讲汉语，有意地不夹杂英文或德语，所以他们中文讲得相当好，虽然没机会认字。
“开窗”的意思是说，从小除了跟他们讲丹麦的故事，德国的童话之外，也讲《三国演义》、《水浒传》、《儿女英雄传》等等。全本的《西游记》他们印象最深刻，也最喜欢。他们对中国的东西懂得蛮多的。还记得有一天晚上，那是老大10岁的时候，在他入睡前灭了灯，我跟他躺在一张床上谈心，刚好是1996年“飞弹”打台湾的时候，孩子要知道这是怎幺一回事。故事从头说，我就从“戍戌变法”说起。从五四运动谈到共产党怎幺来的，从1917年俄国的革命开始谈起，直到烽火连天的1949年中国分裂。中间也自然牵扯到德国的分裂。最后才能解释1996年的“飞弹”事件。
我是透过这样平常的相处，谈历史、谈文化、谈文学，为他们开这扇窗。有一天，当他们自己有兴趣，而愿意把头伸到这扇窗外面来进入中国文化的话，那是他们的选择。他们愿意的话，他们就做，他们不愿意的话，我不勉强。
温柔敦厚与剑拔弩张
问：从政三年的感受是什幺？听说您做得非常好，又为什幺坚决退下来？
龙：我在台北市政府刚好工作三年三个月零三天。很凑巧，佛教的“大闭关”也是三年三个月零三天。在1999年底考虑接受这个挑战时，事实上是在检验自己：“龙应台，你这幺一个指点江山自以为了不起的知识分子，有很多抽象的理想，但是你到底经不经得起实际的考验？当你把自己投到那机器里时，你会不会变形、走样？会不会在实务的考验之后，发现以前所写的东西应该烧掉，因为全都说错了？”
进去之后发现，确实很困难，非常的困难。但是人们本来预期龙应台用不了三个月就会灰头土脸地下来或者怒气腾腾拂袖而去，但都没发生，竟然完完整整做完一任，而且竟然还颇有口碑。它所证明的，不是我这个人有多幺了不起；证明的反而是，台北这个城市的文化氛围，跟它市民的平均素质，已经成熟到了一个程度，可以容忍一个批判性格强烈的知识分子来冲撞它原有的体制，而且还敞开双手接受她。
决定退下来是因为，每天做决策是巨大巨大的压力。一天的工作16个小时，每个小时都在极度紧张的状态。我后来渐渐觉得，当初进去就为了要做打基础、铺铁轨的工作(文化局作为独立的文化政策单位是全台首创的)，铁轨铺好之后就近入另外的阶段了，可以由别人来做，不见得比我差。对我原来所熟悉的，一个写作者所拥有的那个巨大自由空间，我有强烈的渴望，超过了我对于台北这个城市的责任感，所以决定退下。
我知道，如果要保证一个制度可以长治久安、可以生根的话，或许应该继续跟马英九坚持四年，让基础打得更深更稳。可是，我还是比较“自私”地退下来了，为了得回那个清明的距离，得回自我的那个比较大一点的空间，让我重新可以思考。
问：你写《野火集》到现在差不多也过去20年了，今天的龙应台对比20年前的龙应台，有什幺变化？另外，你今天怎幺看你写《野火集》那个时候的龙应台？
龙：大陆读者因为长年来很少见到我本人，所以今天见到了，会以为眼前这个“温柔的龙应台”和“野火”时代那个“凶悍的龙应台”如此不同，这是时间因素，时间磨平了她的棱角。我甚至还碰过一个读者当场发怒：“我们要原来那个凶悍的龙应台”。
事实不是这样的。你若是在18年前见到“野火”的作者，你会发现她就是一个“温柔”的人。我带孩子很耐心，我对前辈很敬重，对小辈很爱护，对父母很孝顺，对朋友很多情……是因为我认为做人和做事不一样。写文章是做事，做事讲究专业，讲究六亲不认的正直，一丝不苟的认真，疾恶如仇的是非明辨；做人，我相信的是“温良恭俭让”，文章里的剑拔弩张不是我的“处人”哲学。所以不是时间使我改变，而是，作者的为人、气质和她的文章风格本来就不一样。人是非常复杂、多面的东西。别忘了，在写《野火集》的同时我在写《孩子，你慢慢来》。
写《野火集》时的我是非常天真的，因为如果没有那个天真，知道有多少人做过徒劳的努力或者现状中有多少不可抵御的黑暗，你根本就不会要写了。之所以会去继续写作，是因为你还认为文字可以产生什幺影响，还认为这个世界可以因你而改变。
《野火集》那种直指核心的批判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所以，评论家说《野火集》是台湾社会批评的滥觞，但是有了它之后社会批评变成台湾的一个文体，报章杂志每天都有，一篇比一篇猛烈。于是在18年后的今天，社会所缺少的就不再是这种热辣辣、怒气冲天的批判，反而是静水流缓、理性深沉的东西，不带火气，但是把问题看得透彻入骨。这对于我，当然又是一个高度的挑战。
孤独是本质
问：我接触龙先生可以说是从您写的一段话开始的：“我在生命中等候，不知在等候什幺。同时我又在急忙追赶，不知在追赶什幺。我已跋涉千里，天涯赶尽，但生命的本质并不曾超越登陆的轨道……”
龙：您所说的是一种对人生、对存在的迷茫。对人生的这种迷茫的感觉，不止是一个大学生会有，我今年51岁，我也有，而且常常有。屈原写《天问》时几岁？《天问》所表达的不是一个巨大的茫然和孤独吗？人生的孤独感是无时无刻不在的，不管你是如何的入世，不管你的存在与现实的关系如何的紧密，越是能思考的人，越是对孤独敏锐。或者说，孤独其实才是生命的本质。我只能说，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前面的路怎幺走，因为我觉得，在人生这条河上，每个人都得“摸着石子过河”，每个人都得自己在星空下摸索出一条路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