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靖婷
作为导演，他一直游离在大众视野之外，其作品却是惟一毫无争议地得到所有导演的尊重和好评的。
他迄今为止说过的最豪迈的一句话，大概就是80年代末的那句玩笑“我为21世纪的观众拍片”。
因为电影《吴清源》，导演田壮壮又开始频繁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这个让人既熟悉又显陌生的导演自1991年起自行“闭关”，10年之后重新出现在大家面前的他看上去依然如故——坚守自己的小众，坚持自己的人文风格。
从外观到精神，他仍有意无意地与现实保持着距离。采访田壮壮当天，他身着一身极普通的灰色外套，和十几年前影像资料中看到的无异。当他登上第一届中国导演协会奖上领取最佳导演奖时，也是这一身家常的休闲打扮，是所有出席者中最不修边幅的一位。
然而这种坚持和当年的青愣相比，已多了一份入世的理智。就如10年的岁月会无情地留在他的脸上，也叠加在他心里。
在采访中，田壮壮申明不能谈关于《吴清源》的任何内容，因为“要遵守投资方的宣传计划”。
“我不认为中国有真正的商业电影”
首届中国导演协会奖上的最佳导演奖，是由导演们自己选出的“最佳导演”，这无疑代表了业内人士对他的肯定。在三部获提名的影片中，如果把冯小刚的《天下无贼》称作“大众”，陆川的《可可西里》称之为“小众”，那幺田壮壮这部只在几座大城市的几家电影院放映的纪录片《德拉姆》简直可算是“微众”了。
事实上，这也代表了长期以来田壮壮在中国影坛的存在状态。他对电影艺术与个人创作的执着以及对年轻导演的帮助赢得了圈内人众口一词的尊重，被台湾电影人视作“第五代的最后防线”。此外，众多奖项也能证明他的艺术水准。但另一方面，他始终游离于大众视野之外，从早期《猎场扎撒》被人津津乐道的所谓“零拷贝”纪录，到今日《小城之春》、《德拉姆》的良好口碑，也依旧仅限于小范围之内，他自己也承认“不算特别主流”。
尽管承认自己小众化、电影又屡次被禁，他骨子里有那幺一点傲气却是掩饰不住。毕竟，那种为了自己认准的理念自甘沉寂10年黄金时期的“狠招”，不是每个人都能出。
尤其令人慨叹的，是当年与他一道以人文反思的精英创作闯天下的陈凯歌、张艺谋等第五代干将纷纷转头直奔大众而去，只有他仍然沉浸在相对独立的个人空间里，继续自甘寂寞地维持着曲高和寡的审美趣味。
中国新闻周刊：一直以来你是一位受到业内尊重和好评的导演，但是你的大部分作品离主流社会有点远，是你坚持这样的吗？
田壮壮：我也没有特别刻意去设想拍成什幺样，电影其实是借题发挥地表达导演的态度，能够让我想发挥的东西首先在于它给了我力量。拍《小城之春》、《茶马古道》、《吴清源》，都是境界低的人去拍境界高的人，可以把自己身上毛坯的东西削掉，尽可能地去感受他们，从而有所得。
无论别人怎幺评价，我自己的两个基本标准是，我的电影不给投资人赔本，拍完之后我自己有所收获。
《小城之春》和《德拉姆》我都对投资人负责，对自己负责了。我的态度一定会有一部分人认可，这就够了。我不是一个让公众认可的人物，我也不希望让公众认可。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幺不希望让大部分人认可？
田壮壮：因为大部分人认可的东西是制作出来的工业化产品，而我觉得工业化只是电影的一个基础。再说在今天很难讨论市场化的问题。有人用票房来测算，我用投入和产出来测算，我不看票房，我觉得票房说明不了什幺，这里面(有多少)宣传费和公关费？
中国新闻周刊：总有一些导演能够拿出具有说服力的高票房，同时也具备一定的水准，比如斯皮尔伯格。
田壮壮：他也离不开那一套操作方式。我觉得他绝对不是美国最好的导演，不代表艺术审美取向高。
我觉得衡量电影有两个价值标准，经济价值，或者人文价值。
中国新闻周刊：你选择人文价值？
田壮壮：我首先选择人文价值标准，争取建立经济价值。这就是我的态度。我也不是说我多有思想，没有觉得我是艺术家，或者金钱制造者，我只是要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吴清源老师说，每个人生到这个社会都从社会上拿东西，有责任还给社会。电影让我很快乐，获得很多，所以我应该用它尽可能回报社会。我在这个圈子经历了很多起伏，到了今天，我觉得我应该还它(电影)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一定拒绝商业片吗？
田壮壮：我不知道，看剧本吧。没准我拍出来就根本不商业了。可能每个人面对一个题材他所关注的点是没法改变的，比如因为我们家特别注重人情，所以我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关注。比如《天下无双》，好多人都说好看，我也花钱去看，觉得还挺逗，有它的智慧。但我不会(这样拍)，我出不了这手，我拍戏会遵循那幺一个理。
我不懂什幺叫商业，我也不认为中国有真正的商业。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这种价值取向也有动摇的时候吧？
田壮壮：当然有，因为《盗马贼》拍得很苦，是豁出命去拍的，结果审查没通过。从那以后，我开始当一般的职业导演，人家让我拍什幺我拍什幺，把活干完就算，没什幺自己的立场。很痛苦，拍电影也不觉得幸福了。到了40岁，就真的不惑了，想得挺明白，觉得不能再糊弄自己，得坚持一个态度。
中国新闻周刊：尤其你“复出”后，这几年在中国电影普遍浮躁的情况下你还在坚持你所说的这种人文价值，你是把电影当信仰来看吗？
田壮壮：它倒不是什幺信仰，它一直和我相依为命，让我觉得每天都很幸福；想它也好，看它也好，有电影会觉得很开心。就算不拍，光只是在脑子里想一个电影的生长过程，就好像拍了一样非常过瘾。还有一个挺美妙的在于，你把全部心血投入进去拍电影，很多年后你拍不动或者死了，它还带着你的生命在人群中流动。我太喜欢电影，太迷这个东西了。
“为什幺非逼着我改变自己呢？”
或许他确实不像从黄土地里走出来的张艺谋有历尽艰辛后的强烈危机感，革命世家与艺术世家的出身多少令他的路走得比较平坦。父亲是前电影局副局长田方、母亲于蓝是《烈火中永生》里江姐扮演者，从小就看了太多电影，顺理成章地进入电影界、考进电影学院78班，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作业就引起中央电视台注意，并连接不断地以一系列作品成为第五代的中坚力量，和学生中领风骚的轴心人物。
大概也因此，他在第五代走出校门后的艺术探索中走得比陈凯歌和张艺谋更远，《猎场扎撒》和《盗马贼》的极端纪实风格令影片的戏剧性稀薄至几近沉闷，受到包括着名风格导演马丁·斯科塞西等人高度评价的同时也早早偏离了大众口味。而这样剑走偏锋的激进实验又引起了矫枉过正的反拨，在《盗马贼》未通过审查的打击下他拍摄了《摇滚青年》、《鼓书艺人》等，完全放弃自我，只顺从商业需求的茫然创作。1991年刚刚凭借《蓝风筝》重新定位，又再度被禁。
等他以导演身份回归影坛，已是10年之后。在这10年中，他协助王小帅、路学长等第六代导演拍片，试着做电影网站、策划剧本、拍数字电影，倒也始终没离开这一行，做电影也只监制偏文艺类的电影。
与他自行“闭关”10年同样令人惊讶的是，他的回归之作选择了重拍中国电影史经典《小城之春》，仿佛昭示在经过困顿与沉默后他明确了自己的方向，坚守人文情怀和自我追索的原色。技巧上未必更大胆前卫，但心境上平淡纯粹。
中国新闻周刊：你既然那幺热爱电影，怎幺会舍得10年不拍片？
田壮壮：其实是因为没有机会拍，拍不了我想要的东西。我还可以在脑子里想，这总限制不了我吧？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你来说，电影不是一个要跟它较劲、非拍不可的东西？
田壮壮：对，我觉得所有东西不可能强求。我也不想靠它赚钱养活自己，我在电影厂、在电影学院都有工资，足够过日子。从成长经历来说，我本来就是个物欲特别少的人。我对吃穿住这些从来也没什幺很强烈的要求，我最贵的(开销)就是烟。
中国新闻周刊：没有拍戏的10年对你有什幺改变？
田壮壮：我找到了我与电影之间最和睦的关系。这10年中我变得很平静，没有了烦躁，每天都过得挺开心。
中国新闻周刊：你也可以像这一行中很多人那样去拍纯赚钱性质的广告和电视剧？
田壮壮：很早拍过一些单本电视剧，也帮朋友拍过一些广告，就是玩的性质。真正意义上拍广告养家糊口，我倒没拍过。也有一些人拿着很烂的本子来找我做，但我不想做。
中国新闻周刊：你有一个底线？
田壮壮：我心里有一个，但凡有一点可以实验的、比较可爱的东西我都会做，如果是会让我做出来觉得恶心、好几年都缓不过这口气，我就不做。
中国新闻周刊：和你同辈的导演几乎都从过去的个人化创作转为面向大众创作，你却还坚持埋头在自我空间里。你给自己的底线是不是太高了？
田壮壮：我运气好，我有工资，他们不那幺做没法养家，或者大家对生活物质水平要求不同。所以我可以坚持我自己的想法。如果有一天没饭吃了，必须出卖手艺来吃饭，那可能我也没办法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性格是不是也比较坚持自我？
田壮壮：你觉得我是个很有性格的人吗？
中国新闻周刊：至少在当下的环境中你这种坚守挺有性格的。
田壮壮：也没有啦，都是你们把我给架在这里了。其实我挺不愿意为了什幺目的而去做事，我比较性之所至。因为从小我们家是那种特和睦的家庭，很民主很自由，给我的空间特别大，我已经习惯了那样的空间，我知道了什幺是自由。
我希望当我做的事没有与法律法令、意识形态相违背的时候，就放我一马。我没有给任何人带来损失，为什幺非逼着我改变自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