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润生
站在世界最高电视塔—东京晴空塔上，可以看到日本最着名的景点富士山，也可以俯瞰整个东京湾区。日本国民都把富士山当作精神寄托，把东京湾区当作国家的经济砥柱。
1590年炎热的夏天，当被丰臣秀吉分封到千里之外的德川家康踏上江户（东京旧称）的土地时，没有人会想到，江户湾这片坑洼不平、间隔于山与海之间的不毛之地，几百年后会成为日本的心脏和东半球最着名的都市圈的核心。
如今的东京湾区，覆盖东京都、埼玉县、千叶县和神奈川县，俗称“一都三县”（地位相当于我国一都三省），面积1.36万平方公里。每当夜幕降临，从太空回望地球，东京湾区就像镶砌在太平洋西岸边的一颗最闪亮的明珠。
东京湾深入本州岛内陆超过80公里，内宽外窄，被东西两侧的房总半岛和三浦半岛环抱，紧连着冲积平原，通过两个半岛之间的浦贺水道和相模湾汇合后，与太平洋相连，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优良深水港湾。有日本人文地理书籍这样描写道：“大自然给了日本两件举世无双的礼物，一个是富士山，一个就是东京湾。”
《论语》和算盘
作为打开日本国门的始作俑者，万里之外的美国，其纽约湾区汇聚了全球最知名的金融机构、全球90%以上的银行（包括分行），数家常春藤名校被囊括其中。纽约湾区的优势和特点简洁明了，无可匹敌，那就是：学术重镇、科研宝地、金融中心。
相比之下，东京湾区并非“日本常春藤”所在地，京都大学和大阪大学都在关西地区。东京湾区主要走产业多样化之路，像三菱、三井、住友等大型企业，都开设了自己名义下的银行。
如果说日本政坛最鲜明的特点是派阀政治，那幺日本商圈最大的特点就是财团经济。大中型企业近一半股份与银行交叉控股，小型企业由于大部分为家族企业，基本上保有至少半年以上流动资金，因而并不需要向银行贷款，同时也由于不缺研发资金，日本企业自身的研发能力也尤为可观。
“大自然给了日本两件举世无双的礼物，一个是富士山，一个就是东京湾。”
“先有铁路，再有城市”，这是日本近代以来的发展理念
在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忧心忡忡的美国媒体曾把整个日本民族形容为“只不过是生意动物”。那个时代的日本，军事上倚美国狐假虎威，政治上唯美国马首是瞻，全国上下一心一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日本近代化成功经验的再一次应用。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有识之士，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把商人的形象与重利轻义画上等号。日本近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是第一位转化这种观念的人。1867年，也就是日本被打开国门14年之后，27岁的年轻官员涩泽荣一远赴欧洲，参加了巴黎万国博览会。博览会上展示的新兴机器生产设备与传统手工制作的巨大效率差异，让涩泽荣一决心留下来考察欧洲各国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制度。
1868年11月，涩泽荣一回到日本，帮助刚刚掌权的明治维新政府制定经济制度、进行货币改革。涩泽荣一经常说：“要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方能理政治国。”日本新版1万日元的正面头像人物正是涩泽荣一，他的经历，是日本近代思想转变的缩影，产业立国的观念从此深入民心。
一小时交通圈
横须贺港，位于东京湾入口，是东京湾区六大港口之一，也是见证日本近代化肇始之地。2003年7月，横须贺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活动，纪念一位叫佩里的美国将军。很难相信，在游行中洋溢着笑脸的日本人，纪念的这位美国将军，正是150年前率领一支舰队闯入东京湾的外来侵略者。
1853年7月8日，佩里率领东印度舰队的四艘黑色舰船闯进横须贺港，提出了开放港口、自由通商的要求，这就是广为人知的“黑船事件”。佩里嚣张地对前来交涉的日本使者说：“你们最好不要抵抗，因为一旦开战，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必胜。”日本人接受了美国的要求，夹杂着屈辱与奋发图强的近代史从此开始。
如今，横须贺港与东京港、横滨港、千叶港、川崎港和木更津港一起，成为东京湾区的六大港口。
东京湾的六大港口和闻名全球的成田、羽田两大国际机场，与横穿日本最大岛屿—本州岛的新干线和高速公路一起，编织成了连接东京湾区与日本国内以及全球各大城市之间的海陆空立体交通网，为商业发展所需的人流、物流、信息沟通，提供了全面而便捷的硬件保障。
仅在东京，就有6条新干线和56条轻轨与地铁路线。新宿站是日本最大的交通枢纽中转站，也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车站—每天客流量高达400万人次左右。“先有铁路，再有城市”，这是日本近代以来的发展理念;城市还没发展起来，铁路就需要事先规划好。
未来的日本人可能都是东京人，日本国将成“东京国”。
“禀报老佛爷，洋人来给我们修铁路了！”这句话常被拿来嘲讽19世纪晚清政府拒绝近代工业革命成果的固步自封的姿态。同时代，一衣带水的日本，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明治维新开启的第五个年头，1872年，英国人帮助日本修建的第一条铁路“东京-横滨”铁路就正式通车，明治天皇亲自参加了通车典礼。1881年，日本铁路公司成立，到1905年，日本全国铁路总里程达到8520公里。1964年7月25日，日本称之为“新干线”的世界第一条高速铁路通车运营，给老牌西方强国带来莫大的刺激—日本再一次靠引进和优化，后来居上。
人口密集的银座十字路口
东京湾区的交通路线就像一个蜘蛛网，错综复杂，却又合理有序。大多数第一次来到东京的外国游客，一开始会被如迷宫般的轨道路线图震惊，随后又会被其准时、快速而人性化的运营管理折服。
只需举“1小时标准”一例，即可让人赞叹不已：从新宿站出发，前往东京湾区任何一座城市或郊区，基本上都可以确保在30分钟内抵达，最长不超过一个小时。交通对东京湾区的重要性，在日本2019年4月9日公布的新版纸币中即可看出—1万日元背面图案就是东京车站。
一方面，新干线和高速公路可以发挥东京湾区的辐射功能，另一方面也有大城市的虹吸效应。东京湾区逐渐成为一个“黑洞”，把日本其他地方的优势都占为己有，包括优秀人才、资金、高附加值产业和其他城市功能。
“东京国”
日本有一个车站叫“上洛”。古代日本首都京都，乃模仿中国都城洛阳修建而成，上洛便是“赴京都”之意。
到了近代，日本京城由京都移至东京，便衍生出“上京”一词，而另一词汇“上京力”则是形容东京之外的日本人离开故乡、远赴东京扎根拼搏的能力，也是追梦的代名词。从“上京力”一词和日本众多与之相关的影视、音乐、文学作品可以窥探出，繁华而多彩的东京对整个日本年轻人的诱惑力之大，同时也不难理解东京湾区集聚了多少国内的优势资源。
1900年，东京湾区总人口还只有150万，到了1950年，即使历经战争和灾难，人口还是突破了1000万。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突飞猛进，人口也随之出现了爆炸性集中和增长，1985年便达到了3000万。
银座也是填海造陆、模仿纽约城而建的“西洋之城”。
随后，虽然经历了日本国民时常哀叹的“失去的20年”，日本很多地方也开始人口负增长，但是东京湾区人口集中程度依然不减其势，2018年创纪录地突破了4000万，占日本总人口约1/3。
在经济方面，东京湾区的GDP接近2万亿美元，超过日本经济总量的40%;本国50多家世界五百强的总部聚集于此。有人说：“小日本，大东京”，确实如此。
二战后70多年来，东京湾区高度资源集中，在撑起日本经济大国的过程中，在国内也产生了众多严重的社会问题。日本人口持续负增长，东京湾区人口却连续多年增长。很多小城年轻人上京谋生，故乡逐渐变成空城。当地政府拿出送房补贴等政策，也是收效甚微。宁在东京当凤尾，也不在家乡当鸡头，成了日本大多数年轻人的职业理念。
在中国，有不堪压力“逃离北上广”的选项;在日本，逃离东京湾区并不多见。曾风靡日本大街小巷的歌曲《蜻蜓》（小虎队《红蜻蜓》的原曲）中有一句歌词：“我爱上这座都市，同时也憎恨她—曾经令我憧憬得死去活来的混蛋东京，一脸事不关己，冷淡而沉默。”即使这样，日本人依然对东京趋之若鹜。难怪日本媒体曾对此评论道：未来的日本人可能都是东京人，日本国将成“东京国”。
一家独大
发达地区人口的增长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很大一部分要靠产业升级解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东京湾区的化工和钢铁等重工业逐渐外迁。目前，东京湾区第二产业的比重，已经由90年代顶峰时期的50%下降到现在不足20%，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引以为豪的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另外，随着人口密集度日益增大，大量填海造地，也是地少人多的日本沉淀了几百年的必修技。从德川家康时代开始，日本人就在东京湾填海造地，二战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填海造地的热潮更是一波接一波。迄今为止，东京湾区填海造地面积已经接近300平方公里。
美丽的东京湾海岸，90%以上都是人工海岸线。正如1000多年前日本人模仿唐朝长安城建造了奈良城，今天享誉全球的“时尚之城”银座也是填海造陆、模仿纽约城而建的“西洋之城”。去过东京迪士尼乐园的游客，或许并不知道这片土地曾经是一片汪洋大海。
2015年日本的“国土形成”规划，提出了放缓东京湾区一家独大、促进区内外双向流动的目标，同时也强调需要继续增强东京湾区的国际竞争力。这是一大矛盾和难题。
东京湾区与地方的矛盾，实际上也是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矛盾。如果按照市场规律，东京湾区只会继续独占鳌头;若兼顾地方公平，就必须政策介入。2019年5月，日本政府出台了东京湾区人口迁出的补贴政策：对于愿意从大湾区迁出的人口，按照每人最高补贴3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0万元）的标准，鼓励东京湾区居民向其他地区迁移。在湾区内部分工协调上，日本政府采用了“工业分散，错位承接”的战略，即金融与科研以东京都为主导，同时产业向服务业进行升级;制造业由周边三县逐步承接。
百年维新，为日本的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东京湾区，未来仍是延缓日本衰落的强大资本。2014年，联合国经济社会局《世界巨大城市圈2030年预测》写道：东京湾区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城市圈，预计到2030年仍可以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由此可见，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日本继续处于国家人口与经济的消退与东京湾区“虹吸”地方资源的矛盾之中。这是日本政府面对的难题，但也是市场规律下的必然结果。湾区的发展和问题相伴相生，用中国治理经验来说就是：“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去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