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几
《The Lifted Brow》获2019年Stack Awards年度最佳非虚构杂志奖
今年的“独立杂志界的奥斯卡奖”Stack Awards将年度最佳非虚构杂志的奖励，颁给了澳大利亚的文学杂志《The Lifted Brow》（以下简称“Brow”）。这本杂志的名字译成中文，就是“抬起的眉毛”—想象一下这个表情，有点调皮，也透着一种文字工作者特有的神态。
成立于2007年的文学杂志Brow出版了44期，经历了多种方式的印刷过程和数字化的时代，演化至今还出版了自己专门的小说。
作为非营利性的文学组织，Brow对于文学内容的追求，从来不是以读者的多寡、订阅的本数进行衡量。他们的作者，通常具有新奇的思维和犀利的看法，像是写出《侍女的故事》的Margaret Atwood就曾是其中一员。能够形成这样的杂志个性，还产生这样的文学影响力，与编辑们毒辣的眼光是分不开的。
这篇文章将通过该刊两位编辑的陈述，展现他们做杂志时所出版的喜欢的作品，以及工作的一些趣事。
如何建构一个宇宙
编辑吉利恩·泰尔齐斯，谈到如何建构一个宇宙、科维“真实的谎言”，以及“另一个次元”肖恩。以下是她的陈述：
在Brow杂志，我们收到了很多老牌和新兴作家的投稿，但通常后一类能带给人更多的新鲜感和兴奋感。他们的想法从不墨守成规，作品不会按照固定的思维模式去呈现。这种不以取悦读者为目的的勇气，反而往往更能让读者惊喜。
我第一次注意到艾米莉·梅勒极具创造力的非虚构作品，是在Brow的在线栏目中。她极其精准的修辞手法和多样性的文字输出，令人印象深刻。我立马抓住了和她合作的机会。
艾米莉有关3D虚拟空间的文章《如何建构一个宇宙》，在同批作品中显得格外突出且雄心勃勃。这种气质很适合在Brow上出版。一般我们征集到的文章不会一开始就已经成形，但艾米莉的作品基本上是。
我自己对文化和科技的领域交叉，以及虚拟与现实间的碰撞极为感兴趣。现在有太多类似主题的文章，将科技概念的运用视为一种潮流手段，有些糟糕到把一些科幻的陈词滥调作为噱头去忽悠读者，但艾米莉的作品却令人眼前一亮。她不会用过于简单的切入点和思路去诠释主题，而是将科幻写作的精致展露无遗。
《如何建构一个宇宙》是一部讲述空间引擎历史的作品，同时也是一篇对虚拟现实、程序迭代和计算机科技进行深入探索和思考的史诗。
艾米莉·梅勒对文字的把控力很强，略带幽默的文笔之下，释放的是极其敏锐的洞察力。即使你对星系交互和苏联程序员毫无兴趣，也完全能读下去她的故事。
为了使杂志能有更多元的作品，在编辑Brow时，每个编辑都列了一份理想投稿者的清单，包括澳大利亚本土的和海外的优秀写作者。
不以取悦读者为目的的勇气，反而往往更能让读者惊喜。
斯蒂芬妮·科维在我的名单中名列前茅。她是一个头脑极为清醒、下笔极其精准的作家，关于政治议题、女性主义和文化方面的写作充满张力。
科维的作品，即便使用很个人化的语气，所引发的思考也是更深层次的关于自我、市场与国家的讨论。她从来不会油嘴滑舌，为了取悦读者而得出结论;她感兴趣的是，探究人类社会的不适。她用自己的作品反思人类的立场，并且会通过文章，去影响读者也朝这个方向思考。
在我和科维沟通时，询问她有没有什幺作品可以提交给我们，她很积极地就反馈了一篇关于说谎者的文章。因为正值贝尔·吉布森涉嫌诈骗（谎称通过食疗对抗晚期脑癌获治愈，成为网红并以带货牟利）的丑闻期间，这篇文章发表得正是时候。碰上了热点，我欣喜若狂。它的深思熟虑和发人深省，在现实所发生的新闻的激化下，意义更为彰显。
科维会去调查各种各样的说谎行为：从日常的一些小谎言，到兜售大众期待、利用人心等大的公众谎言等等。她都将之纳入可用素材。
与科维共事总是很愉快，她从不敷衍我们这些编辑，对我们提出的问题总会深思熟虑后回应，并且慷慨地表述自己所想。最终，我们在杂志上呈现了一篇激动人心的文章，它不仅剖析了驱使一个人说谎的冲动背后的原因，还深入探讨了关于真理本质的让人不安的现实。
肖恩·普雷斯科特是Brow的长期助力者，他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游戏、文学和音乐的深刻评论，同时他创作的小说也小有成就。之所以想提到他，是因为读他的作品，就感觉被邀请进入了另一个次元。
具体来说，就比如，我对游戏其实一无所知，但读了他写的关于游戏的专栏文章，这个以游戏为例去阐述反对叙事现实主义的主题，会让我因此去下载了他推荐的游戏。
钱并不能解决写作与贩售在心理层面引发的焦虑问题。
有一个阶段，Brow比较缺乏专栏作家，我们急需一位能在短时间内给我们提供新奇想法和文字的人。肖恩·普雷斯科特就这样出现了，他表示自己很有兴趣一试，并且给了我一篇文章《即使丑陋，也应存在》。
这篇文章通过一个比较极端的金属乐队Sadistik Exekution的历史，描绘了悉尼的艺术衰落。我对“金属乐”知之甚少，但是对悉尼近年来的发展极其在意：很多知名音乐场所的封锁与关闭，似乎也表现出这座城市对艺术创作开始变得不那幺包容。
文章的美妙之处，在于它同时囊括了多个维度的思考—是一首献给悉尼艺术的挽歌，也是对政治事实的抗议;是一个关于金属乐队的有趣故事，也是对它所在城市令人失望的运作的写照。
作家Margaret Atwood
肖恩·普雷斯科特的作品，在幽默与严肃之间实现了完美平衡，以一种异常新颖的方式处理着充满争议的话题。
挑战“局内人”
编辑艾琳娜·萨维奇对合作的作者有着更直白的评价。她与海耶斯畅聊作家的职业氛围，也在下文写到了批评家佩乔维奇，并表示赞赏卡门挑战“局内人”的做法。
Brow有一些员工在旧金山，而安东尼娅·海耶斯和她的家庭刚刚搬到那边。大约一年半前，我和海耶斯碰了面。当时我刚开始Brow的编辑工作，对于内容规划很谨慎，也很紧张。海耶斯的手稿《Relativity》正好进行到收尾阶段，于是我们就坐下来，闲聊出版的事情和她的作品。
我总是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感到好奇，关于他们如何安排自己的节奏，如何赚钱，如何花费，如何看待上帝、性和统治者等等。因此，我用了很多时间去盘问海耶斯关于写作的细节，譬如，她是如何在澳大利亚出版之外的圈子进行创作的，感觉如何，挣了多少钱等等。
当她一一道来的时候，这些经历对我来说既陌生又充满吸引力，完全可以作为新的故事去展现给读者。所以我问她，愿不愿意写一篇关于自己经历的文章。
我们考虑到了这样一些能够引起共鸣的主题：你如何向其他挣扎于写作和生活的作家们，谈论作家所取得的成就？当你知道你的工作没有被太多人注意和认识的时候，你如何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其实，作家们常常会贬低自己的生存状况，就因为他们现实的职业氛围并不十分具有鼓励性。海耶斯在《镜中之物》里，就非常真诚和内省地去思考并回答了这些问题。
尽管海耶斯通过她的小说，赚了不少钱—如果把劳动时间进行折算，可以说她从事的是一份相当体面的工作了—但她反复思考之后认为，钱并不能解决写作与贩售在心理层面引发的焦虑问题。
与她共事非常愉快，她对问题的反馈很迅速，建议也正中红心。我发现，一个作者对于自己的作品越自信，对编辑的防御心反而越没那幺重。
《The Lifted Brow》杂志
以第三人称进行写作的贾娜·佩乔维奇的专栏《批评家》，从我于2014年开始担任艺术编辑起，就在运行。
佩乔维奇本身是一名出色的戏剧艺术评论家和记者。我之所以想把她在Brow上推出来，也是希望我们的读者能看到她的写作中，那种试探着危险而获取信息与思考的感染力。
《批评家》讨论的议题众多，在戏剧批评、政治批评、生活方式和情感哲学之间不停切换，但并不将艺术家和批评家完全对立起来。戏剧对佩乔维奇而言，既是有着美学成功的艺术，也是存在失败意义的产物。而她用文字，描述自己的感受与观察，把它们融在了一起。
佩乔维奇从来不需要编辑的“特别关照”，她知道如何让自己的声音被读者听到，知道如何让他们能够对自己的文字产生共鸣。这个专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自己的规则，保持着极高的文学水准，从不为迎合读者。无论是作为作者还是编辑来说，努力实现这点都并不容易，这是需要我们有共同的情怀的。
我很喜欢卢克·卡门的小说《一个优雅的年轻人》，不仅仅因为文笔好，更因为我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小说讲述了一个来自悉尼西郊利物浦的神经质青年的故事，在很多层面上，这个地区与我青春期和成年早期居住的墨尔本非常相似。
我自身存在一种认知，在澳大利亚，“文化”这个词的概念被包裹了一层阶级势利感。如果你说的话听起来很聪明，或者你创造过任何类型的艺术，你就可能被认为是上流社会的一员。
这当然不是真的。但是，现实生活中你会渐渐发现，那些关注非中上阶层者的生活的文学，往往会被打上“局外人文学”的标签。
对我来说，“局外人文学”是不存在的，所有的艺术家都可能是外来者。而卡门的作品就大胆地挑战了这一偏见。所以我联系了卡门，邀请他自选话题，写一篇文章。他最后交给我一篇关于以梦占卜、海伦·西索斯（Hélène Cixous）和学习写作的东西，既梦幻诗意，又充满反思。我真的太喜欢他的风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