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楯
化解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留给我们的遗产是需要时日的。不看到这一点，不充分估计到突破改革所必须面对的体制性障碍，不以坚忍卓绝的精神去践行，我们就很难有成就
中共十七大报告把遏制污染、修复生态提到了更高的位置，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由此，在由国务院批准成立的“中华环保联合会”于日前举行的第二届年会上，民间环保人士提出：2007年是一个转折，环境保护进入主流意识形态，从民间到官方在遏制污染、修复生态上已形成政治共识，环境保护开始具有了硬约束性。
我觉得这种判断是过于乐观了。环境保护，在中国，仍将是一条布满阻障的艰难道路。
诚然，十七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但是，能否就说这是从民间到官方的政治共识呢？站出来公然反对环境保护的人可能是会不太多了，但以可以拿到桌面上谈的“总不能不发展”为理由和以种种拒绝拿到桌面上谈(不公开)的理由为污染环境、毁坏生态的大工程、大项目张目的，会从此消弥吗？我看不会。
除了世界共同的问题，中国的事，有着特殊的一面。我们很不容易地经历了目标的转换：从改革之初(实际上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年代)的以单纯GDP增长为目的，转换到“以人为本”和“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人与自然为敌，要有掠夺性开发，以征服、战胜自然来服务于眼前的利益。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时刻“要准备打仗”的时代，环境问题不可能在国家(党和政府)的问题单子上排位在先，而在“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十七大报告)的时代，为了公民的健康，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为了人类和地球的将来，就必然要把环境问题——把遏制污染、修复生态放在国家(党和政府)所要解决问题的优先位置——遏制污染，修复生态本身就属民生问题，而且是最根本的、长远的民生问题。
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走来，支撑和影响着我们这个社会决策的，既有在改革中新确立的理念和在开放中接受的今日世界主流的行为规则，也有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形成的已成定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则。和其他领域一样，在环境保护方面，每一个进步，不是简单地更好了，而是内在的紧张更加激剧。化解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留给我们的遗产是需要时日的。不看到这一点，不充分估计到突破改革所必须面对的体制性障碍(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艰难，不以坚忍卓绝的精神去践行，我们就很难有成就。
另外，我们要注意到改革过程中特有的利益分化。利益不同导致人们在一个时段内往往意见相左。在利益分化、主张各一的情境下，怎样衡平协调不同人群、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利益，以及眼前的和人类共同的长远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一个社会是否建立了一种良好的制度。
以中国现有的政府环保机关一家管环保，不但敌不过富甲天下、骄横狂傲、权倾一方的特大企业，管不了多如牛毛、违规排污，甚至是违法经营的微型企业，就是在政府内也难从其他部门得到有制度保障的声援。十七大报告提出的遏制污染、修复生态的任务，不是仅靠政府的各级环保机关所能完成的，须中共党和政府，以及负责任的企业和民间力量的共同努力，且须长期奋斗，才可望完成。在政府层面，也须有制度性的多部门协同工作，共同分担责任的机制，才可能见效——而这种多部门协同工作，共同分担责任机制能否形成，正是政府执政能力的体现。
最后，环保工作的难度，还来自计划经济体制时遗产的负面作用。特殊的发展道路，城乡分治，导致中国在工业化完成、高科技发展、综合国力世界排名在先的情况下，还有众多的人生活在发展滞后的农村，既有的耕作方式、土地使用制度等，都使农村的面污染和耕地退化、土地荒漠化等成为难以治愈的痼疾。
中国最大的污染和对生态的破坏来自未经依法严格环评的超特大工程项目。中国最难治理的污染是农村的面污染，即使有了决策层的决心，有了有良知的企业的行动，有了民间的觉悟和参与，有了国际的合作，仍是任重道远，切不可低估了环境保护所须面对的阻障和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