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开放的两个层面
在某种意义上，30年前，是一场以真理标准的讨论为中心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大幕。如今，在迎来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社会，中国又在酝酿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
30年过去，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中国，为什幺要再提思想解放?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意味着什幺?它应当具有什幺样的内涵?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郑永年近日在《联合早报》撰文，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这篇题为《中国思想开放要靠制度改革》的文章中，郑永年认为，30年改革开放，促成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大转型，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负面效应——包括日益增大的收入差异，社会分化加剧，环境恶化等等，这些负面效应使很多人对现实和未来充满迷惑。同时，曾经的一些改革力量，从改革开放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后，逐渐演变成了改革的阻力，使改革开放本身的可持续性成了一个问题。
在郑永年看来，任何思想解放运动必须包括意识和行动两个层面的思想解放，其核心是“开放”，包括利益上与政治上的开放性。
关于利益上的开放性，郑永年认为，目前中国的经济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垄断状态。邓小平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如果先富者垄断了利益，并且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其利益优势和政治力量结合起来，将自身利益法律化和制度化，连成垄断，那幺共同富裕的目标就难以达成。可怕的并不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出现了贫富分化，而是贫富分化的结构化和制度化，因为一旦贫富分化结构化，就很难有机会实现社会公平。郑永年认为，只有利益的开放性，共同富裕才会有可能；只有开放经济利益，社会的各个群体才能公平参与发展和公平分享发展的成果。
郑永年同样强调的政治上的开放性，主要是指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具体说，主要有两层含义，即党内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因为执政党现在是个利益代表政党，社会利益的多元性使得党内政治参与成为必要。但是，政治开放性更为本质性的表现乃是社会(包括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和各种社会力量)对政权的有序参与。郑永年建议，在现有的参政机构上，例如人大和政协系统，尤其要注意吸纳那些组织化程度非常低和那些难以组织起来的社会弱势群体的有序参与。
财政社会性支出应加大
近日，着名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张曙光等人在《广州日报》撰文分析了目前我国财政体制和政策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建议应加大财政的社会性支出。
在这篇题为《应加大财政的社会性支出》的文章中，张曙光等人首先指出，近年我国政府收入增长过快。从2000年至2007年，财政预算收入年平均增长21％，2007年超过了30％，大大超过了经济增长率和居民收入增长率，政府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是居民收入增长率的2倍。由于现行财政统计中的预算外收入有遗漏，很多重要项目还没有列入。
其中，每年上万亿元的土地出让金，居然不反映在预算外收入的账上，成为地方政府随意征收和支取的对象。至于各种各样的摊派和五花八门的收费、出售国有资产的收入、国有企业股红和利润的情况，透明度更是不理想。
在支出体制和支出政策方面，张曙光等人指出，从2000年至2006年，我国社会文教费支出增长了16.3％，而行政事业费增长了18.3％，2006年行政事业费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18.7％，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直保持在2％～3％之间，低于2001年低收入国家平均3.3％的水平，也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关于2000年达到4％的目标相差甚远。
在全部教育费中，由政府承担的部分在下降，2004年下降到55.6％，而由个^承担的部分在增加。教育支出的内部结构也处于失衡状态，小学和初中的教育经费相当于高等教育的15％左右，不到OECD(经合组织)国家小学的一半；而且，这些经费的80％以上由县乡财政负担，而且，财政相当困难，很多地方是赤字，只好拖欠。在医疗卫生支出中，由政府支出的部分从最高时的将近40％下降到现在的不足20％，而个人支出的部分占到了60％左右。根据世界银行资料，公共卫生保健支出占GDP的比重，2000年全世界平均为5.4％，我国只有1.9％，而且城乡差异巨大。
在货币政策从紧的情况下，财政政策本可以大有作为。但是，相对于税收的高速增长，政府支出的调整远远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目前的经济失衡和行为扭曲。张曙光等人的文章以各种资源税的改革为侧重，石油、天然气、煤炭、水资源、广播电视无线电频道等价值极高的资源，被一些垄断部门和企业无偿或者低价使用，不仅扭曲了相对价格体系，而且是垄断部门高额利润的另一重要来源。由于垄断利益集团的势力强大，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政策决策，使得这方面的改革难度加大。
(曹立新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