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楯
认可不认可人权和要不要保障人权，是价值选择问题。中国基本走完了认可人权的路程。但从认可人权到做实宪法，更好地保障人权，还会有一个很长的路程要走
中国在人权保障上走出了关键的一步，4月13日，中国政府的第一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发布，在这份行动计划中，规划了今后两年中国将在人的基本生活水准权利、工作权利、健康权利、受教育权利、社会保障权利、文化权利及环境权利等方面，以及中国特有的农民权益保障等人权保障方面所要做的事。
有一种说法，认为人权可分为三代：
第一代人权，要求国家不侵犯人的权利(这是政府的消极义务)，并当有关侵权的情况出现时，给权利人以保护或司法救济(这是政府的积极义务)。属于这一代人权的有人身自由、信仰和表达自由及财产权等。
第二代人权，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性质，要求国家履行积极的责任，以保障公民在实际上能享有权利(这是政府的积极责任)。属于这一代人权的有人的基本生活水准权利、健康权利、受教育权利、社会保障权利等，这些都要求政府以财政支撑，以使国民在实际上均等享有。
第三代人权，是后出现的人权，须靠政府、企业、非政府的和非营利的组织、社区，以及国际社会和世界公民社会的共同努力才可能实现。属于这一代人权的有发展权和环境权等。
人权是每一个人都享有的、不能通过立法予以剥夺的权利，人权的发展有一个过程，但正如这次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所言，各类人权是“相互依赖”和“不可分割”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把这作为规划人权行动的一个原则。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强调：“中国政府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既尊重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又从基本国情出发”。
什幺是人权的普遍性原则？用今天中国人熟悉的语言讲，就是将“以人为本”的理念适用于全世界，同样地认可、尊重和保护世界上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同样地尊重世界上每一个人的人格尊严。正是对个体权利的认可、尊重与保护应放在第一位，其他不管是什幺，都不能取得超越个体的“人”的高度。中国政府在制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时所称的“根据中国宪法的基本原则，遵循《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条约的基本精神”，讲的就是这一点。
什幺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或具体国情？一百多年前，当整体世界已经形成，中国被列强打开国门，开始了自己的被现代化进程；五六十年前，中国在美、苏对峙的世界格局中关闭国门，于封闭中推行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独特的结构和制度文明质态；三十多年前，中国逐渐改变路径，开放、改革相互促进，重回国际社会主流，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发挥自己的作用，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目标先后确定，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明确提出。在共和国60年的历史中，我们经历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把工作的着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的时期和提出“以人为本”的时期；我们经历了不使用“人权”这个词，不认为所有的人之间都应该平等的时期，在中国参与起草的《世界人权宣言》通过的56年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中国宪法，在《经济、社会、文化国际公约》制定的31年后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制定的32年后，中国签署加入了这两个公约，2009年，中国政府制定并发表了第一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国政府在制定这一计划时强调：要“本着务实的精神”，“确保设定的目标切实可行”，这是应该写入史册的一笔。
认可不认可人权和要不要保障人权，是价值选择问题。中国用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的时期，至2004年人权入宪，基本走完了认可人权的路程。但从认可人权到做实宪法，更好地保障人权，为什幺还会有一个很长的路程呢？温家宝主持制定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说，改革必须面对“体制性障碍”——形成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已成定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则，转型中形成的利益格局，发展的路径依赖，都属这种改革的体制性障碍，也是人权保障和落实国家在人权保障中的积极责任的障碍。转型，使我们每向前走一步，不是简单的“进步”了，有时反而会加重内在紧张。而化解这种紧张，推进中国在人权方面稳健地进步，需要中国人的智慧。
中国政府的第一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规划的只是两年的事，希望下一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制定能有更多的公众参与，所规划的行动能有更大的和更具体的进步。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