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决策层、企业界乃至整个社会要为一个中速甚至中低速增长的时代做好心理与制度准备。应对挑战的正确态度也许是：整个社会的目光需从经济领域转向社会、政治领域

继温州之后，珠江三角州地区民间信贷危机也已开始暴露，问题似乎并非改革金融体系这幺简单。温州、珠三角民间信贷危机所显示的是中小企业之经营困境，而这种困境表明，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

中国有三大具有指标意义的经济区域：以温州为中心的钱塘江以南，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尤其是前两者，以中小企业为主，以民营企业为主，而且，经济活动同时覆盖国际市场和国内一般消费市场，因而它们能够最为直接地反映整体经济走势。现在看来，这两个地区面临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可能比2008年更为严重。

考虑到全球经济可能已经进入一个低增长的长周期，外向型经济的困境在短期内不大可能改观。而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决定，政府几乎很难采取2008年底以来的大规模、高强度经济刺激规划。政府对房地产业的态度已经透露了这一点。温家宝总理在访问俄罗斯期间表示，对于房地产一系列的调控措施，绝不可有丝毫动摇。换言之，政府希望看到房价出现一定程度的下调。

政府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策，是因为过去两年来，在保增长的经济刺激政策环境中，房价非理性上涨，已经严重地扭曲了经济结构，导致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房价继续上涨，这些问题将可能以一种可怕的方式爆发。政府清楚，只要放松调控，房价立刻就会反弹。因此，面对目前的经济局面，政府放松宏观政策的可能性即使存在，幅度也不会太大。

据此可以预料，过去十年来，带动经济增长的房地产业将要告别狂热期，进入一个冷静期。这意味着，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将会调整到一个低水平上，曾经突飞猛进的城市化进程，也将因此进入一个冷静期。由此，众多产业的增长预期必须下调。

再来看与城市化相关的另外一个支柱性产业：汽车产业。过去十年，中国的汽车产业出现了一个爆发性增长。但由此，几乎所有大城市都遭遇严重的道路拥堵、空气污染、汽车侵占民众公共生活空间等问题。从去年开始，若干城市采取汽车限购政策。随着各城市的城市轨道交通设施陆续投入使用，民众对汽车的渴望也会弱化。在这种政策与民情影响下，汽车产业的黄金时代恐怕已告结束。

如果上面的分析没有大错，那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已经结束了，而将进入一个中速甚至是中低速增长期。

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因为，过去二十年甚至可以说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总体上都处于一个高速增长过程中。这是因为，由于20世纪中期的耽误，中国享有巨大的后发优势，又赶上了一轮全球化。中国民众则以其敏锐的企业家精神，迅速抓住了国内外各种市场机会，由此，高增长成为常态。人们已经习惯了高增长，地方政府觉得，GDP每年增长两位数才算合格政绩；企业家把每年产值增长20%算作及格；中产阶层也觉得，大学毕业五年就该买上一套房子。换言之，政府、民众都把高增长当成制定公共和私人生活规划的前提。

到了目前的阶段，中国的后发优势正在消失，全球化正在退潮，机会似乎也没有那幺多了。最为重要的是，原有的社会、政治结构为经济增长留下的空间已经基本上被消耗殆尽。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能不降低。

这对于政府、民众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比如，政府原来的计划是以税收每年增长20%为前提制定的，如果只能增长10%，该怎幺办？企业家、民众也都面临类似问题。这需要一次深刻的心理调整。

当然，经济增长速度的降低，也会对整个社会、政治结构产生严重影响。比如，在经济高增长期，整个社会已经习惯了财富的迅速增长，而把财富当成了最高价值来追求。那幺，在财政已经不再那幺眩目的时候，应当追求什幺价值？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年来，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就是经济增长，当然是高速经济增长。为此，政府也采取诸多措施维持高速经济增长。但在高速增长的诸多条件已经不具备、或者被消耗殆尽、因而比较难以达成的情况下，政治合法性将从何而来？

应对这种挑战的正确态度也许是：包括决策层在内，整个社会的目光从经济领域转向社会、政治领域。事实上，可以预料，随着经济增长速度降低，这些领域的问题也会以比较尖锐的方式暴露出来。在无法再用经济增长消弥这些问题之时，就必须认真地解决这些领域的制度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