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臣
一个七岁白血病患儿，向母亲提出，如果有一天死去，把自己的遗体捐献出去……
10月9日傍晚19时左右，江西省红十字会医用组织库的救护车开到了江西省儿童医院门口，一对打扮普通的农村夫妇亲手将自己儿子杨顺的遗体送上了车。
孩子小小的，裹起来，更显单薄。
此前几个小时，杨顺被鲜血呛住了口鼻，不断地躺下，坐起来，坐起来，再躺下。爸爸杨细益和妈妈徐荣梅一遍遍地拥抱着痛苦的儿子，他们知道，以后两口子就再没有这样的机会和儿子拥抱了。
17点35分，身患白血病的小杨顺终于结束了他短暂人生的最后痛苦。
车门关上时，父亲杨细益失声痛哭，母亲徐荣梅却很冷静，好像她已为这一刻做好了足够的思想准备。但当汽车开动时，徐荣梅仿佛突然惊醒—样，跟着车跑了起来。
8岁的杨顺，是江西省红十字会捐献中心成立五年来的第127位遗体捐献者，捐献遗体的意愿，是小小年纪的杨顺自己提出来的。
“你也把我捐献出去吧，为了别的妈妈不要哭”
10月8日，江西省红十字会办公室负责人单若毅第一次见到徐荣梅。这个农村女人看起来非常着急，风风火火地要求捐献快要去世的儿子的遗体。在捐献办公室工作了四年的单若毅，接触过上百个遗体捐献者的家属，“像徐荣梅这样的农村妇女，心情还如此迫切，非常少。”
事实上，徐荣梅已经为这件事忙了几天，先是电话查询，没成功，甚至还打电话到北京市，最后干脆查到地址，一大早自己就跑了过来。
“我儿子快坚持不住了”，徐荣梅喊出来，“要抓紧啊！”不过，她提出了个条件——这件事必须上家乡电视台。
单若毅立即想到，她捐献儿子遗体是为了得到社会捐助——这样的情况此前屡见不鲜。
但经过沟通，单若毅发现，徐荣梅并没有这样的目的，“一分钱我也不要，你别误会”，她一遍遍地强调，“我就是想让别人知道我儿子有出息，给国家做了贡献，我也没有把儿子卖掉……”
当得知捐献遗体之后，儿子的名字和遗像会被刻在江西省遗体捐献者纪念园的纪念碑上时，徐荣梅改变了想法，“那要是能有碑，不上电视也行。”
但真正提出捐献遗体意愿的，却是小杨顺本人。
徐荣梅还记得，去年6月，杨顺电视上看到一条新闻：一名湖北武汉的大学生发生车祸去世，父母捐出他的器官，让很多人有了生的希望。
杨顺指指电视问，“妈妈，这是不是很伟大啊？像雷锋？”徐荣梅没多想，“当然了，非常伟大。”
“妈妈，如果我有那一天，你也把我捐献出去吧，为了别的妈妈不要哭”，杨顺平静地说。徐荣梅眼泪瞬间开始打转，“妈妈会治好你的病的。”
但这之后，徐荣梅一直记着儿子的这句话，并决定，要是真有那幺一天，一定要满足儿子的愿望。
她做到了。她给杨顺穿上从未穿过的新衣服，擦干脸上的血迹，亲自将他抱上了那辆将杨顺带向“让别的妈妈不哭”的救护车。
杨顺去世后的第二天，徐荣梅把儿子的衣物整整齐齐地归置在一个盒子里，孩子两年来一直不合得用的书包、文具，她在儿子最后一个月花了一千块买的衣服，这些都收起来，“留个念想”。儿子生前最喜欢的玩具飞机、坦克、书一起被“烧过去了”。
两口子偶尔还会恍惚。这一天，杨细益的嫂子打来电话问，“孩子死了？这是真的啊？”
杨细益没能回答嫂子的话，“死了？这是真的吗？是真的吗？我儿子好像只是走丢了吧。”
别人问起，你家是把孩子遗体捐献了？他像是又回过了神儿，“会遗憾吗？走的时候没有完完整整的。”
“说不清楚，说不清楚，没办法……”杨细益不断地摇头摆手。
“知道是白血病，天都塌下来了”
东阳村距离江西省鹰潭市中心不远，车程只有半个小时，却特别不起眼，柏油路后的小村落，遍布砖头和杂草。杨家格外显眼，邻居家都是白墙青瓦，他们家却从未粉刷过，院墙都没砌完全，住了近十年，仍像是个半成品，
“我儿子争气了，他为国家做贡献了”，站在邻居们中间，39岁的徐荣梅矮小而壮实。10月13日下午，她穿着棉布衣服，蓬乱的头发随便扎起来，扯着嗓门一遍遍在人群中念叨着。
黑黑瘦瘦的杨细益蹲在角落里，脸上和手上的皱纹像是被刀子刻上去的，整个下午，他始终抽着烟，不太说话，邻居们安慰他“要好好活下去”，他好像从未听进去过。一位邻居说，外村一个朋友上午跟杨细益打听“你儿子的病怎幺样了？”他顺口回了句，“好着呢”。
旁人觉得奇怪，失去儿子的徐荣梅这一刻显得格外镇定。
“白发人送黑发人要是哭，儿子下辈子没人送终”，迷信的徐荣梅咬着牙，“这辈子我已经够对不起儿子了”，说着还一直指责丈夫杨细益，“这都忍不住”。
可村里人都知道，徐荣梅有多爱儿子。
2002年，经人介绍，29岁的徐荣梅认识了比自己大三岁的杨细益，转年，儿子出生了，八斤六两，杨细益乐开了花，给儿子取了个小名：小胖子。徐荣梅一边趴在医院墙上看贴的名字，一边查字典，最后给孩子起名杨顺，“一帆风顺的顺”，小学毕业、文化水平不高的她觉得这个名字一定能让儿子一辈子顺顺当当，又能“读大学、当大官”。
小杨顺聪明又漂亮，胖嘟嘟的脸，眼睛又大又亮，会说话之后声音洪亮清脆，杨细益最喜欢儿子高喊“爸爸！爸爸！”“三四岁的时候学唱国歌，两遍就背下来了”，徐荣梅把儿子当作生活的全部，每天出门给人家补衣服、买菜、拔秧都带着儿子，寸步不离。
杨顺五岁半那年，徐荣梅把他送到隔壁村读幼儿园，那时候村里上幼儿园的孩子特别少，转年又让儿子读学前班，徐荣梅满心想着，杨顺能“读书长本事”。
但夫妇俩谁也想不到，这样的生活竟然无法继续。
2009年正月十六，坐在院子里玩的杨顺突然脸色痛苦，身体发烫，把徐荣梅吓坏了，“我记得清清楚楚，高烧39度7”徐荣梅抱着儿子就去了医院，连打两针才退烧。
接下来的三个礼拜，杨顺一直断断续续地发烧，不发烧时，身上也不断地出虚汗，总是说身上疼，几次都查不出病因，徐荣梅把孩子送到江西省儿童医院，做了骨穿检查。
结果出来那天，医生把徐荣梅拉出病房，告诉她，孩子患上了“B型急性淋巴白血病”。徐荣梅愣了一下，想起来娘家村里的一个小孩就是得了这个病，被查出来不到一个月就死了，她瞬间情绪失控，“噗通”一声跪到医生办公室门口，哭喊起来。
“知道是白血病，天都塌下来了”，徐荣梅不能想象，如果儿子没有了，支撑自己的希望能是什幺。
“妈妈别怕”
大夫告诉夫妇俩，要做好“人财两空”的准备。
杨细益并不太理解白血病有多严重，他听别人说，有的患者能治好，这要碰运气，好比村里的百岁老人，杨细益想着没准好运气能降临。
那时候，夫妇俩谁都没想过儿子没有了可怎幺办，更不会想到要捐献遗体。两口子分工，一个在南昌照顾儿子，一个在家干活赚钱。
杨细益给别人开农用车拉石头，一天有五六十元的收入，他想过学村里的年轻人，到工厂打工，可面试时别人一看身份证，他就被拒之门外了，“四十了，岁数太大”。不得已，他只能在村里争取更多的活计。
徐荣梅在南昌守着儿子，每天期待的就是杨顺的脸色能好一点，不那幺蜡黄。为了让孩子营养跟得上，她想尽了办法，省吃俭用能让杨顺隔几天就吃上一顿木耳，“因为木耳生血”，青菜、牛奶、肉……医院食堂里的好饭菜，徐荣梅都紧着儿子吃。
第一个疗程出院后，每个月还要去医院打针、输液，为了不让孩子奔波，徐荣梅在医院附近租了间几平方米的瓦房，一个月两百块钱房租，白天照顾杨顺，晚上开一盏台灯做工补衣服，为了能赚更多的生活费，一整夜不睡觉。
有一次，房子跳闸停电了，徐荣梅不得不上床，到了两点还没来电，她拿起剪刀、衣服跑到大街上，坐在路灯底下剪线头儿。四点多扫街的清洁员看到她被吓了一跳，“你这个女人疯了吧？大夜里的不害怕吗？”徐荣梅指指身边的水果刀，“我带着家伙防身呢”。
两口子当时只想着，只要儿子病能治好，日子怎幺苦都行。
虽然徐荣梅一次都没跟孩子正式讲过白血病有多严重，但她知道儿子心知肚明，“重症监护室里，隔几天就有几个孩子死掉，他怎幺可能不知道”，徐荣梅叹了口气，“一屋子的孩子都是白血病，每天都会说起死掉这个词。”
有个孩子住院时一直问大人，“妈妈，死了就是闭上眼睛咯？”杨顺每天都能看到住院部里的大人哭哭啼啼，他还跟旁边的人谈心，“刚开始我妈妈也是天天哭啊”。而后来，他已经学会了反过来安慰徐荣梅，“妈妈，今天血常规正常好多，你看！”
有几次杨顺突然持续发烧，徐荣梅就去买台电视、买电脑送给他，杨顺总拿这事调侃她，“我妈妈啊，只要我情况不好，她就给我买好东西，情况好，她可舍不得花钱。”说完哈哈笑起来。
徐荣梅听完也笑，“好啦，妈妈攒钱不乱花，以后留下来给你读书，出国留学”。
有时，看到妈妈躲在角落里掉眼泪，儿子就懂事地递过去一条毛巾，跟徐荣梅说，“妈妈别怕，你不是总跟我说，癌症不可怕，死亡不可怕幺，我的病会好的！”
“等他十一岁，一定教他开车”
两年的日子过成了穿石头的水滴，杨细益和徐荣梅一天天执着地起早贪黑，根本无暇体会生活到底有多苦。
2010年，杨顺申请到了小天使基金会、南昌市慈善基金的资助，加上2010年8月出台的政策，江西正式启动儿童白血病免费救治试点工作。生活的压力没有那幺大了，但两口子谁都不敢想随时有可能降临的灾难，不敢乐观，更不敢懈怠。
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杨顺复发了。
今年6月，杨顺在南昌被查出血液里白细胞含量陡增，医生建议家长把孩子送去上海做放疗。在上海，检查结果显示，癌细胞已经扩散到骨髓了，最多能活三到四个月。
大夫摸了摸杨顺的肝脾，对夫妇俩说，“别让孩子走的时候太痛苦”。
别人告诉两口子，唯一能治疗的方法就是换骨髓，但是如果家里有四五十万就拼一下，如果没有就别拼了，骨髓配型成功的几率也微乎其微。
家里不可能有这幺多钱，几年间，两口子已经借了亲戚几万块的债，全村人也给家里捐了几千块钱。
杨细益不甘心，去找中医大夫看孩子的病，仍然期待能有奇迹发生。
徐荣梅则彻底泄了气，她准备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带孩子去香港玩，“直到孩子走的时候，也开开心心的”。
香港最终没有成行。杨顺的身体每况愈下，很快，癌细胞扩散到眼睛、鼻子、嘴巴里，杨顺看不见东西了，开始每天七窍流血。
眼看着儿子快不行了，徐荣梅决心把自己和儿子共同的决定付诸行动。
徐荣梅不知道怎幺能捐献器官，问医院里的大夫，得到的回复是，癌症患者器官不能捐献，只能用作科学研究。
科学研究是啥？徐荣梅瞬间想到自己小时候听的故事，日军侵略东北三省时，把尸体解剖，器官都放在瓶瓶罐罐里。
那儿子的愿望岂不是要落空？她接受不了，追问，都研究什幺呢？“研究白血病啊，现在医学还不能确定白血病的发病因，研究出了病因，这病就有治了。”
医生的回复让徐荣梅一下子释然了。她想，如果之前有人捐献了遗体，可能儿子就不会死，那儿子捐献遗体了，以后的孩子可能就有救了，“再不会有白血病孩子的爸爸妈妈像我们这样痛苦。”她说。
她把这个想法说出来时，没人赞同，连医院里有的大夫都说，“杨顺妈妈是不是疯了啊！”村里则有人猜测她“要把孩子遗体卖钱”……
杨细益半天挤出来一句，“不行”。但他知道，徐荣梅是个倔脾气，她决定了的事，怎幺也劝不动的。
听着妻子一遍遍地解释，捐献遗体是“为国家做贡献”“咱儿子能做科研，研究出来能只杀死坏细胞、不杀死好细胞的药来”……杨细益已经记不清自己做了多久的思想斗争，最后，无奈地说，“行吧，随便你吧……我儿子（病）没看好，别人（病）看好了，也是好的啊”。
现在，再说起捐献遗体的事，杨细益像是又找到了条宽慰自己的理由，“捐出去儿子还有个碑，要是带回来也是埋在菜地了，那以后路过那菜地，还不心痛死。”
杨细益说着这些，望着院子，想起儿子生前每天都喊着要跟他学开车，他学着杨顺的语气，“爸爸，你说好我九岁教我开车的，你骗我啊！”
还有一个月，杨顺就要满九岁了，但他的生命永远停在了九岁之前。
“我答应儿子了，等他十一岁，一定教他开车。”杨细益掐灭了烟头，坚定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