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纪英
“养殖户那个惨状，看得我心疼”。4月19日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最近几天，李国祥在生猪调出大县山东临沂考察。当地养殖户谈到亏损状况时，眼泪汪汪。一位无奈的养殖户无法接受生猪收购价滑落至5块钱一斤，把猪养到了350斤，实际上，一头猪长到200斤进行出售是最经济的。
最近几年，中国生猪价格一直走不出一年赚、一年跌、一年平、价格暴涨暴跌的三年周期，而且其价格起伏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仅以山东临沂为例，生猪成本价在每斤6元左右，春节前生猪收购价每斤9元，3月份则跌到了5元左右。
据中国生猪预警网首席顾问冯永辉估计，最近一个月以来，每头肥猪平均亏损达到了200元左右。4月7日，为了减少养殖户亏损，发改委启动了冻猪肉收储政策，但是该政策并未起到效果，在临沂，生猪收购价小幅上涨了一星期后再次暴跌。
猪周期的怪圈魔咒，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有无解决路径？
散养之困
目前，中国的养殖多是农户在自己的宅基地上或者土地上的家庭养殖。过去，中国政府曾经把年出栏量50头作为规模化养殖的标准，随着养殖规模的普遍提高，十二五期间，政府认可的规模化养殖标准逐步提高至年出栏500头。按此标准，中国规模化养殖已经达到70%左右。
不过浸淫生猪行业多年的冯永辉，并不认可这一标准。养猪行业的专业人士普遍认为，母猪存栏量达到100头，年出栏量达到1000头之上，才勉强算得上是规模化养殖，按此标准，中国生猪行业规模化养殖的比例仅为35%左右。
冯永辉的判断依据在于，一年出栏500头的养殖户，猪圈都是建设在自有土地上，劳动力来源于家庭，“和养几十头猪的农户没有本质区别。”这些小规模化养殖户被冯永辉形象的称为“长胖的散户”。
而年出栏量达到1000头以上时，需要雇佣外来劳动力，需要贷款、融资等，原本的家庭养殖逐渐升级为养殖企业，养殖人开始有了风险把控意识，提高了市场的研判能力。
冯永辉的观点在山东临沂得到了证实。作为生猪调出大县，养猪是该县的支柱产业。根据李国祥的调研，该县大部分养殖户的年肥猪年出栏量都达到了数百头，符合政府制定的“规模化养殖”的标准。
但是，这些养殖户对生猪市场的判断能力却很低。春节前夕，山东临沂的生猪收购价曾飞速上涨至每斤9元左右，不过多数养殖户认为生猪收购价还会上涨，所以尽管猪圈里有大批肥猪已经长到了出栏标准，但是却压在手中，期待价格再度上涨后多赚一笔。
事实上，那些养殖户并不知道，生猪已经面临供过于求的风险。根据统计，2012年全国猪肉供应量增加，猪肉产量5335万吨，比上年增长5.6%；生猪存栏47492万头，比上年增长1.6%；生猪出栏69628万头，比上年增长5.2%。
“一般生猪产量同比增长3%以上，生猪价格就可能会反映出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出现下跌。”李国祥说。
3月份，山东临沂的生猪收购价已经跌至每斤5元左右，每头肥猪平均亏损150元～200元左右，亏损的养殖户自嘲说：“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
李国祥认为，养殖户对市场风险把控能力过低，是中国猪周期的主因之一。在山东临沂，当地政府为养猪户提供了频繁的培训，不过，这些培训都是纯粹的技术培训。他曾向当地政府建议说，应该给农民一些市场经济相关知识的培训，提高养殖户对市场、对风险的预判和把控能力，但是，地方政府官员一片茫然和困惑：“万一我们培训了，预测的不准，咋向养殖户交待。”
“其实当地政府部门对生猪行业市场规律也不是很懂。”李国祥说。
经常到一线调研的冯永辉总结说：“散养户都是以生产能力来确定养多少猪，而不是根据市场行业进行预判。”
而美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规模化养殖较高，避免了过山车般的价格波动。世界最大的猪肉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食品是美国规模化养猪的典型代表。它是美国主要的鲜猪肉和包装肉类生产、经销商以及全美最大的生猪生产商，公司年销售额120亿美元，拥有58100名员工，拥有从生猪养殖到屠宰加工一条龙产业链。
史密斯菲尔德食品每年养猪约1500万头猪，每天宰杀生猪近8万头，以每天工作16小时计算，每分钟就有33头猪被宰杀。如此高效率的专业化、工业化、规模化生产让生产成本大大降低。
事实上，美国的巨型规模化养殖虽然也不见得可以打破“猪周期”的魔咒，但不可否认的是，规模大对于抵御风险而言是有好处的，数据显示美国猪周期大约5年，中国约3年。
在中国，包括中粮集团、网易创始人丁磊甚至武钢都开始介入养猪业，但是李国祥认为，这些企业整体上的养猪量，所占比例太小，并不能起到平抑价格的作用。
疫病侵袭
除了散养模式，冯永辉认为，中国生猪价格最近几年大幅频繁波动的另一因素是疫情。
“过去散养比例更高，但是价格也没波动这幺大。” 冯永辉说。
冯介绍说，母猪一般5个月能生产一次，第一胎平均能生产10头仔猪，第二胎平均13头左右。经过换算，一头母猪一年能生产25头仔猪。但是由于中国生猪的病死率平均达到了10%以上，再加上对先天条件不好的仔猪进行淘汰，平均下来，中国一头母猪一年能提供的肥猪为15头左右。而美国和欧洲生猪的病死率控制在3%左右。
根据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焕春的测算，在美国一头母猪一年可以提供28头～30头商品猪。这意味着如果中美保育1头母猪成本相同，美国母猪的产出要比中国高出约100%，理论上，美国保育母猪的成本比中国低一半，这是美国肉价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中，规模化养猪场的病死率相对较低，而小规模散户的生猪病死率则较高。
“频繁暴发的疫情，导致生猪的生产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冯永辉说。而疫情暴发的原因之一，是患病死猪并没有得到及时的掩埋和无害处理。
所谓无害化处理是为了彻底消灭动物尸体上所携带的病毒、细菌。根据2006年农业部《病害动物和病害动物处理产品生物安全处理规程》，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动物尸体，需要进行无害化处理，即用焚毁、掩埋（深度不少于1.5米）等多种方法处理。
“如果病死猪没有经过无害化处理，疫情源头得不到有效控制，就会存在潜在的大规模疫情暴发的风险。”冯永辉说。
过去，这些病死猪最终流入到市场，形成了死猪的黑金产业链。有些地区因为监管比较严格，死猪没有进入市场，就被随意抛置，比如，3月份，黄浦江上游曾被打捞出上万头死猪。
这些死猪之所以进行统一的无害化处理，是因为相关死猪补贴政策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
根据2012年4月农业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监管工作的通知》，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养殖、屠宰厂（场）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助政策，对规模养殖场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定点屠宰厂（场）病害生猪损失及无害化处理分别给予80元和880元的补助。
但是，首先，该项政策针对的只是规模化养猪场，那些散户并不能拿到补贴。此外，根据冯永辉的调查，及时是规模化的养猪场，此项补贴也难以全部落实到位。这些病死猪正是疫情源头之一，这也间接导致了中国生猪行业疫病高发。
未竟期货
一直以来，伴随着高疫情和散养模式，中国生猪价格一直在坐“过山车”，而具有“发现价格”作用的生猪期货被寄予厚望。美国、德国、葡萄牙都开设生猪期货交易，取得了明显效果。大连商品交易所从2003年以来，就开始着手生猪期货的研究，但是拖延至今，生猪期货却仍未出台。
目前，湖南、重庆等地推出了生猪远期交易，这其实是“生猪期货”的一次试水，也被业内称为“准生猪期货”。
具体而言，远期交易市场类似于期货交易，又和期货存在明显界限。都采用保证金交易的机制，订立转让远期商品合同。但远期交易的保证金高于期货交易，为20%，风险更低，更立足于现货市场。
生猪远期交易通过其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功能，为政府和市场提供参考依据，为养殖户提供有效的避险工具。远期交易市场可以提供以后一个月、两个月，甚至半年、一年生猪的价格，农户可以根据以后生猪的价格决定养不养猪，养多少猪。
不过，上述生猪远期交易并非真正的生猪期货，交易规模较小，主要服务于本地等特点，决定了其很难在全国范围内起到平抑价格的作用。
真正有能力推出生猪期货的其实是大连商品交易所。早在2008年初，大商所就曾宣布基本完成生猪期货合约、规则制度的市场调研和设计等准备工作。然而5年过去，生猪期货仍未上市。
冯永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迟迟不能上市的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生猪交割难度大，生猪交易的是活体，产品难以标准化。这个问题在中国尤其突出，“美国生猪是工业化生产，上市的肥猪品种就那幺几个，而且品相标准，容易交割”。而中国散养模式下，生猪品种繁多，品相不一（比如瘦肉率差异很大）、体重差异大等等，而期货则要求交易商品必须相对标准规范，具有确定性，这种矛盾是生猪期货遇到的现实难题。
第二，中国的生猪没有实现规模化养殖，导致其生产非常分散，运输成本高，加剧了交割难题。
第三个原因则是中国的交易所管理混乱，存在较大的金融和社会风险。2011年11月24日，国办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决定》明确规定，对从事违法证券期货交易活动的交易场所，严禁以任何方式扩大业务范围，严禁新增交易品种，严禁新增投资者，并限期取消或结束交易活动。
正是在上述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之下，生猪期货的出台仍然遥遥无期。
不过，冯永辉认为，即使生猪期货出台，可能也无法改善中国的“猪周期”困境。他的理由在于，目前中国的大部分养殖户，养殖规模小，文化水平不高，缺乏期货知识，“即便现在期货出台了，我相信，80%的养猪户还是不会运用这个工具”。
政府之手
李国祥正准备给相关部委起草报告，以期解决养殖户的困境。生猪产业之所以如此受到关注，是其和CPI的密切关系。猪肉是中国CPI商品中的262个基本分类之一，在CPI中的比重为3%。随着春节过后猪肉价格等地暴跌，今年一季度的CPI涨幅就回落了1个多百分点。
李国祥提醒，如果目前的生猪降价趋势得不到控制，大量养殖户屠杀母猪，下一轮猪肉价格暴涨并非没有可能。山东临沂已经有类似现象，“有家农户，去年有22头母猪，今年只留了9头”。李国祥说。
2007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生猪支持政策和市场调控政策，特别是防止生猪价格过度波动的政策，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并未有效解决中国的猪周期困境。
首先，养猪补贴政策没有得到普遍落实。仅以山东临沂为例，该县每年调出生猪280万头，但是仅有100万头能够拿到财政的相关补贴。比如，按照规定，规模化的养殖户，养猪能够得到每年两次免费的免疫，但是，山东临沂的很多养殖户并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待遇。
另外，按照规定，规模化的养殖户还能得到免息或者降息贷款，其利息部分由财政补贴，但是这一政策同样没有全额兑付。
“如果能贷款，这些养殖户在亏损时还能扛一段时间。”李国祥说，养猪户现在也能判断出，价格暴跌之后，将迎来下一轮价格暴涨，但是由于没钱买饲料了，“所以不得不杀掉母猪”。
冯永辉算了一笔账，目前中国的生猪行业的营收已经达到上万亿，而中国政府的相关补贴只有一百多亿，“杯水车薪”。
中国政府的另一项政策则是收储调控。今年4月7日宣布，在猪粮比价连续4周处于6：1盈亏平衡线以下之后，有关部门已在全国20多个省份同时启动冻猪肉收储工作，稳定猪价。不过，临沂的养殖户发现，生猪收购价只在此后一周小幅上涨，此后再次下跌。
“相比于超过5000万吨的供应量，国家收储的量太小。”李国祥无奈地说。
李国祥认为，我国应加快生猪养殖合作组织建设，提高生猪养殖的组织性、计划性，减少盲目生产带来的价格波动，增强养殖环节在产业链上的话语权。同时鼓励大型屠宰加工企业开展养殖、屠宰、加工、配送、销售一体化经营，将屠宰和养殖统一起来，形成合力，提升全行业的抗风险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