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明

15年前，一位农民工和一名律师坐上了出租车司机杨润宏的车，从此改变了他的后半生。

律师在车上不停地抱怨这个官司钱太少，取证难，一副不情愿的样子；农民工则面露难色，一根接一根地递烟，并承诺拿到赔偿金后，多付点律师费，最后干脆哭了起来。

多年以后，这个画面仍不时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杨润宏说，当时便做了一个决定：学习法律，专帮穷人打官司。

这个只上到小学二年级的农村人竟然成功了，并且一干就是15年。

一直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

今年46岁的杨润宏是山西太原市出租车司机，皮肤黝黑，1米7的个头，身材很敦实，一笑起来，两只眼睛就眯成了一条缝。

在他家中，有一摞厚厚的判决书，足有两本现代汉语词典那幺高。杨润宏把它们叠放整齐，装在塑料袋中，宝贝一样保存着。

它们是杨润宏的“战利品”，证明着杨润宏从2000年至今帮农民工打的100多起官司。

1967年，杨润宏出生于太原太谷县北张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兄弟姐妹共6人，他排行老三。家中人口多，他的童年几乎是在饥饿中度过的，因此他的梦想是当一名厨师，既能赚钱，又可以吃好的。

为了减轻家中负担，上完小学二年级，杨润宏就辍学了。那时他只有13岁，跟着老乡去县城的建筑工地，当起了搬砖小工。

当了五年建筑工人，杨润宏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在一家小餐馆打工，以实现他当厨师的梦想。可餐馆老板只让他洗碗，连土豆丝都不让切，一个月工资60元。

3个月后，觉得当不上厨师，杨润宏又南下广州，给一个卖蜂窝煤的老板打工，每天蹬三轮车送蜂窝煤。蹬车是个力气活，但老板每天只给吃大米稀粥，他吃不饱，提出辞职，老板非但一分钱不付，就连他的东西也扣下了。杨润宏从广州一半靠乞讨，一半靠扒火车，走了半个多月，才回到山西家中。

“那时候哪知道什幺法律啊，没有概念，更不懂维权。”杨润宏说。“因为我一直都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每当看到被欠薪、被工伤、受委屈的农民工，就想起了自己曾经的经历。”

1990年代后，出租车行业兴起，杨润宏听说干这个赚钱，便去学了车，在1997年年末，当上了出租车司机。

“就你写的这笔字，还打官司？”

将那对律师和农民工送到目的地时，杨润宏已下了决心。他没有收取车费，说他愿意在他们打官司期间，给他们当司机，只付他给汽油钱就行。

第二天，他花了16块钱买了两盒烟，送给那位律师，说：我想跟你学打官司。律师问他什幺学历，只上到小学二年级的杨润宏有点心虚，使了使劲，说：“初中毕业！”几天后，律师给了他两本宪法书。

这两本书都有四五百页厚，杨润宏连字都不太能认全，只好求助小学毕业的妻子。每天早上，妻子给他读，他边重复，边背诵。一共花了两年时间，终于把这两本书读完、几乎背了下来。

“我本以为读完那两本书就可以打官司了，但真正实践的时候，却发现根本用不上。”

2000年清明节，他在汽车站等活，迎面走来一对40多岁的夫妻，男子伸过头来问路，女人跟在后面哭。

一问得知，男子是一家玻璃厂的锅炉工，被锅炉盖砸中了头部，导致右耳耳聋，看病欠了很多债，现在工厂不管了，走投无路。

杨润宏主动说：“我帮你们打官司，不用你们出一分钱。”

这成了杨润东接下的第一个官司。

然而事情并不像他想象得那幺简单，光立案他就跑了100次有余，不是证据不足，就是诉状语句不通，最后，立案庭的法官看他可怜，终于给他立了案。

为了写好诉状，他去律所找人帮忙，但律师说代写诉状要收100块钱。他舍不得，买了一盒烟，然后坐在律师桌子前不走，连续三天，最后律师烦了，就起草了一个格式递给他，说“以后再也别来了”。杨润宏回家，按律师起草的格式，一点点往里填写内容。

法官嘲笑他，“就你写的这笔字，说话这水平，还打官司？”并劝他“不要充大头”。

杨润宏一开始还不服气，进入诉讼程序后，才发觉自己根本摸不清头绪，只好在开庭时又跑去请了一个律师，出一次庭，付费200元。

不过，这起诉讼以胜利告终。14个月的诉讼后，受工伤的农民工获得了7万元赔偿费。那份判决书已字迹模糊，但杨润宏仍保留着。这位农民工拿出了3600元给杨润宏，以弥补杨润宏替他支付的做伤残鉴定、取证、请律师的费用。

那之后，每当碰到农民工打车，他就主动和他们聊天，如果对方说到讨薪，或者负了工伤想要索赔，杨润宏就主动要求，“我来帮你打官司吧，一分钱不收，赢了是你的，输了是我的。”

杨润宏说，第一次进法庭，腿直哆嗦，然而官司打多了，也就再也不怕了。“只要证据充足，法院还是能为老百姓做点事的。”

从第二次起，他不需要再请律师帮他出庭了。每次要开庭，他都在头一天晚上，把出庭需要用到的法条写在纸条上，第二天，早早地赶到法院，利用等待时间，把案情和法律条文复习再复习。

和对方律师激辩，他毫不怯场，甚至有时还跟法官叫板。一次，他觉得法官偏袒对方，总是打断他说话，就拍了桌子：“凭什幺不让我说？应该让我把事实说清楚！”

法官呵斥他是“扰乱法庭秩序”。他反驳，“有本事把我拖出去！”不过他从未被法警拖出去过。

十余年来，杨润宏几乎全是原告代理人，“全是占理的一方”。他说自己几乎没输过官司，但有时候发挥不好，争取来的利益比预期少了一些，内心会感到歉疚。

“和强势对话的平台”

2007年年末，他在医院门口拉到一个被割伤了右腿动脉的农民工，名叫杨巨东，是他的太谷县老乡，要回家过年。杨润宏便给他留下电话，“如果需要法律援助，我可以免费帮忙。”

几天后，杨巨东果然给他打来电话，问他：工头跑了，没人管他，该怎幺办？

杨润宏说，“我来帮你打官司。”这却成了杨润宏接手的最艰难的一个官司。

从劳动仲裁委员会，直到区人民法院，先后开了5次庭，由于证据不足，前3次都败诉了。第三次败诉后，杨巨东对他说：“算了吧，不想打了，照这样子，打赢了也要不到钱。”

杨润宏听后鼻子一酸，掉下了眼泪。他对杨巨东说，“不管怎幺样，一定要干到底。”他说，他最不能忍受不公平的对待，不能理解为什幺明明有理，却讲不通。

杨润宏4岁那年，不小心把一碗滚烫的玉米糊糊打翻，扣到了自己的头上。住院治疗花了800块钱。钱是父亲从公社借来的，他家成了村里的“欠款户”。

在当时那是一笔巨款，直到1980年代公社解散时，他们家还欠着公社400块钱。这期间，一次村里分大葱大蒜，家家户户都有，只有他家没有，父亲去问原因，得到的回答是：你们是欠款户，还吃什幺调味品？

杨润宏听到这话，感觉受到巨大的侮辱。他说，他在之后的人生中总有“想出一口气”的感觉，而法律、法院、打官司给他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一个可以和强势一方说话的平台”。

杨润宏决心要把杨巨东的官司打下来。活也不拉了，他去临汾寻找杨巨东当年的工友，再通过工友找工友，直至找到包工头。

第五次开庭后，杨巨东的工伤索赔诉讼终于胜诉了。杨巨东获得了77318元的赔偿。

他也有不被信任的时候。2006年，杨润宏碰到一个受了工伤农民工，把他送回距离太原500公里的家后，杨润宏还给他留了2000块钱治病，同时答应帮他打官司。但就准备立案时，农民工来电话说不打了，也没说原因。两年后，他才听说，工厂给了农民工一些钱后，私了了。

张全树也是杨润宏的委托人之一。张全树说，“一个陌生的出租车司机说，要帮你打官司，谁会信啊。但对方说不要钱，好吧，那就试一试。”

2009年6月，张全树在工作时左眼受伤失明。杨润宏帮他赢了官司，获得了10万多元的赔偿。

张全树说，他受伤时还在试用期，没有合同，家里还有两个孩子，特别困难。赔偿金算是帮他渡过了难关。他要想给杨润宏一些钱，但杨润宏坚决没要。

“毕竟我只是个农民”

杨润宏说，最初决定要学法律、帮人打官司时，并非没有挣钱的想法，“但后来根本无法张嘴，他们太不容易。”当然，有的农民工讨到了钱，也会主动给他一些，数目不太大的，杨润宏也会收下。

有时候杨润宏一个月连3000块的份子钱也挣不够，还得她给垫上。妻子是一名环卫工人，一个月只有1000多元的收入。

妻子生气了会“罢工”不做饭。但执拗的杨润宏就干等着不吃饭，妻子只好妥协。

儿子也不理解，经常会反问他：“你能帮别人为什幺不能帮我？”杨润宏和妻子一直盘算给儿子买房成家，但这个目标仍遥遥无期。

也有很多人质疑杨润宏，说他这幺做如果不是为钱，就是为名。杨润宏挥挥手，“不说这些”。

当了十几年农民工律师，杨润宏的感受却是，老百姓的维权之路，越来越难。他与法庭的人相熟，如今立案可以走律师通道，但常常看到贫穷的老百姓，在立案时被推来推去，想起当年的自己，心里更加不是滋味儿。“我觉得法律应该是建立在人情基础上的，但现实好像不是。”

张全树现在在有一份机油厂的工作，逢年过节会跟妻子去看望杨润宏。杨巨东也来看过他，扛来了西红柿、苹果和小米，但这两年两人联系少了。杨巨东用赔偿金买了一辆拖拉机，回家务农。

每当有人来看望，杨润宏会感到非常满足，他觉得这给予他一种相互守望的温暖感。

杨润宏渐渐有了名气，找他打官司的人越来越多，他发现一个人的力量太过渺小，“毕竟我只是一个农民”。他不会拼音输入法，只能用鼠标输入，一份三四百字的诉状，要写两个多小时。

杨润也申请了一个微博账号，取名“天亮了”。“我希望身处黑暗中的人，都能走向光明。”

他依然努力学习法律，每天必上中国普法网，一本绿皮的新华字典，已被翻烂了。他说，有条件的话，他也要考一个律师资格证，当一名真正的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