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兴旺
在《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实施10年后，新一轮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拉开序幕。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但在宁波江北区人民法院，一项人民陪审员改革试点已进行了近两年，其所带来的积极意义与风险，都值得关注.
人民陪审员赖发盛（化名）第一次感到陪审员工作的“不易”。
赖发盛是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的126名陪审员之一，他的本职工作是政府公务员。5年前，他被单位推荐成为江北区法院的人民陪审员。没想到，成为人民陪审员不久后，他便开始参与人民陪审员制度试点改革，并成为中国第一批真正参与审案的陪审员。
“庭审前要自己去查与案件有关的资料，了解案情相关细节，庭审中还要随时准备提问。”不过，赖发盛觉得这些工作是必要且值得的，因为“我的判断将直接影响案件的判决”。
从2013年8月起，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在一些民商事案件中实施“两权适度分离”陪审模式，把过去由1名或2名法官加上陪审员组成3人合议庭的模式，改为1名法官加随机产生的4名陪审员的大陪审模式;陪审员以少数服从多数的票决方式判定案件的事实，法官根据陪审员所确定的事实作出具体判决。当票决出现2：2的情况时，法官将参与对事实确定的投票。
陪审员不再沉默
2015年5月25日下午，一起“大陪审”模式的民事案件正在江北法院审理。
案情不算复杂。59岁的张静（化名）称其原同事谌贤（化名）因投资所需，分多次向她借款共计96万元，利息按月息1.2%计算，并定期支付利息。但2013年6月13日后，被告就停止付息，多次催缴后，被告归还了16万元，便以种种理由拒绝继续还款。
法庭上，坐着一名审判长，在他身旁，是4名身着便装、表情严肃的普通人，他们就是负责陪审这起案件的人民陪审员。
“双方之间是借贷关系吗？”一名陪审员询问被告。
“有没有办理借贷手续？”另一名陪审员继续询问。
“有没有之前的交易记录？”
“被告给你的月息是多少？”
陪审员提问了双方关系、有无利差、汇款时间、金额、证明书等内容，综合分析考量后认定：原、被告之间成立隐名委托合同关系，判定这不是一起普通的借贷纠纷，而是委托放贷行为。根据合议庭对事实的认定，法院驳回了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
这并不是人民陪审员第一次从当事双方的质证中发现问题。赖发盛曾在2013年参与陪审了一起民事案件。案情是：原告曾经委托被告炒股，但是，在他终止委托后，被告仍利用之前掌握的密码偷偷炒股，给他造成了巨额经济损失，原告于是将被告告上法庭，要求赔偿其经济损失。
陪审员们很快发现案件的焦点：书面委托期限届满以后，原告是否口头继续委托被告炒股。庭审时，双方都只停留在指责对方说谎的层面上，却都没有提供直接有效的证据。
赖发盛还记得，当时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一名陪审员提出的一个问题：当初原告告诉你交易密码时，你有没有记录下来？”
被告回答：“没写下来。”
赖发盛认为，被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使他形成了被告在撒谎的判断：要同时为近百人炒股，如何能记住近百个密码？
最终，合议庭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能证明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口头委托炒股关系，被告擅自操作原告账户给原告造成损失。根据这一陪审意见，合议庭做出一审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约55万元。
从2013年8月至2015年5月底，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已在事实争议大、矛盾对立而适用相对明晰的30起民商事、行政案件中，适用了这一陪审模式。
从“一般理性人”视角出发
主导这一试点工作的，是江北区人民法院院长周兴宥。
虽然早在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制订实施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决定规定：陪审员虽然没有身披法袍，但拥有与法官包括案件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在内的同等审判权。
不过，据统计，仅2010年，全国有陪审员参与审判的177起刑事案件中，98.31%的陪审员在法庭上既没有提问，也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赖发盛对此也深有感触。
他第一次参与江北区法院组织的陪审是在2010年5月。在长达三四个小时的庭审中，他全程只说了一两句话，其他时间基本上沉默不语，庭审合议时也没有自己的观点。
“当时的感觉是，很想承担起陪审员的职责，但却无从下手。”赖发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他是开庭前半小时才拿到案卷，准备十分仓促，法官也没有召集陪审员开庭前会议、介绍案情，无法深入参与。
周兴宥将之称为“陪而不审”，是“花架子、形式主义”。在他看来，在当前中国司法环境下，陪审员“陪而不审”的状况，会降低使本来就备受质疑的司法公信力。
周兴宥说，他一直想为改变这种状况做点什幺。2012年底，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李泽明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提到：审判权可以考虑分权制约，将审判权中的事实认定权和法律适用权可以分别行使，以便使审判权力不再集中在审判长一个人手中。
这个提法给了周兴宥启发，他决定试试看有没有可能在陪审制度中采用审判权分权制约的模式。“按照原来的审判工作程序，是事实与法律问题相互交织的，一般陪审员的确很难在其中发挥作用。”周兴宥说，“想要使人民陪审员的权能匹配，赋予陪审员与法官同等的审判权，恐怕就要先从审判模式的改变做起。”
经过与高校、学界各方人士的探讨，2013年，江北区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两权适度分离“陪审模式审理案件的规定（试行）》。
在周兴宥看来，虽然江北区法院是全国首家采用“两权适度分离”陪审模式的法院，不过，这并不违反现有法律规定。
“这一陪审模式完全在既有法律框架下展开的。”周兴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两权适度分离陪审模式在适度增加人民陪审员人数的前提下，仅就表决顺序进行改革探索，即陪审员、法官分别就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优先表决，并对应行使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的主导权。”
讨论过程中，江北法院内部就产生了不同意见，许多法官担心，人民陪审员缺乏专业的法律素养，恐怕承担不了主导事实认定的这样重大的责任。
但周兴宥认为，陪审员以“一般理性人”的视角，对事实认定反而有优势。青年法官虽然精通法律，但欠缺社会阅历，仅能从法律、逻辑的理性视角对事实做出判断，而陪审员来自各行各业，其职业背景、社会阅历都将有助于其对事实的判断，且增加陪审员人数将增强事实认定表决结果的合理性。
不过，为了使人民陪审员充分发挥作用，江北法院还是将适用“两权适度分离”审判的案件作了具体的规定：仅对民商事、行政纠纷等案件适用这一陪审模式，且案件本身要具备事实争议大，矛盾对立或引起社会关注等特点，涉及道德伦理、风俗习惯等需要作社会效果评估的案件也可采用这一陪审模式。
担忧与质疑
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015年5月底，江北区人民法院已采用“1+4”大陪审模式审理30起案件，审结28起，21起判决，上诉15件，其中10起二审维持原判，1起判决后当事人庭外和解，并向法院寄送了锦旗及感谢信，另7起经陪审员协同工作调解。目前无一起引发信访。
江北区人民法院在一项专题报告中总结，在已适用的30起案件中，陪审员责任感倍增，庭前认真阅卷，庭前会议深入交流案情，参与法庭调查内容的拟定，庭审中专注听审并积极发问，庭后审慎合议表决，并对裁判文书进行核稿，深度参与案件审理，真正落实了陪审员权力。
赖发盛对此感触颇深。在陪审上述炒股案件时，他提前一个月就拿到了案卷，仔细研读了案卷后，他还上网学习不少炒股与委托炒股的知识。“认识到我的判断要起作用了，积极性比以前提高了很多。”
江北区法院民事庭与行政庭的法官却普遍感到工作量增加了。“陪审员往往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要同时组织4名陪审员参审，并非易事;此外还要庭前准备材料，开庭审会议，比以前办一起案件花费的精力更多。”江北区法院民二庭庭长周琴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但她也看到，新型审判模式使青年法官的司法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1+4陪审模式中，还是需要法官主导审判程序，把握审判节奏，所以法官必须能够准确提炼事实争议点，有效驾驭包括陪审员查明事实在内的审理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年轻法官的审判能力都获得了提高。”
一名法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4陪审模式的案件，开庭前的工作比其他案件多很多，包括起草庭审提纲、庭审问题设计，与陪审员沟通时间、庭审安排等等。
担忧与质疑也如约而至。
“陪审员不是专业的法律职业人员，在认定案件事实时，往往会凭借生活常识、经济法则。”河北民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庆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可能会造成与证据规则适用不同的案件结果。”
不过，让王庆虎更加担忧的是另一件事。他所代理的一起案件在江北法院一审审理，法院确定了开庭时间，双方当事人和代理人也都准时到庭，法院却突然取消开庭，理由是陪审员没有时间。“作为代理律师，我白跑了1200多公里。”
另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在没有制度保障和诱惑隔离的情况下，陪审员行使自己的权力完全靠良知，一旦受到外界干扰，判断的公正性恐怕要大打折扣。
担心并非空穴来风。
周琴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一起民商案件的审理中，一方当事人打电话给一名陪审员说情。幸好，这名陪审员主动打电话将这一情况向法院作了汇报。
宁波江北区人民法院也意识到了风险的存在。
周兴宥说，在人民陪审员人选的把关上，除了考察陪审员的学历、经验外，他们把陪审员的思想品德放在第一位，会同司法局对报名者进行考察，由单位或社区对报名者出具鉴定意见。
为了避免陪审员受到外界不当干扰，江北法院采取的措施是，庭前三天方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庭后即时合议。
另一道防范风险的办法是，凡是“大陪审”案件，检察机关全程介入监督，并全程录音、录像，一旦发现有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行为，同样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从目前的实践来看，陪审员因为第一次真正拥有了权力，使命感空前，同时因与法官的权力边界清晰，没有发现陪审员受干扰滥用权力，甚至‘绑架法官权力之嫌。”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在《关于“两权适度分离”陪审模式的专题报告》中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