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亚非

中国并不主张中美成为“G2”，但中美协商一致始终是G20顺利做出决策并落实决策的核心要素，对于杭州峰会的成功必不可少。

今年，中国作为二十国集团（G20）将主办G20杭州峰会，令世人瞩目。

这个决定是2014年G20布里斯班峰会做出的。G20成员之所以希望由中国而不是日本来主办今年峰会，主要是希望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能推动世界经济的增长，并在协调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希望中国能运用自身影响力推动G20 的转型与改革，即从应对危机机制转向全球经济治理、解决世界经济难题的首要平台与机制，以有效推动国际经济和货币体系的改革，因应世界力量对比消长。

如今中国已经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如何带领G20迎接挑战，克服G20影响力下降、内部分化严重等困难，加强G20峰会机制的引领作用，使之恢复2008年时有效应对危机的活力，这对中国是严峻的挑战。

首先，我们需要充分认识G20机制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性。

其重要性主要有三：一是全球治理离不开G20，世界离不开G20。在全球化推动下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G20在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地位独一无二。自从2009年取代八国集团加五国（G8+5）以来，G20成为世界上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领导人平等对话的最高机制。二是世界经济增长需要G20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G20确立的全球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增长”的目标依然是G20和世界各国追求的目标。三是G20是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国际体系平稳转型的重要平台。美国和西方对新兴经济体崛起心存疑虑，担心其“另起炉灶”，希望利用现有国际体系对之加以约束，使之以渐进方式实现转型，只要新兴大国按“规则”办事，西方愿意放弃一些国际制度权力。同时，新兴经济体是现有体系和规则的获益者，虽然发展程度不一，但并不想推倒重来，只希望也成为“规则制定者”。而G20 恰好提供了可以满足双方需要的平台。

其次，我们对G20面临的严峻挑战同样需要有清醒的认识。

一是合法性问题。G20自成立之初就存在合法性问题，即如何合法代表国际社会。毕竟，国际社会在政治和安全上有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经济金融方面有IMF、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WTO）。二是决策与执行效率、能力低下，这是G20从危机应对转向长期全球治理机制的最致命硬伤。它来自G20的“非正式性”与“论坛”定位，也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碎片化有关。G20尚未确立与IMF等国际机构的正式挂钩和联动，使得G20的决定缺乏法律效力和执行力，口号多于行动。缺乏效率另一原因是G20的内部分化与权力失衡。其内部分为G7、金砖国家和MITKA（墨、印尼、土耳其、韩、澳）三个集团，美欧日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议程设置。三是地缘政治博弈的制约。G20主要大国近年来围绕地缘政治的博弈加剧，从乌克兰危机到叙利亚冲突，再到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这些都对大国的协调决策产生负面影响，而大国团结恰恰是G20能有效决策和贯彻执行的基础。

那幺，怎样才能开好杭州峰会呢？笔者认为，杭州峰会应主要着力于创新增长、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和发展议程。

第一，聚焦创新发展，就世界经济创新发展提出新思想、新模式、新方案。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才是硬道理。中国的“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发、共享”的发展新理念，并在经济新常态下推动经济成功转型，这些实践对G20有着借鉴意义。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核心是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把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放在重要位置，正是出于这一考虑。

第二，深化全球治理改革，确保G20有序转型。可考虑今后5年内重点做好以下事情：一是重新确定G20优先议题，突出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和粮食等大宗商品供给安全等发展中国家关心的发展议程，同时兼顾气候变化等发达国家关心的议题。二是尽早建立G20秘书处，提升G20研究问题和执行决策的能力。三是以IMF改革为牵引，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特别是国际储备货币和大宗商品定价货币的多元化。似可考虑扩大特别提款权（SDR）的作用和使用范围，建立新的多极货币体系。四是逐步化解合法性矛盾。要设法确定与联合国系统的法律关系，尽可能将IMF、世行、WTO等转为G20执行机构，最后在联合国改革的框架内完善G20治理架构，确立G20的全球治理主导地位。

为此，中国应加强与主要大国的沟通与协调，特别是与美国的协调。中国并不主张中美成为“G2”，但中美协商一致始终是G20顺利做出决策并落实决策的核心要素，对于杭州峰会的成功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