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
恢复高考40年，近来有不少的回忆，回忆者基本上都是一些“功成名就”的人士，回忆也都充满了怀念、赞美、感恩和自我庆幸的情调。与广泛地为无数冤假错案平反一样，恢复高考确实是“文革”之后的一件破天荒功德之举，但却并未能惠及所有由于“文革”而丧失了教育权利的青年男女。这是我们今天在回忆时不应轻易忘却的。
正面回忆某个历史事件或历史变化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犯下一种叫“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的认知错误，那就是，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结论（高考给了许多优秀学生上大学深造的机会，他们成为日后方方面面的“栋梁人才”），看到的全是与此相符的事例，并反过来用这些例子进一步“论证”这个结论。“确认偏误”的问题在于，它排除了与印象结论不符的反面事例，把那些没有机会进入大学的人们判断为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所以没有能把握住“历史的机会”。这样的高考回忆会在飘飘然的自我陶醉中忘却那些本该保存于高考回忆的沉重记忆。没有那部分看似令人不快和唏嘘不已的记忆，高考回忆是不完整的。
我在“文革”中下乡插队的时候，有一个名叫杜德（原名滕小平）的朋友，是一位极其吃苦耐劳、爱好学习的老高二学生。他是1973年去世的，当时他在农村修桥时，栽进了水里，就这样死了。
插队的时候，我一共到他队里去看过他两次，每次都是借我村子里一户农民的自行车去的。这户农民父子俩都是木匠，所以日子过得比其他农民富裕一些，是村里极少拥有自行车的人家之一。第一次我去看他后的印象是他非常用功。农村烧饭用的灶头里烧的是稻草、麦秸，烧火人必须在炉膛前不住地打草把，一个一个塞进去，不停地用火钳去挑起火来。他做饭时，在灶膛前添火，手里还拿着一本书。他告诉我，他父母带着弟妹全家下放苏北，家里一年养肥一头猪，卖了100元钱，全给他了。他用钱到上海外文书店买了一本韦伯斯特大辞典，花了50元，剩下的50元买了一部英文打字机。这在当时学英语的知青中可以算是顶级“发烧友”干的事了。
我第二次去看他，骑自行车都已经走了一半，但那天是雨后不久，农村的小路非常泥泞，自行车的两个轮子被烂泥裹住，动不了了。我一次又一次提着自行车，把车轮在路边的小河里甩动，想用水冲掉裹住轮子的烂泥。但上路不一会儿，又被裹得严严实实。我最后只好作罢，打道回府，谁知道不久就听到了他的死讯。在我的感觉里，这好像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每次想起，都令我有一种莫名的不安。
杜德的家庭出身不好，他学习英语到了痴迷的程度，恐怕是因为只有在那些让人感觉非常遥远的外语文字里还能找到一些逃避和安慰。1977年恢复高考时，成绩最优秀的学生中许多都是像他这样的老三届，其中有的虽没有能考取大学（因为数学不行），却因为英语特别优秀而被录取为研究生了。
在我的高考记忆里时时会闪过杜德的影子。如果他没有早逝的话，他也许也参加了高考，40年后的今天，或许早就是教授名流了。然而今天他已经是一个被彻底遗忘的人了。对他这样的人，我们有记住他们的道德责任。意大利犹太人作家普里莫·莱维在《死去的和活着的》（又译为《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中说，经历共同苦难的伙伴，活着的有义务记住死了的。莱维说自己有机会活下来，是上帝从炉灶的炉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没有烧尽的柴薪，幸存下来不过是一个侥幸。恢复高考后知青一代的绝大多数是没有得到这个机会的。他们的梦想、人生机会、才能和才华被毁掉了，高考没能恢复这些。如果我们用与莱维类似的心情看待第一批高考者们的侥幸成功，那幺，在庆贺他们学有所成、功成名就时，我们也应以一种别样的情感来回忆那些落魄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