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思纯

2014年10月7日，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与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举行会谈时表示，美国方面希望中日两国领导人能够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2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会谈。这似乎显示出美国有意助推中日关系改善的动向。但是，如果我们冷静思考二战以来美国在中日关系上扮演的角色，就会对现今美国对外战略中的中日关系有一个更客观的认识，对于拉塞尔上述表态的真实意图也就更加清楚。

纵观战后历史不难发现，中日关系发展的背后一直有美国的身影。冷战时期，当美国需要拉拢中国牵制苏联势力时，它默许甚至助推了中日关系的快速接近。但冷战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开始将中国视为对其霸权的挑战者，拉拢并利用日本作为围堵和遏制中国崛起的马前卒，导致中日关系陷入波折。因此，正如有的学者所比喻的那样：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在中日关系中扮演着“调温器”或是“平衡器”的角色，根据自己的全球战略来定位中日关系，通过平衡中日关系来获得自己的战略利益。

一方面，美国决不容忍因中日走近而威胁其利益。首先，美国要防范因中日合作而削弱其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从美国的全球经济战略利益来看，美国要分享东亚经济快速增长的红利，重构亚太和全球贸易版图，强化自身对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因此，美国对自己被排斥在外的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动向极为警惕，不时利用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和中日钓鱼岛领土争端，挑起中日关系适度紧张，使中日难以合作主导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例如，2011年美国力邀日本加入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这明显是要借TPP来抗衡美国被排斥在外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为此，美国以对日本政治、安全意图的支持来换取日本牺牲在农业和服务业上对国内产业的保护措施。美国还表示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重申将钓鱼岛纳入日美安保条约对象范围内。当美日TPP谈判陷入僵局时，奥巴马又在2014年4月访日期间，以“美对日协防钓鱼岛”和“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来争取日本在谈判上的妥协。正是美国的默认与纵容，日本政治右倾化越来越严重，在钓鱼岛领土争端中拒不承认“存在争议”，导致中日关系陷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严峻的局面。

其次，美国要防止因中日友好而威胁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冷战后，美国力求维持并强化亚太军事外交同盟，巩固自身在该地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避免美日同盟出现离心倾向，进而影响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稳定。因此，美国纵容日本炮制和宣扬“中国威胁论”，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以确保日本将日美同盟视为其亚洲战略的基础和关键，并为维系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存在提供依据。2010年鸠山由纪夫首相的辞职，就是因为他承认侵华历史和钓鱼岛主权争议，试图重建中日友好关系，这些无一不触碰到美国的战略底线，引起美国的强烈不满，美国即以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向鸠山政府施压，并最终导致鸠山下台。而2006年以后相对平稳的中日关系则因2010年9月钓鱼岛附近海域发生的中日“撞船事件”瞬间跌入谷底。这背后的美国因素是不言而喻的。

另一方面，美国也绝不愿意因中日开战而使自己卷入战争。事实上，美国很清楚一旦中日爆发冲突，美国将陷入战略选择的两难境地：如果美国选择介入中日冲突，则意味着美国要为一个无关自己核心利益的“小岛”而卷入与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战争，其损失将不可估量；而如果美国选择置身事外，无疑将对美日同盟形成重大打击，甚至损害其整个同盟体系。正因为如此，美国在中日之间小心翼翼地寻找着平衡点，当日本做的太“出格”时，美国也要出面敲打。2013年底对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美国政府罕见地表态“失望”，无疑是要借机对日敲响警钟，避免局势失控，危及自身利益。此外，美国不允许日本修改“三大谈话”，对日本军力扩张加以限制，不同意日本独自拥有“打击敌方弹道导弹基地的能力”的企图，也显示出美国对日本的控制。

总的来看，美国既担心中日关系“过热”而导致自身利益受损，也不愿中日关系“失控”使自己卷入冲突。对美国而言，保持适度紧张、但又“斗而不破”的中日关系似乎最符合当前美国的战略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