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强 张添
2016年4月1日，缅甸新政府正式开始运转，人们欢呼着“昂山素季”时代的到来。四天后，前总统吴登盛在Facebook上发布了自己“剃度出家”的照片，对此很多外国人不免发出疑问：这位亲手给缅甸半个世纪的军政府统治画上句号、开启缅甸民选时代的总统，真的要遁入空门、不问世事了吗？“吴登盛时代”真的就此终结？
缅甸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如泰国、老挝、柬埔寨一样，都是笃信上座部佛教的国家，佛教徒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按照教义，出家为僧是获得自我解脱的必须途径，这与中国、日本等国信仰的大乘佛教不同，后者认为人本身自具佛性。因此，缅甸的男性一生至少会出家一次，也可能是多次，尤其是在遇到人生重大转折时，很多人一般都会选择出家一段时间，期望获得佛陀的“指引”，时间短则数天，长则彻底遁入空门。一些公务繁忙的人甚至会选择在缅历新年（泼水节）放假的那几天出家清修，假期结束时再“还俗”。
在缅甸历史上，政治家短期出家的情况也不少见。早在1958年，缅甸总理吴努就在政治斗争最紧张的时候削发为僧，1980年吴努流亡回国后，再度短期出家;2012年3月，卸任的副总统丁昂敏乌也曾经到寺院短暂修行。政治家出家，既可借此静坐沉思，还可实现亲近佛陀的心愿，也会赢得很多同样信佛的民众的尊重。这次吴登盛出家即是如此，只是人们都把注意力放在了他的出家行为上，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声明中的仅“出家五天”一说。所以，当五天后吴登盛走出佛寺、穿上西装、重新出现在人们视线里的时候，外国人会觉得意外，缅甸民众却毫不吃惊。
四号人物走上前台，
才有了“吴登盛时代”
2003年，时任缅甸军政府最高领导人的丹瑞大将制定了缅甸走向民主的“七步路线图”，组成新政府是其第七步。到吴登盛上台时，前六步已由丹瑞等人完成。
吴登盛是原军政府总理、四号人物，其能超越第三号人物吴瑞曼出任总统，无疑是丹瑞的意思。丹瑞亲手搭建了这个舞台，他把要演的这出戏命名为“有纪律的繁荣民主”。所谓“纪律”，就是由军人主导、遵从军人领袖的意志、保护军人的既得利益。所以当“男二号”——议长兼巩发党主席吴瑞曼与反对党密切接触、表现出悖逆军人利益苗头时，吴登盛毫不犹豫，派出军警围住巩发党党部，取缔了吴瑞曼的主席职务，重新控制了巩发党。
2011年吴登盛政府上台后，努力在“繁荣”和“民主”这两方面下功夫。一方面，有效落实经济、政治、法治政策，促进缅甸现代化发展。另一方面，推进“形式民主”向“真实民主”发展。形式上，实现了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权分立。在实际内容上，吴登盛提出“三波民主改革”，第一波是建构民主的政治框架，争取反对派和少数民族参与和支持政府主导下的民主化进程，其中包括释放政治犯和举行议会补选、吸收民盟等反对派加入议会、争取美国的支持、与民地武组织举行和谈等;第二波是构建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充分认识到信任、理解与国家认同的重要性;第三波是民主实践，以“联邦国家构建”为目标，落实民主建设的规范，以政治稳定为前提，缔造“真实民主”。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推动了政治和解和人权改善，也在真正意义上开放了党禁和报禁。所以有人说吴登盛政府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在五年的执政生涯中，吴登盛的施政既兼顾了军人的利益，又走在了改革的路上，还考虑了民主进程和西方国家的需求。他亲民、低调、沉稳，受到大多数缅甸人的认可，“干净先生”是他的政治名片。但即便如此，他仍然只被认为是“最不坏的军方代理人”，他所扮演的角色也只是国家转型中各方利益的“协调器”。他无法洗刷军人政权的“原罪”来奠定自身的合法性，因此不敢深入改革，而是采取了妥协和逃避的姿态，在中后期一度陷入困境。他甚至都无力完成议会向总统提交的上百份法案的处理工作，不得不在2016年初转交给在大选中获胜、即将执政的民盟新政权。“吴登盛时代”想要达到的宏伟蓝图，特别是他宣布的“三波民主改革”都远未实现。之所以会这样，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解释。
一是“权力”。吴登盛缺乏足够的权力来推进改革，权力“不为己用、也不为己控”。执政初期，“总设计师”丹瑞就给他设了前军人集团的三号人物吴瑞曼和五号人物丁昂敏乌与其共事。前期丁昂敏乌作为强硬左派代表，屡屡不听吴登盛“招呼”，在改革与军队利益冲突时采取了抵制改革的态度;中后期吴瑞曼则作为改革右派，不仅频频向民盟示好，还屡屡放出“丹瑞不准备让吴登盛连任”、“吴瑞曼将成为下届政府总统”的消息。虽然丁昂敏乌、吴瑞曼先后在政治斗争中出局，但巩发党的政治凝聚力也因此大为削弱。
二是“时运”。改革的时代给了吴登盛时机，却没有给他充足的时运。吴登盛廉洁透明却短谋寡断，他在任期间规定自己每个月都要公开发表一篇讲话，进行总结和自我批评，但遇到的问题却不断增多，解决的方案也乏善可陈。执政期间，吴登盛遇到了教育法示威游行、最低工资设定、临时身份证（白卡）废除、批准通过备受争议的“保护种族和宗教四项法案”、“船民”问题和所谓的“罗兴伽人”问题等诸多难题，因为解决不力或者没能解决，引发了少数族裔和国际社会的多方不满。
2015年1月4日，缅甸举行盛大阅兵仪式，纪念国家独立67周年。缅甸总统吴登盛出席仪式。
三是“无奈”。吴登盛遇到的难题不少，做的事情不少，符合人们期许和被理解、认可的却很少。
首先是对民意的无奈。吴登盛亲民，基本没有裙带利益，在任期间曾多次考察基层项目、工程修复、教育卫生设施、灌溉蓄水工程等，在全缅受“科曼”飓风侵袭时甚至达到了每周考察4〜5个地区的频率。即便在巩发党竞选期间他仍然在灾区视察，数次被丹瑞斥责对党的利益“不负责任”。他希望靠民意支持获取连任，但最终民意仍压倒性地扑向昂山素季和民盟。
其次是对民族问题的无奈。他出任总统后，曾设计了这样的轨迹：与近20支民地武组织谈判后签署全国停火协议，于60天后开启政治谈判，90天后签署政治协议。但现实却是残酷的，在与民地武代表团的近10轮谈判过程中，冲突不断，和平进程艰难推进，最终虽然在2015年10月签署了停火协议，并于2016年初举办了首次全国和平大会，却因为仅有八支民地武组织参与而不被各方认可。
第三是对外交问题的无奈。吴登盛在任期间走访国家众多，包括中国、美国、日本、印度、韩国、蒙古国、以色列及一些东盟国家和欧洲国家等。他还在2014年带领缅甸担任了东盟轮值主席国，获得各方好评。不过有两个大问题非常棘手：其一，西方国家对缅甸人权的要求，包括释放全部政治犯和给予罗兴伽人合法地位。吴登盛没能兑现其承诺的释放全部政治犯，而其通过的“保护种族和宗教四项法案”却激化了佛教徒与穆斯林的冲突。其二，缅中关系的曲折摇摆。2011年5月吴登盛上台不久，就与中国缔结了中缅“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仅过半年，他就致函缅议会，以民意为名宣布任期内搁置由中国投资的密松水电项目。此后，缅政府又打出了一套“亲西疏华”的组合拳。缅中关系则因为莱比塘铜矿、皎漂—昆明铁路等问题连连受挫，加之缅北民地武战争危及中国境内人员和财产安全，缅甸抓捕中国在缅伐木工人等，缅中关系面临着多重考验。
吴登盛在任期间曾多次慨叹自己身体不好而“改革不易”，希望退休后能够告老还乡，安享晚年。加上他卸任前推动的“卸任总统安全法案”为自己准备了保镖、解散了缅甸和平中心，以及卸任后立马高调宣布出家的行为，都让人们感觉“吴登盛时代”已经终结了。一方面，吴登盛推行的改革措施，该做到的已经做到了，做不到的也难再续了，如民族和解。另一方面，很多人认为吴登盛所在的巩发党五年后东山再起比较困难，除非民盟自身犯了大错而缅甸又找不到更合适的接班政党。还有人认为，吴登盛本来就是军人集团的“一颗棋”或者“过渡性人物”，现在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然而也有不少分析人士认为，以上的看法值得推敲。首先，虽然吴登盛曾经给人的感觉是缺少进取心，但在政权交接完毕后，他却在巩发党面临分裂之际及时站出来，通过基层改组、寻觅核心党员和清除违规党员等方式对党进行“清理整顿”，这表明出家还俗后的吴登盛更具责任担当意识。其次，除了政治道路，会不会还有其他道路呢？4月20日，为推动缅甸的发展繁荣，由四个基金会资助的“吴登盛中心”成立，吴登盛任名誉主席。该中心由吴登盛机构人民健康基金会、缅甸教育基金会、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社会经济生活发展基金会等组成。中心接受国内外资金的支持，也寻求对社会机构的投资。中心在支持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将摆脱政治标签，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的非政府组织。第三，前总统顾问，包括曾经脱离出去成立政党的吴奈辛拉博士等人纷纷返回到吴登盛身边，重新加入其团队，原先的缅甸资源与发展研究所（MDRI）也将继续运作下去，这说明吴登盛仍然有继续发光发热的渠道和社会资源。第四，吴登盛正在带领巩发党走出“军人背景政党”难以在军人和民众间立足的境地，他利用巩发党原有的其他资源，发展智库和非政府组织，通过真实接触基层民众来“迂回救党”。
总之，吴登盛曾经带来过一个新的时代，未来他是否还会“东山再起”，有待于我们进一步观察。
（余强为云南大学缅甸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张添为云南大学缅甸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