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昊

6月中旬，美日韩三国在华盛顿举行政策会议，首次对作为全球安全焦点的中东问题进行了讨论。7月中旬，三国在夏威夷举行副外长会谈时，除讨论朝核问题外，还就“伊斯兰国”和巴以问题等交换了意见。美国政府称，将促使美日韩三边安全机制在应对战略问题的基础上，更多关注全球性问题，做出“国际贡献”。但同时，美国及其盟友也在积极强化美日韩安全“铁三角”的军事干预功能，美日韩三边机制的优先目标是巩固同盟体制，增强内部凝聚力与对外合法性，在提供国际安全公共产品方面“依然任重道远”。

三边机制拓展到全球舞台

2015年4月16日，在美国牵头下，美日韩副外长会谈在华盛顿举行，美国的首要目的是改善处于严重僵持中的日韩关系，考虑到日韩在半岛和历史问题上分歧严重，为了“缓和会谈气氛”，三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了讨论。2016年1月16日和4月19日，美日韩三方分别在东京与首尔举行了两次副外长会谈。三方就地区及全球合作的方案“进行了全面的政策磋商”，三边合作的议题涵盖发展、卫生、海洋、气候变化等领域。可以看出，三方均有意将国际安全乃至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作为三边机制的“常规课题”之一。

关于美日韩三边机制的发展方向，美国政府有着明确的设想。今年3月29日，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时指出，过去几年中，美日韩三边关系在密切程度上达到新高度，未来美日韩三方将在应对朝鲜“核威胁”基础上，维护现有国际秩序和国际规范，追求实现共同利益，关注全球性问题。布林肯称，美日韩三国“因民主、人权、开放市场和对法规的尊重”的基本原则而被联系在一起，“无论面对机遇还是挑战，（美国）都希望与两个最密切的盟友共同行动”。布林肯强调，美国除希望与日韩在全球卫生安全领域（埃博拉、寨卡病毒防治等）、打击暴力恐怖主义方面合作外，还希望三国合作“集中在公海和三国的经济生命线问题上”。“在信仰自由、尊重规则的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美日韩三边合作将成为稳定和安全的支柱、机遇的灯塔、促进全球利益的力量”。

军事协作仍是首要议题

对于美日韩三边机制将全球性问题纳入视野，国际舆论表示了肯定，但也指出其实践上的局限性。如英国《金融时报》称，华盛顿、首尔和东京的能力和技术如果能有效地集中起来，确实可以对解决全球性问题起到重大作用。不过在当前形势下，三国显然更关注平壤的举动，难以在其他问题上联手作为。《日本经济新闻》也称，美日韩三国均在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但并不是通过美日韩机制，而是基于各自的国际性场合而展开行动。美日韩之间的协作要明确自己的首要目标，即“为地区安全提供保障”。不少国际舆论指出，美日韩在全球性问题上展示出开放态度，但其合作设想要产生实效，显然是一个中长期目标，而三方公开探讨中东和欧洲安全问题则有“舍近求远”之嫌。显然，不能指望这些探讨在遥远的中东或欧洲发挥实际作用，“在三方当中，只有美国（对这些问题）有单独的影响力”。换言之，从目前情况看，美日韩积极联手寻求做出“国际贡献”，尝试影响域外安全问题，尚停留在理论与政策姿态的层面上，并未改变美日韩机制作为地区军事协作关系的基本特征。

事实上，比起将国际安全与全球性问题纳入共同政治日程，美日韩军事一体化不断强化的趋势更值得高度关注。2016年，随着朝鲜第四次核试验及射星，美日韩加强了在军事上的协作。6月28日，以应对朝鲜核与导弹“威胁”为由，美日韩三国在夏威夷附近海域举行代号为“太平洋之龙”的联合演习，这是三国首次进行联合导弹防御演练。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7月上旬，韩国国防部正式宣布将在本国境内部署“萨德”系统，此后又公布了部署地点。韩方的决定得到了美国及日本的“积极评价”，日本同时表示了“萨德”未来在日本部署的可能性。韩国媒体则指出，如“萨德”部署到韩日，意味着美日韩三国将在东北亚地区构建起导弹防御情报、指挥、控制、拦截的立体体系，这“对于地区安全显然将产生重大影响”。

在推进美日韩军事一体化方面，美日有着强烈的意愿，而韩国则相对纠结。美国国防部2015年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特别是在军事上加强前沿部署，如无日韩的联合协作是不可能实现的。而日本基于推进自身“国防正常化”、强化日美同盟、在东亚谋求军事优势的考虑，对于美日韩的军事协作也非常热衷。实际上，借朝核问题升温“强行出头”，联合美国及其他盟国干预地区安全事务，一直是安倍政权的既定方针。韩国显然意识到，美国主导的美日韩军事一体化有明确针对中、俄的意识和目标，因而对公开强化与美、日（特别是后者）的军事协作抱有一定顾虑，但韩国现在更担心的，是朝鲜可能“暴走”而“威胁”到自身安全。而且，韩国无法主导美韩同盟的方向与自己的安全状态，在东亚地区维持与发展政治影响力也不能脱离美国的支持。在韩国看来，为了确保半岛形势“处于可控”，以及实现多方面的国家利益，应更为主动地争取与美国的同盟合作。笔者2014年秋在首尔大学参加学术会议时，有参会的韩国军方官员公开表示，在目前情况下，韩国“确实不能寄希望于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而必须充分确保美国能够介入半岛安全问题。显然，在美、日积极推进三边军事协作的情况下，韩国采取了“因势利导”的现实主义立场，积极在美日韩三边体制内行动，同时对朝鲜与中国等施加一定压力。

三边机制内部存在问题

从历史发展的轨迹看，美日韩三边机制的走势，基本上还是与半岛安全形势的发展保持高度一致。冷战时期，美日、美韩军事同盟的建立与强化是两个独立的过程。冷战结束后，因朝鲜半岛安全问题突出化，三国间安全协作机制才逐渐得以建立。1993年朝核问题后，美日韩建立了三方协调监督小组（TCOG），1999年形成副外长级及局长级会谈的定期机制，2002年第二次朝核危机后，由于六方会谈机制的启动，以及美日韩对朝政策分歧的扩大，TCOG的作用被弱化，并于2003年实质上解散。2006年朝鲜首次实施地下核试验后，美日韩三边协调机制重新得到恢复与加强。2009年朝鲜第二次核试验、2010年“天安舰事件”与“延坪岛炮击事件”使得半岛局势进一步紧张，美日韩之间的军事协作空前强化，三方在半岛及日本近海频繁举行联合军演，并将在东北亚构筑美国主导下的一体化导弹防御体系作为军事合作的核心之一。2012年7月，美日韩宣布建立专门的三方安全磋商机构。2014年7月，美日韩三国在夏威夷首次举行三国总参谋长会谈，由最高军职官员出席，彰显了三方加强军事合作的态势。2014年12月底，三国签署了《韩美日关于朝鲜核与导弹威胁的情报交流协议》，由美国防部作为日韩间的情报交流中介，牵头带动相关军事安全合作。

在应对朝鲜问题以及中国崛起的“威胁”的方针下，美国期望利用美日、美韩同盟打造东北亚“军事铁三角”。但令美国头疼的是，一直以来，美日韩三边关系内部始终存在着以下的问题：首先，在“核心战略问题”上，围绕如何实现半岛无核化、处理对朝关系，美日韩三方各自的立场、利益和观点有明显的区别；其次，在“潜在重大问题”上，如何协调与地区大国、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美日韩三方的立场与观点不同，应对办法与进程也不同步；再次，同盟内部结构存在“不均衡”。相比于美日、美韩相对成熟化的军事同盟合作机制，日韩之间甚至一直无法有效推进军事合作，日韩间《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最终流产就是一个集中的体现；第四，与上一点相联系，日韩双边关系因历史问题、岛屿领土争端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历史恩怨和民族感情，而经常处于冷淡状态，政治互信相对脆弱。特别是，韩国认为自己是半岛安全问题最主要的责任者与风险承担者，“尤其需要谨慎地采取应对”，在依靠美国的同时，也要与中、俄等大国展开协调。显然在短时期内，以上的问题都很难得到根本解决。

在美日韩三边机制存在内部问题的情况下，绕开“矛盾焦点”、在国际安全与全球性问题上展开合作，就成为美国重点考虑的“权宜之计”之一。前美国国安会高官、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亚洲与日本委员会副主任迈克尔·格林指出，尽管理论上美日、美韩间存在稳定的军事同盟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将其直接转化为类似的、稳固的三边军事合作机制，在此情况下，运用现有机制，培养参与各方的合作倾向和相互信任是非常重要的。在美国看来，将全球性问题导入美日韩合作议程，有助于增强内部凝聚力与对外合法性，进而巩固同盟，并回应外界关于美日韩合作“无法解决地区安全难题”的指责。美国同时认为，美日韩三边机制能否维系，关键还在于美国的“中介作用”。在美国的积极调解下，日韩首脑和防长在去年分别实现了时隔三年多和约四年的会谈。

确保延伸威慑并非地区安全出路

近年来，美国在亚太地区积极强化盟友关系，在构建大规模、多层次“安全网”的同时，推进同盟或“安全伙伴”模式的转型。关于此，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在今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除了战略遏制与军事防范外，美国日益将自己与日、韩等亚太国家的同盟关系应用到更广泛的政策课题上，包括东亚域外的安全问题，以及一些非安全目标上，如全球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减贫与卫生健康、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网络安全等。而美日韩三边体制关注领域的扩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在亚太发展政治安全合作关系的新思路。但卜睿哲同时承认，从历史视角看，美国在亚太的“重返”或“再平衡”，“与其说是新政策，不如说是过去几十年陈旧历史政策根据新环境的调整”。换言之，美国的亚太政策有其贯穿历史始终的逻辑脉络，它的演进发展不可能“另起炉灶”，而是与过去的政策，包括冷战时期的政策有着直接的关联。

总的来看，美国现阶段的亚太政策，依然以强化在该地区的延伸威慑为基础。所谓延伸威慑，即基于本国核或常规军力的威慑力，向其同盟国提供保护，并形成延伸性的威慑力。这意味着美国的同盟政策依然基于一个首要原则，即坚持对盟友的安全承诺，并向潜在对手明确展示这一政治意志。“如果美国的延伸遏制力在某一地区没有发挥作用，那幺将会对整个延伸威慑体系的可信度产生影响。”2014年10月，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发布的报告指出，美国为亚太盟国提供的、由核与常规力量组成的传统延伸威慑“正面临严峻挑战”，美国应在继续保持核力量这一核心威慑力量外，运用军事、经济等综合手段强化延伸威慑的效力，而美日韩三边军事协作的发展也将以此为原则。

从国际安全理论的发展过程来看，延伸威慑作为威慑和同盟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产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基于该理念的安全观信奉威慑源于军力优势和强有力的政治意志，并将带来权力均衡局面。威慑的主要政策手段则包括强化核威慑及反击能力、强硬战争边缘政策与强制性外交等。

尽管相关理论和实践已时过境迁，但美国当前的亚太政策依然以半个多世纪前的战略哲学为基础，“基于莫顿·卡普兰和托马斯·谢林的思想成果”。在战略上，美国认定亚太安全形势复杂，但依然寻求强化同盟军事威慑力，以“加权平衡”的方式维系本就脆弱的地区平衡；美国意识到亚太安全的关键在于减少误判和信号混乱，但却建立利用各种同盟关系进行围堵的政策，制造出更大的战略不确定性；美国认识到中国已与地区发展建立了深刻的相互依赖关系，但依然坚持主张中国将不惜代价挑战现有秩序。这都是美国亚太战略及同盟政策上的明显自相矛盾之处。已有不少美国战略观察人士指出，美国应当推动亚太同盟转型，但更应当考虑如何为中美关系制造一个积极性的框架。“否则，虽然塑造出对抗性同盟，但却丧失了将中国拉入战略合作的机会，这将使美国在地区战略上受害。”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日本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