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限
今年4月30日，随着明仁天皇的退位和德仁皇太子的继位，日本皇室将开启一个新时代。
纵观世界政治史，日本天皇制无疑是现存历史最为久远而又独一无二的政治制度。即便是战后实施象征天皇制，天皇承祚的历史也未中断，在国民心中的地位及其影响力依然无可取代。
天皇崇高地位与其神性的确立不是历史自然选择的结果，而根源于日本传统文化的塑造。但在近代日本历史演进中，天皇的绝对权威和世袭统治却获得了天然的合法性基础，如明治维新后颁布于1889年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宣称，“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在日本政治舞台上极具影响力的右翼势力，更是以“天皇观”为其核心理念，在思想和行动上绝对尊崇、效忠天皇和敬戴皇室，指引自身走上了军国主义的歧途，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一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历史上对天皇的神化
日本传统文化对天皇地位与神性的塑造，在思想上为右翼理念的产生提供了丰厚的“养料”。被誉为日本国史巨着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皆成书于公元8世纪），对右翼思想具有重要的影响，其构筑的“神国创世说”成为右翼神国思想、种族优秀论的理论来源，其强调的“使命说”成为右翼对外扩张和称霸世界的精神动力，其宣扬的“天皇万世一系说”固化为右翼尊皇、“皇室中心主义”思想的核心。
记纪两书在鼓吹天皇是神祇后裔方面有一套完整的建构逻辑。如《古事记》在描述日本“创始说”时称：“高天原”的夫妇神伊邪那歧与伊邪那美来到海中的一个小岛，之后生育八个子女并由此构成了日本的国土——大八洲，这样就完成了日本国土的神国创世。在描述日本皇室来历时，又称“高天原之主神天照大神神谕苇原国将是我儿孙所统治的国土，应派下界去统治，最后由天照大神之孙统治”。
“苇原国”指日本，而天照大神的儿子和孙子则是日本皇室的始祖神。按照《古事记》中有关皇室谱系的说法，日本皇室初代天皇“神武天皇”便是统治“苇原国”的天照大神之孙（简称天孙）的直系后代。这个神话使天照大神不仅成为日本民族共同的氏神、祖神，同时也成为日本国家的肇国之神，众神皆为“天照大神的血脉”，由此确立日本皇室万世一系的神代谱系的开端。
“天皇”的称谓出现在公元6世纪末7世纪初。当时的推古女王为巩固皇室权威，着手梳理和补遗皇统的谱系，根据中国的谶纬学理论，将公元前606年作为日本第一代天皇的即位之年，皇统谱由此向上又增加了九代天皇，一个完整的皇统谱绘制完成。把皇统的开端与“神统”相衔接，也就完成了对皇统的神化。神化过程以天皇为中心，进一步延伸到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及其政治制度与社会秩序，形成了一个与现实世界的统治关系高度一致的神化的世界。这个神化的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强化和颂扬。神话的杜撰加上史家的穿凿附会，久而久之神话就变成了“历史”，固化为一种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
《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一条即宣称“ 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日本。
皇室承祚无论置于哪种历史情境之中都不是孤立的个体间相沿存续，其背后是历史纵向维度的无限延展。这种历史的连绵性可以说是日本所自诩的历史最显着特性——组成日本国土的“大八洲”从古至今未曾变化，单一民族形成的国家从未改变，还有万世一系的皇统也没有改变。在这个意义上，皇统的延续和国家的命脉合为一体，皇统成为国运的同义语。在日本历史上大大小小的运动和战争无不打着天皇的旗号，以所谓的“清君侧”之名而发动，原因也正在于此。这实际上为天皇独裁制度的巩固及以天皇名义进行对外侵略扩张提供了精神支撑。
右翼天皇观的实态
日本传统文化将神话历史化、天皇神性化和国家神国化的“历史偏好”成为日本右翼思想形成的重要基础。日本右翼从诞生之初即已确立了所谓“神国日本”“八纮一宇”“万世一系”等价值取向，绝对尊崇和效忠天皇构成了日本右翼“天皇观”的重要思想内容。即便是实施象征天皇制的战后，日本右翼仍然顽固秉持效忠天皇理念，宣扬天皇至高无上，甚至企图恢复天皇独裁政治。
而在另一方面，右翼天皇观的形成也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只有打着天皇的旗号，才能获得合法性和正义性，有利于右翼诉求的的展开。右翼团体的鼻祖、存在于20世纪上半期的黑龙会就极端尊皇，其领袖头山满更是创作了大量充斥着“忠君爱国”“敬神尊皇一以贯宇宙”等意味的言论。
思想上的尊皇落实到行动上，则归结为“维护纯洁之日本精神”“解放亚洲之有色人种”两大使命。维护纯洁日本精神就要坚决反对欧化而独尊神道、皇道，阐释日本精神的真意。“解放亚洲之有色人种”要求种族优秀的大和民族要与白种人（西方）对抗，将亚洲人民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此后的历史揭示出，这些无非是右翼扩张和称霸世界的旗帜、为军国主义侵略辩护的幌子。
但这狂妄自大的使命感却构成了日本右翼对外扩张理论的思想基盘。在这些思想指引下，日本右翼协助日本政府吞并琉球、侵占台湾、独霸朝鲜、分离满蒙，进而全面侵略中国。日本右翼宣扬的使命，与其说是其狂言妄语，勿宁说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是明治维新后随着日本国力日益强盛而将对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的蔑视情绪外化于行动的的集中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右翼的语境里，“国体观”与“天皇观”具有同一性，二者可以等同使用。国体实际上就是“天皇对国家统治的大权”，强调国体，维护国体，根本上就是要强调天皇的绝对统治，维护天皇制度，实际上就是“朕即国家”的另一种表述。
近代日本统治阶级宣扬国体观的政治意图在于使人民将自我与国家绝对统一起来，在“国体”面前，绝对服从国体就是效忠天皇。为此，国民要时刻准备牺牲生命以尽忠心，几乎成为日本全社会的普遍价值认同。这也是战前日本右翼虽然人数不多，但民众基础十分广泛的原因所在。
《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大典。
既是“助产士”也是“掘墓人
在其天皇观的指引下，日本右翼自然把进行对外扩张看做对天皇的效忠。即便是在国内，对于任何与天皇为敌、企图颠覆天皇制的人和势力，右翼都将其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而成为“天诛”的对象。
正由于天皇是神的后代，其本身即具有绝对权威和崇高地位，于是日本历史上无论权势多大、威望多高的诸侯大臣都无法、也不敢推翻天皇取而代之，充其量只能以幕府架空皇室的模式，挟天皇以令诸侯。也正因如此，日本的“皇统”才得以永续。
将天皇视为“现人神”的思想，还曾扭曲了日本民众对战争的理性认知——战争正义与否不在于是否反社会反人类，而以是否增进天皇的福祉为惟一标准。在法西斯军国主义侵略过程中，军民以“一亿玉碎”的忠君之心甘愿充当战争的炮灰，给他国造成民族之殇的同时，也给自己留下了耻辱和伤痛。
日本政治上的这种独特性甚至迫使战后驻日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不得不采纳学者本尼迪克特的建议，正视大和民族的尊皇传统，豁免了天皇裕仁作为战争罪犯的罪行。
从日本右翼尊皇的立场来看，天皇在右翼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意义在于为其确立了自身存在的依据。换言之，如果将尊皇思想从右翼思想的构造中剥离出去，右翼就无法确认自身的价值。日本右翼实际上是把先验的天皇神性与自己对天皇神性的信仰系统地融贯一体，确立自我认同的同时，也迷失了自我。
日本战败后，裕仁天皇于1946年1月1日发表“人间宣言”，否定了自己的神格地位。走下“神坛”的皇室不再神圣。同年11月3日颁布的《日本国宪法》规定了日本实行象征天皇制，从法理上根本剥夺了天皇统治日本的合法权利和地位。
天皇自我否定神格，对日本右翼势力打击很大。失去了天皇这个精神支柱，右翼不得不开始思想与行动的战后转型，而在演进中开始趋向无谱系化、无思想化并堕落成暴力团体。
回望历史，也许日本右翼没有想到，这个被他们所奉为圭臬的天皇观，在成为其勃兴的“助产士”的同时，也成为其“掘墓人”。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