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翊民
2019年8月，美国退出《中导条约》，正式宣告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条约寿终正寝。
生于冷战中的美苏蜜月期 1976年春，美国五角大楼会议室一片紧张。情报显示，苏联已部署了一款新型陆基机动导弹，该导弹射程覆盖整个西欧。那时，美苏已通过《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在战略武器层面确立了大致均势，但双方战区核力量的管控仍属“空白地带”。为此，北约密集磋商对策，最终于1979年12月确定了“部署新型导弹”与“对苏开展军控谈判”齐头并进的“双轨策略”。
当时，美苏冷战正渐入高潮，在中导问题上，美国坚持谈判仅限于美苏双边，范围仅限于陆基中导，要求全部消除;苏联坚持谈判应包括英法，中导需同战略防御挂钩，反对全部消除。谈判随即因美国在欧洲部署陆基中导而破裂。
转机发生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面对内外挑战，戈尔巴乔夫对内启动改革，对外重点改善对美关系，其将核军控作为突破口，在中导问题上逐步后撤。1987年12月，美苏正式签署《中导条约》，约定消除双方全部射程在500～5500公里的陆基弹道导弹与陆基巡航导弹。需要说明两点：一、条约要求消除作为核武器运载工具的陆基中程导弹，并未要求消除导弹搭载的核弹头。时至今日，美国当年供陆基战斧巡航导弹搭载的W84型弹头依旧完好无损;二、条约签署时所有陆基中程导弹均为核载荷，因此条约也并未对导弹载荷类型进行刻意区分，从而事实上限制了两国常规陆基中导的发展。
作为核裁军条约，《中导条约》创造了美俄核军控历史的多个“首次”：首次削减了一整类核武器;首次实现了核武器数量下降;首次实现了履约现场视察。《中导条约》因此成为了美苏核军控的里程碑。
卒于后冷战时代的大国对抗 进入后冷战时代，全球战略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导条约》的命运也开始跌宕起伏。最先对《中导条约》表达不满的是俄罗斯。事实上，苏联国内强硬派和军工集团早就毫不掩饰其对条约的反对。后冷战时代，俄罗斯综合国力大幅缩水，博弈工具捉襟见肘，《中导条约》成为为数不多的可用之牌。世纪之交，俄军方曾建议退出《中导条约》，以报复美国退出《反导条约》。2007年，俄借条约签署20周年之际，率先倡议将条约多边化，要求包涵所有拥有陆基中程导弹的国家。
而进入最近十年，美国逐渐成为对条约发难的主角，其主要矛头对准“第三国”。兰德公司在2012年的报告指出：全球已有超过20个国家拥有陆基中导。《中导条约》需多边化，特别应包括中国。美国部分强硬派学者则主张利用条约的漏洞，发展既非传统弹道导弹、也非传统巡航导弹的“助推—滑翔”高超声速武器以应对第三国陆基中导力量。2014年7月，奥巴马政府引爆美俄履约争议，而当时还“在野”的博尔顿则公开要求奥巴马政府直接退出条约。对《中导条约》正式宣判死刑的是特朗普政府。外有大国竞争的战略需求，内有博尔顿等鹰派的推波助澜，坚持“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断然决定彻底摧毁这一核军控的里程碑。特朗普宣称：“俄罗斯违反条约，中国不受条约约束，除非这些国家同美国一道消除此类武器，否则美国不会重返条约。”当时风头正劲的博尔顿还得意地宣称：“如果中国加入条约，那幺其导弹力量有超过一半都要销毁”。
《中导条约》还会复活吗？ 显然，今天的中导问题已不同于当年。当年的陆基中导是战区核打击武器，矛盾焦点在美苏;今天的中导兼具核与常规载荷，更多是常规快速纵深打击武器，矛盾焦点也不限于美俄。在这个意义上，《中导条约》的确难以复活。但是，《中导条约》的遗产却仍未完全湮灭。其一、《中导条约》虽已瓦解，但其消除一整类核武器的模式却未消失。事实上，采取这一思路的核裁军倡议近年来屡有出现。2019年4月，不具名的白宫高级官员披露特朗普已要求研究“新时代军控”，其中消除“一整类武器”仍然是备选方案;其二，陆基中导，不论搭载常规还是核载荷，仍然将是军控热点。在条约存在时，美俄均对“第三国”存在关切。当前，条约已不复存在，美仍毫不掩饰其对中国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