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高辰
近一段时间以来，特朗普政府表示美国要重启核试验的消息搅动着国际社会。如果美国真的重启核试验，这标志着“退群达人”特朗普又将退出《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以下简称《条约》）。此举将对国际军控和裁军进程、大国战略关系稳定及国际安全带来严重影响。该《条约》是限制核武器发展、促进核裁军和核不扩散的重要多边军控条约。1994年3月，《条约》谈判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启动，经过两年多努力，1996年9月，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条约》。由于《条约》所列出的44个有核能力的国家并未全部批准该条约，因此《条约》尚未生效。但是，这并不影响国际社会对禁止核试验达成默契：五个核国家都已经各自承诺暂停核试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反对核试验，任何试图进行核试验的国家都会面临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
特朗普政府表示要恢复核试验，并在此前指控俄罗斯和中国进行了所谓核试验。2019年5月，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战略情报部门官员表示俄罗斯“可能没有遵守暂停核试验的承诺”。2020年6月，在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其他国家是否遵守裁军、不扩散和军备控制协定的报告中，美国再次提到俄罗斯可能进行了核试验，此外，还提及中国可能进行了核试验。美国的表述中，都提及了“零当量”（zero-yield）标准。
实际上，全面禁止核试验不可能也不应该禁止一切涉核的活动，《条约》必然会有一个禁止范围的问题。美俄英法四国都希望不禁止小当量的核爆炸试验。对于允许核试验的范围，法国提出100吨当量，俄罗斯提出10吨当量，美国提出了极低的4磅当量。英国的核试验需要美国的试验场，因此在政策上紧随美国。中国提出的标准是不释放任何核能、也即“零当量”。经过多轮磋商谈判以及受到国内核专家组成的贾森委员会（Jason Committee）影响，1995年8月，克林顿宣布美国接受“零当量”的标准。最终，零当量成为《条约》禁止核试验的标准。五个核国家达成的共识是次临界实验（subcritical experiment）是被《条约》所允许的;相对而言，超临界试验（supercritical test）会释放显着的核能，因此是违约的。美国近一年来无中生有指控中俄两国进行违约活动，这是蓄意挑起争议的一种做法。《条约》所列核查手段中，全球监测系统包括四种方式，分别是地震监测、水声监测、次声监测和放射性核素监测。这四种方式对较大当量核爆炸试验能够有效监测，但对于极小当量核试验难以察觉，也无法判断一个核活动是次临界、还是超临界。现场视察是《条约》的另一类核查方式，但是在《条约》没有生效前，《条约》组织筹委会无法组织现场视察。运用卫星等技术手段，也许能看到核活动相关的人群和设施，但是无法判断这个活动的临界程度。所以，美国指责中俄进行了违约活动拿不出证据。美国拿这一话题做文章进行纠缠，只是为其撤签《条约》寻找借口、制造舆论。美国国防部负责核事务的副助理部长德鲁·沃尔特曾表示，如特朗普下令，美国只需几个月的准备时间就能恢复核试验，但如果需要收集完整数据，则要花费数年。由此可以看出，特朗普近日放言重启核试验并非出于技术需求，因为短期内恢复的核试验，无助于美国获取核爆数据。
那幺，特朗普动机何在呢？一般而言，军备控制的利益考量包含三层内容：本国受到多大约束，由此考量本国在军控中的损益;别国受到多大约束，由此考量别国带给本国的威胁增减;军控对本国国际形象、国际信誉度等长期利益的影响。特朗普政府认为军控约束了美国的选择，其欲夺回美国在核武器领域里的全面优势，而且退约在他看来是特氏“政治正确”的一种表现。如果认为特朗普撤签《条约》是为了强迫中国参加多边核军控谈判，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当的。因为中国积极参加了《条约》的多边谈判，中美两国在谈判中有建设性的合作，中美也是这个条约最早的两个签署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