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微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三座大山”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几次提到小微企业。小微企业是从中小企业里划出来的一个概念，我们过去老讲中小企业融资难，但是大量的调查表明，中型企业的融资并不难，难的是小型微型企业。基于这一考虑，小微企业这一概念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而且频率达到七次之多。此外，从去年的经济工作会议、金融工作会议到今年的“两会”，“实体经济”也是频率出现比较高的一个关键词。
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努力营造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金融工作会议提出：金融要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位。这次“两会”，政协的一号提案就是关注实体经济的。为了做好一号提案，过去十年我们去了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对一千多家中小企业进行调研。调研发现，实体型中小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融资难，十分严峻的用工荒，还有全方位的高成本。这三座大山导致实体经济特别是从事实体经济的小微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在一千多家企业的调研中发现，10%的要升级，20%在转型，60%到70%的企业面临这三大生存困境。
针对浙江，我提出实体型的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是“三荒两高”。人荒即用工荒：招不到、留不住、用不起。美国通用汽车前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曾经说，企业不容易的是招人，更麻烦的是用人，最头痛的是走人。用工荒的问题是留人、招人、用人都有难题，这是第一大生存困境。钱荒就是前所未有的融资难，这是第二大生存困境。不仅融资难，而且融资贵、融资险，大量的中小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不得不依靠高利率的民间借贷。30年的改革开放，中小企业一直面临融资难，但过去的一年，中小企业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融资难。工信部的调查显示，全国有约85%的中小企业得不到银行贷款，浙江有约90%的中小企业得不到银行贷款，约80%的小型微型企业要靠民间借贷来维持融资需求。融资不仅“难”，而且和“贵”交织在一起。无论是体制内的银行贷款，还是体制外的民间融资，成本都非常高，不仅民间资本，上市公司、大型商业银行也将大量资本投向民间借贷市场。第三就是电荒。“两高”是指高税费、高成本，也就是第三大生存困境，中小企业全面进入高成本时代。利率高导致资金成本高，人民币升值，削弱了出口型企业的竞争优势；税率高，有调查称我国商品中含税的成本是美国的2到3倍；费率高，特别是路桥收费推高了商品的成本。
产业空心化，实体经济贫血严重
2011年对中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年，中国经济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中国制造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制造业虽大，却不强。在世界500强企业中，美国工业企业的数量是67家，我们只有25家；在世界品牌500强中，美国工业企业是77家，我们只有7家；每万就业人数中的专利申请数美国是23项，我们不到两项。
此外，我们现在面临制造业空心化的潜在风险。所谓“空心化”，就是旧的已去、新的没来。比如温州打火机产业过去辉煌时达到4000到5000家，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90%，打败了日本和韩国，但现在真正有效运行的只有十多家。有人说，打火机产业消失了没关系，但打火机这种传统产业衰退了以后，取代它的新产业却没有出现。根据调研，目前的“产业空心化”潜在风险主要有五大表现：一是大量民间资本游离实体经济，变成炒资产的“游资”和“热钱”；二是大量做实体经济的企业从实业平台取得的融资流向非实体经济领域；三是大量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困境，相当一部分变成“僵尸”企业；四是随着企业精英大量移民或外迁，大量实体经济的发展要素流失；五是一些地方企业家坚守实业的精神衰退，浮躁或急躁于“赚快钱”。
一些发达国家经受过“产业空心化”的教训。日本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为什幺日本经济会停滞、徘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产业空心化、人口老龄化、房地产泡沫化。日本房地产在疯狂的时候，房地产的理论价值相当于GDP的两倍，有人说当时的东京可以买下美国。希腊现在是欧债危机的风暴眼，失业率达到50%，希腊人不敢生孩子，政府的债务与GDP的比重超过150%，这是高福利导致的产业空心化。而拉美是过度城镇化，巴西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超过70%，但城镇化没有和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同步，结果造成“空城计”，大量的农村人口到城市，但这些人找不到工作，生活在贫民窟。美国实体经济同样箫条，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实际上是老百姓对实体经济失衡的一种反抗。英国的服务业比重已经占GDP的70%，其中金融占30%，虚拟经济过于膨胀。这方面表现比较好的是德国，德国对实体经济很重视，特别是制造业。
从我国外部环境来看，我们受外需的影响很大，虽然中国没有金融危机，但中国制造业外向度高，受国际影响较大；从我国内部环境来看，民营企业受到高成本、高税费的挤压，受到国有企业的排挤，可谓“内外夹击”。
为什幺实体经济会产生贫血？有人说是因为房地产泡沫造成，有人说是外国的危机造成，有人说是人民币升值造成出口行业亏本，有人说是金融改革过慢造成小企业融资难，还有人认为是国企的扩张过大，造成民企收缩。为什幺民间资本逃离实体经济？现在企业成本攀升面临多重的经营困难，不能干；投资受限企业发展空间不足，没法干；利差的巨大，实业不如投机，不想干。另外还面临着三大“两极分化”：一是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两极分化”，上游“银根、地根、能源流、物流”高度垄断，下游过度竞争。二是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之间的“两极分化”。实体企业的利润“比刀片还薄”，而靠息差以钱生钱的银行利润赚的“不好意思说”。第三是供应链上的大企业强势和小微企业弱势形成分化，大企业故意拖欠小微企业资金，小微企业往往成为“三角债”中最容易受伤的主体。
“放、扶、逼”帮助中小企业转型
重振实业精神关系到实业背后的环境，如何拓宽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如何重振实业精神？我觉得一是需要“放”，即放开垄断，深化改革；二是“扶”，即少取多予，降低中小企业的税费负担，把扶持“三农”的某些政策移植到实体经济上来；三是“逼”，靠市场机制倒逼企业转型。
同时，我们还要实现四项“回归”，首先是资本回归实业；其次是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位；第三是企业家精神回归实业精神；第四是移民或者是游走的商业精英回归本土。我们曾经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俄罗斯的改革开放加以比较，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最重要经验，是我们有几千万华商。浙江新一轮的发展最重要的资源就是几百万海内外浙商。有统计表明，在上海有五十多万浙商，浙商在上海民营经济中的比重占六分之一，但是回乡投资面临“回归困惑”。有研究表明，融资环境不佳、缺乏配套政策、成本提高过快、人脉与社会资源空缺、家乡归属感缺失等问题影响着回乡热情。引浙商回乡，是靠感情、靠政策还是靠市场？答案是三者都需要，但最重要的是要有好的环境，要靠市场，要有商机。
推动民间金融从“野蛮生长”到“理性发展”
“两会”期间，有一个《向东是大海》的电视剧，前半部讲述民间经济的艰难和生存之道，后半部讲述了民间经济的重要作用。民间金融的改革之所以选择温州，一是温州民间资本多；二是温州呈现出浮躁、急于“赚快钱”的问题；三是温州有发达的民营经济；四是温州房价高、产业空心化。
温州金融改革应该有四大取向：一是引导民间金融从“地下”走向“地上”，实现民间金融“阳光化”；二是推动民间金融从暗流涌动的“野蛮成长”到规范有序的“理性发展”，实现民间金融合法化；三是深化监管体制改革，放权地方管理民间金融，让其从“场外”走向“场内”，促进民间金融机构化；四是发展草根金融支持草根经济，与99%小微企业构成相适应的金融体系。
温总理讲，要通过金融改革打破银行的垄断。我认为此次改革有四大效应可以预期：一是让民间金融合法化，构建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的金融体系；二是推行民间融资备案制度，避免审批制度的缺陷，简化民间投资环节，降低民间投资的“隐性”成本；三是构建以地方为主，地方和中央相互联动的监管体系，以防止出现监管真空，为民间金融规范化运作奠定基础；四是内外并举，使金融对内向民间资本的开放与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行，促进民营企业海外拓展，提高民营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但我觉得最大突破，是让民间资本能发起成立村镇银行，这有利于打破银行垄断，重构竞争有序的金融生态。我们应该吸取美国社区银行的经验，建立数以千计的民营银行来扶持小微企业。
六大转型升级机遇
我们的转型，现在面临多方面的机遇，最大机遇是人口城镇化。李克强副总理在博鳌论坛上讲，我们最需要的是内需，“两会”上，政府近八年来首次提出了放弃GDP保8%的目标，把GDP的增长首度调到7.5%，引起海内外的高度关注。海内外较为担心的是中国经济会不会急剧下行，引起“硬着陆”。但有经济学家认为，8%左右的增长率会持续20年，就是因为中国有城镇化带来的发展潜力。美国、欧洲GDP增长1%、2%都很难，但中国7.5%或者8%左右是可以实现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城镇化。第二大机遇是经济服务化，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机遇是发展的低碳化；第四机遇是产业的高端化；第五机遇是企业信息化；第六机遇是经营国际化。
针对这六大转型升级机遇，我觉得中国的城镇化是我们最大的机遇和最大的商机，也是维持经济持续增长最持久的动力。
（本文是辜胜阻在“中国民营经济直面政经新周期高峰论坛”上的讲话，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