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礼福

2014年年底，“瓶盆风华—明清故宫花器特展”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拉开帷幕，105件明清御用瓷花器让人大开眼界。“台北故宫博物院经常与我们合作举办插花展，一件器物一旦与插花艺术相结合就好像被赋予了生命，更加鲜活。”在台湾中华花艺文教基金会北京代表林爱卿女士看来，自古插花，虽花为主，器为宾，不能喧宾夺主，但也要相得益彰。而欲行插花，必先度其是供是赏，次择花器，再选花材，方能各得其所。然器韵有高下之分、质有优劣之别，非随心所用，必因时而异、因地有别、与花相宜，并表现中国传统插花的意境与内涵，才算尽善尽美，这正是中国插花的精妙所在。

以器为地

说起对中国传统插花艺术的研习，台湾显然比大陆先行了一步。1984年，台湾中华妇女兰艺社结合黄永川教授及一群同好潜心研究，在台湾历史博物馆举办了第一届“中国古典插花艺术展”，这是唐宋以来首次举办有系统的纯中国古典插花艺术展。1987年，台湾中华花艺文教基金会正式成立，黄永川教授担任董事长。黄永川教授曾任台湾历史博物馆馆长，其所着《中国插花史研究》一书考证详实，史料丰富，是目前中国插花研究领域最权威的书籍。

“台湾曾被日本殖民统治了50年，这期间日本花道在台湾十分盛行，黄永川教授及一群同好因有感于我国古典插花的光荣历史有发扬光大的必要，便立足传统，潜心研究，积极复兴中国传统插花艺术。”林爱卿告诉记者，在台湾中华花艺文教基金会的努力下，中国传统插花艺术在台湾已形成一套完善的传授、研习体系，并已超越日本花道成为主流。

当记者带着岁朝插花这一主题拜访林爱卿时，她强调，对于岁朝插花来讲，除了花材需结合时节外，对花器也有特别的讲究。“在台湾的插花艺术中，因循传统非常重要，每一次插花，从主题的构思、到花材，再到花器都有讲究、有说法。”林爱卿拿出由黄永川先生注释的《瓶花谱》和《瓶史》，“这两本中国古代插花艺术的专着是研习中国传统插花艺术的根基。”

我国传统花器材质众多，铜、瓷、玉、石、玻璃、水晶、漆、木竹等不一而足;形制多样，壶、尊、瓮、瓶、盆、盘、缸、碗、筒、篮等不甚枚举，因为花器不仅是盛放花材与水的工具，更是欣赏插花必不可少的艺术元素和体悟天地造化奥秘的载体。据唐代《春盘赋》所述：“多事佳人，假盘盂而做地，疏绮绣以为珍。丛林俱秀，百卉争新。一本一枝，协陶甄之妙致，片花片蕊，得造化之穷神。”此段文字充分说明，早在唐代盘、瓶的之类花器就已非简单的花材之精舍，而是大地之缩影;插花一艺除了力求花材与花器的造型、质地相协调之外，更欲与造化争胜。

既然外师造化、集天地之灵，花器的选择自然要因时而异、因地有别。正如明代张谦德在《瓶花谱》中所言：“凡插贮花，先须择瓶，春冬用铜，秋夏用瓷，因乎时也。堂厦宜大，书室宜小，因乎地也。贵瓷铜，贱金银，尚清雅也。忌有环，忌成对，像神祠也。口欲小而足欲厚，取其安稳而不泄气也。”

新岁始，奉神敬祖以祈吉福的岁朝插花，不仅是中国插花之供花一系的经典，更能体现花器也须因时而异的独特理念。岁朝供花之器往往以瓶为主，又以铜器为宗、瓷器为辅，崇尚典丽、高贵、庄重、雅洁之风。然近观现代岁朝插花，有用编织精美的篮器以及新颖奇特的现代陶艺者，实为犯忌，皆因此类花器难有典雅之感，有失敬意。

若论花器因地有别的精论，当推高濂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的《瓶花之宜》，书言：“堂中插花，乃以汉之铜壶，大古尊罍，或官哥大瓶，如弓耳壶、直口敞瓶;或龙泉蓍草大方瓶，高架两旁，或置几上……若书斋插花，瓶宜短小，以官哥胆瓶、纸槌瓶、鹅颈瓶、青东磁、古龙泉，俱可插花。”（见高濂的《遵生八笺》中《燕闲清赏笺》之《瓶花三说》）如此细腻深邃的择器理论，在中国插花艺术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在台湾，不少制瓷名家都对花器的制作颇为重视，像晓芳窑的花器在满含古韵的同时也不乏现代气息，”林爱卿说，相比而言，在大陆当代瓷中，花器还未得到重视。虽然当代花器材质种类较传统更加丰富、形制更为五花八门，但有些器物太过随意、极尽新奇，更因不识先贤对常见插花择器陋习及易犯之忌所作的审理，时有“瓶忌有环，忌放成对，忌用小口、瓮肚、瘦足、药坛，忌用葫芦瓶。凡瓶忌吊花、妆彩。”（高濂《瓶花之忌》）等乱象丛生，致使最终呈现的插花虽时尚奇特，却多纷乱繁杂、无章无序，更失掉了中国插花应有的意境幽远、耐人寻味的品位与情趣。

因时而异

细审中国插花千百年之芳容，各朝各代对花器之所衷不仅极富情趣且各有千秋。花器又在不断变化、完善中日积月累，终成洋洋大观。

魏晋南北朝时，中国插花已形成盘花和瓶花两大形式。虽然此时的插花仅是放花或养花于器，尚乏艺术地“插立”、“安排”的境界，但多用精美的盘、鼎、瓶等器皿与花材相配，并崇尚金铜器，已现艺术之端倪。

随后，中国插花经历“隋唐盛世”。爱花者不仅精研花木的自然习性，而且普遍赋以花木个性与格调、意义与象征。由《花九锡》可遥知，唐代花器追捧铜器、白瓷之类质料高洁上好者，而从薛能《牡丹诗》之“异色禀陶甄，常疑主者偏”一句借牡丹插于陶器而发心中不平之鸣，推知陶器则多被唐人插花所贬弃。为配合牡丹等大型花卉，唐代花器除用瓶盘之类外，还流行用缸、瓮之类，是为“缸花”。此类插花之花器往往衬以拥有精雕华美纹饰的嵌螺钿或错金漆几座、或青玉案底座、垫板、花台，极尽雍容豪华之能事。

五代除了继承唐代正统插花的绚丽隆盛遗风外，新生之自由花更受推崇。正因如此，五代花器突破盘瓶之限，而喜用铜制瓶壶乃至竹筒、吊盘之类的质朴花器，以期能更加充分地表现花材的天然情趣，这是对中国插花艺术的一次解放。而这种解放又为花器的改良留有用武之地，对中国插花贡献至深至远的占景盘、隔筒与挂花、吊花便诞生于五代，诸多新鲜元素让五代插花艺术呈现出自由奔放的成熟境界。

爱花之深、插花之兴到赵宋一代，别朝无出其右。除眷赏名花珍卉外，宋人时兴鉴玩花器之风。如碾玉瓶、水晶瓶、铜壶、大食玻璃瓶等珍玩，以及精贵的汝、官、哥、定等名窑瓷器，一般在宫廷只作观赏，一到花朝，则全数拿出，贮插名贵花材，安排在各殿堂，以壮胜观。又因宋代鉴古好藏之风极盛，本就喜对每类花器严加考究的文人插花便也提倡以古董器物为上，如铜器自以先秦三代遗物为极品。正如南宋皇族宗室赵希鹄在《洞天清禄集》所解释的：“古铜器入土，年久受土气深，以之养花，花色鲜明，如枝头开速而谢迟，或谢则就瓶结实……若水锈传世古则否，陶器入土千年亦然。”至于瓷器，宋代花器则推崇名窑所产，又以青瓷为宗，讲求雅洁含蓄、质地晶莹。

为避免高大的瓶花颠覆，宋人则在瓶底备开小孔，以皮带穿孔将瓶绑于花架或花桌之上;若是瓶底细长者则行用护瓶架。有些花器为了固定花枝，而于瓶口留有曲凹。为防花枝根部易腐，还借五代占景盘之巧思而多置插花孔于各类花器中，如三孔瓶、十九孔花插、三十一孔花碗、五岳朝天瓶等不仅美观别致，更富有科学精神。另对珍贵花器，宋代插花还讲求配带附座或承盘，其设计之精巧，如花囊之属至今令人钦佩，其他如花几及衬景更力求精美。

可惜元代插花并未承接宋时兴旺，其所用花器远不及宋代讲究，除盘、鉴、彝器之外，装饰华美的隆重瓶器最受青睐。如元人《丰登报喜图》中以精美的转心瓶为花器，表现花叶扶疏、形色招展的隆盛花之特色。

幸及明代，中国插花得以复兴。但明代宫廷插花只于喜庆节日如元旦、端午偶尔行之，且所做也仅限瓶花类，盘、篮、缸、碗之类几不采用，民间插花亦受其影响，所以明代瓶花一枝独秀，而对花器的讲究也愈发细致入微、有理有序，这在诸家花书中随处可见。如张谦德的《瓶花谱》曰：“大都瓶宁瘦，毋过壮，宁小，毋过大。极高者，不可过二尺，得六七寸、四五寸瓶插贮佳。若太小，则养花又不能久……尚古莫如铜器，窑则柴汝最贵，而世绝无之。官、哥、宣、定，为当今第一珍品，而龙泉、均州、章生、乌泥、成化等瓶，亦以次见重矣……余如暗花、茄袋、葫芦样、细口、匾肚、瘦足、药坛等瓶，俱不入清供。”

然自清以降至今，中国插花日渐衰微，故无多情趣。如清代插花虽在民间最盛，但就花器讲求而言，举国谨守“春冬用铜、秋夏用瓷”的原则，色喜花俏、纹饰繁缛，极具华丽，喜用花篮，不免流于艳俗。

花器两相宜

“台湾不少藏家都很愿意把自己收藏的花器拿出来，请造诣高深的插花师插上合适的花卉。因为在他们看来，插花艺术赋予了花器灵魂，为花器增光添色。”林爱卿告诉记者，不管是因时而异、因地有别，还是历朝各有所好，插花最终还是要落在如何神奇巧妙地处理花与器的关系上。故此，“花器两相宜”就成为指导插花艺术的一大宗旨和不懈追求的境界。

唐代将牡丹用玉缸贮、雕文台座安置，视为对国花最合其品格的礼遇。而以铜插梅、以瓷插牡丹，则是宋代插花崇尚的特殊品位。到了明代，因瓶花独大而不断丰富的“花与瓶称”的审美追求则更加谨慎、细腻和完善，冬时插梅花必须龙泉大瓶、象窑敞瓶、厚铜汉壶，若瓶高三四尺以上，斫大枝插供，是文人最为快意之事;凤尾水竹可插瓶取其枝叶如笔法者，折入小口瓶内，更别有意趣;屠隆更在《考槃馀事》中说：“若养兰、蕙须用觚，牡丹则用蒲槌瓶方称。”

同在明代万历年间成就中国插花圣典的高濂、张谦德对瓶花更有妙论。高濂认为：“大率插花须要花与瓶称，花高于瓶四五寸则可。假如瓶高二尺，肚大下实者，花出瓶口二尺六七寸，须折斜冗花枝，铺撒左右，覆瓶两旁之半，则雅。若瓶高瘦，却宜一高一低，双枝或屈曲斜袅，较瓶身少短数寸，似佳。最忌花瘦于瓶，又忌复杂，如缚成把，殊无雅趣。若小瓶插花，令花出瓶，须较瓶身短少二寸，如八寸长瓶，花只六七寸方妙。若瓶矮者，花高于瓶二三寸，亦可插花有态，可供清赏。”张谦德则说：“大率插花须要与瓶称，令花稍高于瓶。假如瓶高一尺，花出瓶口一尺三四寸;瓶高六七寸，花出瓶口八九寸乃佳。忌太高，太高瓶易仆;忌太低，太低雅趣失……小瓶插花，宜瘦巧，不宜繁杂。若止插一枝，须择枝柯奇古、屈曲斜袅者;欲插二种，须分高下合插，俨若一枝天生者……瓶花虽忌繁冗，尤忌花瘦于瓶，须折斜斜欹花枝铺撒小瓶左右，乃为得体也。”

其实，自古以来，中国有类似高濂、张谦德等太多的先贤深明“花器两相宜”之义，且对此有相当深入的研讨。花与器相得益彰，乍看似易，实则极难。更重要的是，在花与器相称的同时，还要表现出中国传统插花的意境与内涵来。插花与绘画一样，有定法而无定式，插花者爱花识卉有多少、艺术造诣的高低、审美情趣之雅俗，最见功力。因此，细审先贤如何赏花插花，回顾历代插花如何在花的世界探求“天人合一”的至高哲学，无论是现在抑或将来，对再次复兴的中国传统插花艺术仍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