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枫凌
金融市场在2018年年初已经将通胀作为主要的风险并且有所反映，但是财政未来收缩的可能性令通胀实际进程还会有不确定性。
财政部2018年1月25日公布了2017年的全国财政收支状况。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7.4%，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7.7%，财政收支增速比2016年（分别4.5%和6.3%）加快，为应对金融危机实施逆周期调控政策的第十个年头画上了句号。
在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中央政府层面宣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从赤字率来看，并没有显示出持续稳定的扩张预期，2016年在达到3%这一被普遍视作“国际警戒线”的水位之后也没有继续提高，市场预期2018年甚至可能会下降。如果看口径更宽的“广义赤字率”，市场估算同样可能是下降的，也就是说财政政策在2018年可能并没有2016-2017年的时候那样积极。再从宏观政策组合的协调来看，在货币政策越来越注重总量调控的同时，积极财政政策从总量调控开始逐渐更侧重于结构性改革，而且加上新《预算法》实施后要求预算绩效管理，对财政支出效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分析财政政策及其效果，需要考虑的另一个宏观背景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2018年仍然会继续深入推进，并且可能会对价格产生较大的上升压力，目前来看，能源与食品价格上涨成为推动整体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金融市场也将通胀列为2018年的一致预期。不过，在供给端的继续收缩的同时，如果货币和财政政策在2018年都采取偏紧的措施，那幺将会抑制总需求，实际上，在2017年诸如精准扶贫、棚户区改造、PPP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财政政策在起到扩大总需求的作用。
积极财政更注重针对性
如果从税收收入的角度看，2017年可能就已经不是一个典型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情景。2017年税收收入增长10.7%，不仅比2016年4.4%的增速加快，也快于2017年名义GDP增速8.5%。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认为，这是由国内经济企稳回升、工业品价格上涨、进口增速回升等多方面因素共同推动的。
并且从赤字率来看，2016年比2015年提高了0.7个百分点，而2017年和2016年持平，对GDP的增速的变动是有所拖累的。
积极财政在收入端主要体现在非税收入增速下降。2017年非税收入下降6.9%，比2016年5.2%的增速有了较大幅度的回落，主要是受到全面清理涉企收费、取消或减免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等因素影响。
2017年，积极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复苏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社会保障和基建相关支出增速较高，支撑了消费和投资的需求。从2017年具体的支出结构来看，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16%；节能环保支出增长19.8%；城乡社区支出增长15.6%；科学技术支出增长11%；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增长9.3%；教育支出增长7.8%；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增长6.4%。此外，由于地方政府债券存量增长，债务付息支出增长21.9%。
可以说，相比于以往财政减收增支的广泛撒网来说，201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针对性在提高。
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重点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华泰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李超对此指出，财政支出的结构性因素比总量因素更加重要，预计环保、扶贫、先进制造业等方面仍将是未来补短板的方向。
华创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牛播坤认为，应对全球的减税政策浪潮，中国可能会采取减税降费的措施，诸如环保税改费和清理涉企政府性基金收入，无论是税收政策还是财政支出政策，都会向高新科技产业、精准扶贫、乡村振兴领域倾斜。
税收收入缘何高增长
2017年以来，主体税种收入多数增长较快，其中，最高的主要有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进出口相关增值税和消费税。从税收收入来看，积极财政更倾向于在支出端发力，并没有能通过税收政策体现出来。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国内增值税5.64万亿元，同比增长8%；其中，改征增值税下降5.7%。考虑到2017年是全面实行营改增“结构性减税”的第一个完整财政预算年度，减税的效果不明显，通过CPI调整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名义增速在2017年是8%，和增值税收入增速一样。
2017年，增值税增速较高比较普遍的解释是，由于2017年供给侧改革以及需求回升，导致上游工业品价格上涨，反映为PPI增速维持在高位，导致实际工业增加值上升，提高了增值税的税基。但是对于这种观点有专家对本刊记者指出，增值税上游交税后在下游可以抵扣，PPI增长并不对应于名义工业增加值，应当用CPI这一反映终端销售的价格指数来计算名义工业增加值税基，由此可以看出营改增减税不明显，要幺是税率定得偏高，要幺是中间的抵扣环节没有充分落实，导致上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在下游不能抵扣，增加了企业部门的成本。
国内消费税1.02万亿元，同比增长0.1%，2016年全年，消费则是同比减少3.1%。由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不包括服务业消费，因此要观察居民消费支出。
2017年是居民消费增速下滑的一年。截至2017年年末，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累计同比增速是5.4%，比2016年年末的6.8%低1.4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累计同比增速是5.9%，比2016年年末的7.9%低2个百分点。
可能是因为2016-2017年大规模购买房地产、贫富分化以及居民部门的债务负担原本就已经不低，多重原因限制了居民消费的能力。在消费增速下滑的情况下，作为地方主要税种的消费税比上年还是有所提高，至少是稳定地方财政收入的一个因素，但是目前消费税增速低于消费增速，或许是由于相当一部分消费是境外消费。
企业所得税3.21万亿元，同比增长11.3%；个人所得税1.2万亿元，同比增长18.6%。这两个税种增速保持在较高的水平，比上年增速分别高出5个百分点和1.5个百分点。如果和2017年GDP名义增速8.5%以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8.3%对比，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增速的绝对水平也还是不低的。
2017年，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15969亿元，同比增长24.9%；关税2998亿元，同比增长15.1%。 出口退税13870亿元，同比增长14.1%。这显示出进出口本身受益于内外需复苏的共振，税基有所扩大。
赤字率或回落
李超指出，2017年，支出进度明显加快，收支总量相抵，赤字为3.08万亿元，赤字率3.72%，超出年初2.38万亿元的赤字规模。他预计，2018年，赤字安排维持总规模不变，仍然是2.38万亿元，由此推算赤字率会回到2.5%-2.6%左右。
对于结构性的财政政策，牛播坤认为2018年将会出现一般预算收紧与广义财政宽松的格局，预算赤字率不会上调，但是专项债券新增规模有望大幅提高。“预计2018年赤字率在2.6%-3%之间，赤字规模在2.38万亿元至2.73万亿元。此外，延续地方政府债务开正门堵旁门的思路，不受赤字约束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将可能会增加至1.5万亿元。”
2017年，财政存款增长5，842亿元至4.1万亿，同比增长16.6%。机关团体存款增长2.86万亿至26.4万亿，同比增长12.2%。2017年年末，两类政府存款合计30.5万亿元，占GDP比例上升至36.9%。
盘活财政存量，除了支出结构的优化以外，未来国库现金定存招标能否提升规模和频率，提高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协调程度，也值得期待。
政策落实方面，财政部2018年1月16日印发了《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招投标规则》，又在1月17日印发《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也是意在相关业务进一步规范化和便利化，盘活财政资金。
经济增速与通胀转弱
如果只是从财政赤字来看，2018年的积极程度可能会比2017年下降，即使地方专项债券的规模能够提高，但是考虑到整顿地方财政纪律的大背景，对地方政府和城投企业进行不合规的债务融资或是担保活动，财政和金融监管部门都在研究应对，因此，专项债在2018年虽然是重点发展的领域，但是未必能够对冲财政的整体收缩。
此外，财政部在2017年年末发布“92号文”，规范PPP项目，虽然业内人士认为这只是对既有政策的重申和进一步落实，但是客观上会造成基建投资需求减速。牛播坤认为，2018年的PPP对基建的支持将会减弱，并且结构上由国有资本主导向民间资本主导转变。
实际上，这一转变如果实现，不仅仅是参与方的性质变化。如果是对回报要求更高的社会资本参与，势必会淘汰一批在PPP“物有所值”评估上难以达标的项目，在总量上抑制基建投资。
目前的经济增长复苏、投资需求扩大和通胀预期提升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积极财政政策。如果这一预期在2018年有所转变，那幺对经济和通胀的预期也就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金融市场在2018年年初已经将通胀上升作为主要的假设并且有所反应，但是实际进程还会有不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