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磊
受到疫情沉重打击的世界经济，是会走向通胀还是通缩，甚至是危机和萧条，这是人们当下最关切的问题。现实往往是历史的再现，虽然不会是简单重复，但能为我们理解当下提供一个跨越时空的视角。
历史学家大卫·哈克特·费舍尔的《价格革命：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是一本从价格角度观察的历史着作。这本书采用计量历史学方法，研究了从中世纪到20世纪历次给全球经济，尤其是对欧美带来冲击的价格暴涨，并将其称作“价格革命”。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作“大通胀周期”。作者认为，在过去800多年里出现过四次价格浪潮，并尝试在时间、量级、节奏、易变性和价格长期变化的时间序列中揭示价格动态变化机制，同时预测价格发生剧变的节奏。其方法值得参考借鉴，但由于分析焦点局限在欧洲，结论仍有可商榷处。
在《价格革命：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作者讨论的几次价格革命，其阶段性价格大幅波动，肇因主要来自气候的异常变化。
而在此之前，一般会经历一个价格上涨阶段，之后由于气候、经济或社会政治等方面问题的共振，而引发危机，此后经济进入衰退萧条，再周而复始进入下一个从恢复增长到破坏的循环。结合“霸权周期更替”模型，可以看到16世纪、18世纪和20世纪的三次价格革命，正好也是西班牙、荷兰、英国失去霸权地位，世界秩序重建的时段。
在18世纪之前，大部分国家属于农业经济体，有小部分西欧城邦国家以商业和手工业为主。因此，通胀循环与农业和农产品价格变化密切相关。而由于生产力水平低而且发展缓慢，人口变化也成了调节周期的一个主要因素，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能够给出较好的解释。农业的特点就是靠天吃饭，气候变化直接影响了农业收成。埃内斯特·拉布鲁斯、威廉·拉布尔等人提出的，用农业生产节奏解释长期价格波动的模式是有效的。但是，农业歉收发生在通胀周期的前段，造成的冲击远远小于其他阶段。
本书讲述的前三次价格革命都发生在农业经济时代。由于农业经济主要“看天吃饭”，医疗技术和卫生条件较差，应对气候突变、瘟疫甚至人口增长的能力很低，其惨烈程度远超现代人的想象。而这个时期正好是小冰川期，气候寒冷和干旱、潮湿的异变天气交替出现，对农业生产和价格造成的影响左右了通胀周期变化。
以发生在15世纪-17世纪的第二次价格革命为例。1400年-1470年被视为新的复苏期（均衡期），而英法百年战争仍在进行，人口数量仍在下降，薪酬开始上涨。新的社会形态开始形成，农奴制在欧洲很多国家被取消了。经济出现相对温和的繁荣，社会动荡减少，随后人口开始增长，其间仍零星出现收成减少和疫病。意大利和法国恢复较快，利率和地租大幅下降。新的政治潮流是出现了一些强大的国家，如西班牙王国。1492年西班牙收复国土，哥伦布开始寻找新大陆的远航，西班牙开始成为欧洲强国，并在16世纪称霸欧洲和美洲。地中海沿岸出现了现代意义的城邦国家，文艺复兴运动在意大利半岛兴起。
这一波价格革命的第二阶段从1472年佛罗伦萨谷物价格上涨开始算起，在15世纪最后25年里，意大利和德国所在地区的生活成本开始上涨。意大利半岛出现政治混乱，1530年被一些人认为是文艺复兴的终结。从1490年-1650年，价格每年增幅只有1%左右，但是持续时间很长。作者认为首要推动力量仍是人口增长的复苏。大量人力投入，土地只有很少的产出回报。食物价格增速和幅度超过了其他商品和薪酬增长，能源成本也开始快速攀升。人们对物价上涨的反应进一步加剧了涨价，比如囤积、投机、抢购等。
实际薪酬大幅下降，一直持续到17世纪初。资本收益在16世纪增长超过了商品价格，利率上升了，高利贷泛滥，加剧了社会不平等。16世纪中期，富豪和赤贫的人数都增加了，欧洲各国公共财政出现大量赤字，税收减少，而且富人不断将税负转嫁给穷人和中产阶级。来自美洲的黄金白银导致货币贬值，也加剧了通胀和贫富差距。到1543年，作为霸主的西班牙，税收大部分用来支付债务利息，政府债台高筑。从1557年到1647年，西班牙至少破产了六次，无力支付账款，也无法继续借贷。在这个阶段发生了新教革命和农民战争。
1591年天气突然变冷，并持续了七年时间，寒冷至极。1594年开始，庄稼连续四年歉收，经济萧条，欧洲许多地区出现了残酷的饥荒和14世纪之后最严重的连年瘟疫，食物引发的暴乱在多地爆发。从1551年到1650年，只有1610年欧洲没有战争，人口死亡率上升的同时，出生率也在下降。1610年-1622年间的经济崩溃影响遍及欧洲各地，直到17世纪中期最后几十年逐渐进入尾声。
发生在18世纪和20世纪的两次价格革命，可以用货币主义理论得到部分解释，如在通货膨胀的中后期。但是，在通胀初起和缓慢上涨阶段，货币流通不是主要驱动因素。经济结构上的不平衡和制度的不稳定与工业时代的通胀过程有更紧密的关联。
新的均衡期约从1820年到1896年，英国取代法、荷成为新霸主，开始了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1819年-1901年）的英国世纪。这个期间最大特点是发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而且在欧洲基本没有出现价格飞涨的情况（尽管19世纪40年代晚期的糟糕天气和庄稼歉收，短暂地打破了这种稳定而引发1848年革命）。1849年之后又恢复了均衡状态。尽管欧洲人口增长得非常迅猛，这段时期的实际薪酬上升得很快。
这种情况打破了之前几次价格革命的规律，体现了难得一见的稳定性。人口增长和价格上升之间的关系被打破，这是一场经济革命。
作者总结交通运输革命创造了更广阔的市场，农业革命解放了农民，提供了大量工人。工业革命提高了生产率，商业革命提高了交易效率。欧洲主要国家成为工业国，妇女和各阶层人获得选举投票权。另一个原因则是战争推进的全球化，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军队进行了总计230次殖民战争、讨伐性的远征和平乱。各国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融合为统一的经济体。
1896年，英国和美国的大宗商品价格达到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之后，物价开始缓慢上升。直到1914年，年均增幅在1%到2%之间。从1904年开始，人们开始确认物价上升将长期持续。作者认为主要是过剩的需求所致，世界人口加速增长，生活标准提高，资源供给有限。20世纪前半期的人口年增长率几乎是之前50年的两倍。在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总体上变得更公平。
1914年战争爆发破坏了经济的稳定，引发西方国家大规模通胀。1917年爆发了苏俄革命，1918年流感疫情暴发，1920年代爆发了严重的经济萧条。财富集中度变得很高，不平等严重限制了消费。经济危机之后，欧洲法西斯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兴起，以各自强有力的方式结束了大萧条，并启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的价格、薪酬、就业率和生产开始暴涨。美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938年到1944年间翻了将近一番，成为其近现代历史上最强劲的一次经济增长。
1962年，物价进入加速攀升阶段。1973年石油危机加速了通胀，198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的通胀率是15.6%。美国作为英国之后的全球霸主，其经济深刻影响着全球。而美国主要利用货币政策调整通胀，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通胀和衰退短期循环。
1975年之后，美国的基尼系数达到最高水平，不平等程度加剧，1987年成为世界头号债务国，目前联邦政府负债已经超过了30万亿美元。犯罪、毒品、家庭崩坏、失业、政党纷争、种族对立等社会问题随着特朗普败选和疫情冲击正快速恶化，全球进入了这一波价格革命最后阶段，更大的危机将随时爆发，世界将进入新一轮国际秩序重建。
对于长期发生的历史现象，只依靠经济学或历史学，都得不到有说服力的解释。笔者关注价格变化的内在动力。观察到的历史数据似乎表明在经济萧条之后的恢复期，人们选择生更多孩子，对经济前景更有信心，之后出现了伴随人口增长的需求增长，以及供给增长无法满足需求。
面对已经出现的通胀苗头，人们似乎倾向于做出导致进一步通胀的选择，社会文化体系内部的失衡不断增加，财富和收入不平等加剧，不断提升社会的压力，激化了阶级冲突。
而由于阶层此时固化明显，对立的阶层更强化了各自相应地位和力量，西方政府可能会受到既得利益阶层俘获，或者治理能力降低，如巨额财政赤字、党派陷于僵持对立、政府采取公共行动的能力弱等，无力改变日益失衡的社会经济结构，社会混乱无序，国内暴力事件和国际间战争爆发，直至政治经济全面崩溃。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叠加了气候变化、瘟疫、战争等突发事件，情况会变得更糟。我们应该查缺补漏，采取合适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争取以最小代价顺利进入下一个周期开创的新康波时代。同时，新的均衡期必然带来新的社会思潮。我们正在从工业经济时代进化到数字经济时代，一些旧范式必然会被突破，必须适应新时代和新范式，才能不被这个时代抛在后面。
（编辑：臧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