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萍
伯吉斯和洛克认为，自给自足的农业劳动者的减少、薪资劳动者的增加，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妇女成为产业劳动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20世纪西方社会发生了婚姻意义的双重转向。
首先，对婚姻情感因素的重视和对浪漫爱情的追求始于20世纪初。其次，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出现了个人主义表达的新趋势。伯吉斯和洛克称第一次转变为“从社会制度到伴侣关系”。这种伴侣式婚姻是指20世纪50年代，基于传统角色的异性婚姻。
婚姻意义的第一次转变并没有破坏传统的婚姻制度，性关系和生育是婚姻的唯一社会制度。婚姻意义的第二次转变使伴侣式婚姻从规范层面失去了基础，各种形式的婚姻开始出现。尽管女性还承担着大部分家务劳动和对孩子的抚养事务，但是男女双方的角色和分工开始变得有弹性。人们开始计算婚姻对自己的益处，成功的婚姻不再是按照传统的角色扮演和两性分工那样，个人因为成功扮演了一个好丈夫、好妻子或好父亲、好母亲的角色而提高了自己的幸福感和满意度。成功婚姻被视为利于自我情感表达或个人发展，就此，伴侣式婚姻转向个体化婚姻。
伴侣式婚姻向个体化婚姻的转变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并在70年代不断增多。研究发现，1960年之后人们对婚姻的信仰更加丰富：首先，开始更多地考虑婚姻对自我满足和发展的价值，而不是对伴侣的效忠和奉献;其次，认为婚姻主体的角色和分工应该是有弹性、可变的;最后，婚姻双方遇到问题可以互相商讨、共谋对策。这种转变被称为“从角色扮演到主体追求”。与此类似，切尔林研究指出，美国、加拿大、欧洲的初婚家庭正经历着一个去制度化的过程。
一些后现代社会理论家如吉登斯、贝克等也讨论过婚姻中的个体化倾向。他们也注意到了社会习俗和法律对婚姻家庭生活约束力的下降，以及个人选择机会的增加，吉登斯用“纯粹关系”的概念来解释“一种仅仅能给参与者带来利益和满足（主要是亲密感和爱的需要）才存在的关系状态”。某种程度上讲，纯粹关系就是婚姻的个体化和去制度化的延伸或补充。这种关系和婚姻制度没有关系，和孩子的抚育也没有关系。它像那“随波逐流的浮萍”，和其他社会制度或经济性因素没有任何关系。与结婚不同，这种关系不受法律的约束，关系参与者也不想有特别的权利。它是爱的领域，是自我认同的领域。然而，他们也难以预测未来的婚姻状态是怎样的。
虽然有很多替代性选择如非婚同居、单身生活，但是为什幺很多人最后还是选择了结婚？即使是在公民对家庭福利功能依赖很少的北欧“制度化福利国家”，也是如此。对此，切尔林认为，“尽管婚姻的功利性意义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婚姻的象征意义仍然非常丰富并且有日趋重要的倾向。”
综合这些研究，切尔林对婚姻的走向进行了预测：第一，向传统婚姻制度的回归，可能性不大;第二，去制度化继续进行，人们认为婚姻重要并认可它的象征意义，但是婚姻已不再占据主导地位;第三，婚姻仅仅是亲密关系和浪漫化爱情的形式。结合本研究，笔者认为，在转型期中国，婚姻虽然也在发生巨大转变，但基于不同的社会背景，它的转变跟其他国家/地区并不是同频共振的，家庭和婚姻依然是人们的终极追求。
首先，市场化改革以来，私人生活变革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对个体情感、欲望的肯定乃至推崇。个体的选择机会越来越多，更多的婚姻形式以及婚姻的替代形式逐渐出现，并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然而，正如前面分析所指出的，中国人的个体化不同于西方，个体化婚姻依然遥远，传统“家本位”思想依然影响较大，为了父母、为了延续后代而“成家立业”依然是中国人的一般生命轨迹。其次，在北欧等高福利国家，公民对于家庭福利的依赖极低，他们的同居模式，其实就是“婚姻去制度化”。然而，在中国，“家庭化”趋势不仅没有弱化，反而有所回归，婚姻的“工具性”作用日益凸显。
（本文摘自《社交媒体中的婚姻与个体》之第九章，略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编辑：臧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