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洁
新时代，青少年社交呈现出新的特点。设圈、娃圈、Cosplay圈、盲盒圈、网游圈、饭圈……一些表征亚文化的圈子，成为当今青少年交友的重要场域。与此同时，对网络的依赖越来越显着地体现在青少年的社交生活中，网络热词、缩写、互联网黑话等成为青少年的社交“密？语”。
青少年这种与教师和家长截然不同的社交文化，会给教育带来什幺样的挑战？教育者该如何去应对？针对这一现象，本刊记者采访了不同领域的专家。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今青少年群体所表现出的“圈层化”社交？它对青少年成长是利是弊？
罗小茗：
每一代青少年都会形成属于自己时段的亚文化，这是他们彼此交流、形成群体的重要媒介。无论是保罗？威利斯在《学做工》中谈到的工人子弟的亚文化，还是迪克？赫伯迪格言及的嬉皮士、“垮掉的一代” 等亚文化，都属于此列。也就是说，亚文化现象本身并不新鲜。
青少年的亚文化，往往有其阶级特征和社会背景，受到既有文化生产和分配制度的制约，是现代社会组织在代际交替、新陈代谢的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环，因此，亚文化的内容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对于青少年亚文化的重视，与整个社会对青少年的重视密切相关。这是我们今天看待和理解的青少年群体的亚文化和圈层化社交的背景。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就中国社会而言，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青少年群体发展亚文化的社会背景是消费主义盛行，文化往往首先以商品的形式被纳入青少年生活。21世纪以来，随着网络的加入，赚快钱的逻辑深入骨髓，商品推陈出新的速度持续加快，这使得将文化商品转化成有自己的生长肌理和内在脉络的亚文化的时间与空间被极度压缩。但实际上，亚文化和其他文化一样，都需要足够多的时间和空间，才有可能真正摆脱初始的商品样态，形成自身的逻辑与脉络。但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时间和空间的稀缺，或者说商业逻辑的极度自私，造成了青少年形成亚文化时的先天不足。
因此，亚文化和圈层化社交，本身并不是什幺问题。真正对青少年成长构成问题的是，不给亚文化足够的生长时间和空间，完全按照经济利益考量和消费主义逻辑去对待。这对青少年的成长和未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极为不利——如果今天的青少年在消费逻辑的压榨之下，没有能力形成属于自己的亚文化，无法据此产生相应的组织和交往能力，那我们恐怕很难指望他们在长大成人之后能参与社会文化的自主生产。
马中红：
“圈层化”至少包含了三层意思：一是有小圈子，二是圈子组织化，三是圈子融入、浸透进成员线上和线下的日常生活。“小圈子”从来都是志同道合者聚集在一起的组织形态，只不过前互联网时代，圈子是基于地缘、亲缘、同学缘等现实生活关系而建立的；互联网时代，不受时空限制和现实身份局限的“趣缘”成为构建新关系的重要因素。“趣缘”具有极高的黏性，形成圈子后，成员之间的互动进一步促进关系的聚合和扩散，圈子逐渐成为学习工作之余休闲娱乐、放松心情、寄托情感的“飞地”。“小圈子”也是小江湖，有其或简单或复杂的组织结构，其中，Cosplay圈相对简单，优秀的Coser在圈子里被尊称为“大拿”，有自己的拥趸；饭圈则比较复杂，既有站姐、粉头、大大等核心粉丝，也有数据组、控评组、打投组、反黑组等粉丝组织。
对“圈层化”与青少年成长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简单地以利或弊而论之。通常，规模不大、资本化程度不高、商业入侵不明显的圈子，属于内生趣缘主导的青少年亚文化圈子，圈内权力扁平化，成员之间平等相处、友好交往，“抱团取暖”，这是青少年于家庭亲属关系、学校同侪关系之外发展更广泛社会交往关系的新场所。相反，由平台+资本主导的青少年圈层， 免不了被外部逐利性力量所驱动，忘了“初心”；被平台算法逻辑“绑架”，成为生产流量的工具人；被商业逻辑所驾驭，成为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消费文化产品与商品的“着魔者”。换句话说，只要被平台和资本看中，青少年以趣缘为基础的亚文化小圈子几乎就会没有招架之力地滑向由资本和商业逻辑建构的“圈层”，而个体在其中是沧海一粟，无力抗争。因此，被平台和资本入侵越深的亚文化圈子，对青少年的危害越深远；反之，离平台和资本越远的亚文化圈子，于人、于己、于社会的威胁性越 小。
杨雄：
“圈层化”社交从社会学视角来说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是互联网技术条件下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网络上，有相同兴趣的人很容易聚集到一起，形成各种各样的圈层。而这代青少年特别是“00”后“10后”，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是真正的互联网原住民，他们最先接触新技术也最容易拥抱新技术，因此，“圈层化”社交在青少年群体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一点上，他们一定会走在成年人的前面。
另外。“圈层化”也是青少年表达自己存在的一种方式。青年人是无产者，没有权力，没有地位，没有金钱，处在社会文化的外围，他们只能用身体或技术的符号来表达自己的存在，吸引别人的注意。过去玩摇滚，现在玩Cosplay，是一样的道理。
我个人认为“圈层化”是一种中性现象，无所谓积极还是消极，它只是新技术带来的社交方式的一种变化。我们对于这种社交文化不必恐惧，只要其不具有破坏性，那我们就应该允许其存在，并坦然去接受，总要留给青少年释放自己的空间。当然，对于一些不太好的现象，也要进行一定的监管，如饭圈某些过度疯狂的举动。
记者：“圈层化”社交的一个显着特点是交流和表迖的小众化，“圈里人”和“圈外人”很难相互理解。这会给教育带来什幺样的挑战？
罗小茗：
“圈里人”和“圈外人”难以相互理解的状况， 对于现代复杂社会来说是很普遍的，正所谓“隔行如隔山”。要辨析青少年的“圈层化”社交给教育带来的挑战，先要弄明白这种社交文化带给家长、教育者和整个社会的焦虑究竟是什幺。
在我看来，首先要区分哪些问题是需要在家长和子女之间、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达成相互理解甚至形成基本共识的，又有哪些是双方可以保留各自意见的。当前人们对于究竟在哪些问题上需要达成理解、形成共识，既缺乏深思熟虑，也缺少持续的讨论，这是引发焦虑、带来挑战的真正原因。
在此基础上，再来检讨今天的教育。在教导家长和学生的过程中，是否给予了足够的讨论与辨析的训练。对于相互理解这一点，不光成年人有责任，青少年——如果真的热爱其所在的亚文化圈层，并将之视为一种文化而非躲避现实的屏障的话，对此也应该负有相应的责任。教导他们认识到这一点，本身就是现代社会教育的重要职责所在。
在前面这两步的基础上，现代教育应该敢于“留白”，真正把可能性留给青少年们，而非把一切安排得满满当当、铺天盖 地。
马中红：
“圈里人”“圈外人”难以相互理解，既是代际差异，也是代内差异。其最主要的表现是语言层面的交流障碍。绝大多数亚文化圈子都有自己专属的语言系统， 比如耽美圈子以“攻受”为核心发展出来的语汇多达几十个，饭圈也是如此，如果不是潜心进入这样的圈子场域，很难突破语言屏障。亚文化圈子创造自身语言的目的很明确——既能防止圈外人窥视和干涉，又能强化圈子内部成员的共同体意识，还能形成独特的圈子文化和风格，更为重要的是，语言的创造和使用是文化权力的表征。
语言是思想的表达，是思维的方式，圈子语言关联的是青少年的情绪情感、审美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未来观，语言交流的障碍实则会带来更深层的代际、代内沟通困难，圈层与圈层沟通困难，主流文化和亚文化沟通困难，最终妨碍社会共同体的形构。同时，“圈层化”语言和思维会对教育形成直接挑战：一是父辈（教师）文化和经验不再具有压倒性的优势，父母长辈难以理解子辈的世界，两代人很难有深层次的交流和沟通；二是学校教育现有模式遭到挑战，各圈层成员之间出于共同兴趣爱好，相互传授和分享的知识、技能、经验，在青少年接受的教育中占比越来越大；三是虚拟世界同好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力，便捷、轻易可连接、处于虚拟和匿名状态的各种亚文化圈子，对现实生活中的同侪关系和班级关系造成挤压，进而影响线下交 往。
杨雄：
我曾经研究过圈层文化，圈内轰轰烈烈，圈外一无所知，这是很正常的。圈内人为了交流方便，会将语言符号化、简约化、隐喻化，而且还会不断创造新词，使青年人与老年人产生代沟，即代际差异。同时， 青年人也有“代沟”，因为圈层都是很专业的，比如有些音乐发烧友，研究的程度不亚于专业的音乐工作者，这种情况下，不同圈子的人很难相互沟通。这就是互联网时代的网络代沟现象，圈内圈外会自然形成网络代际差异。
这无疑会给教育带来巨大的挑战和冲击。青年人在很多方面已经走在家长或教师的前面，他们讨论的问题、使用的语言、掌握的知识，教师不要说教了，听都不一定能听懂。教师凭一本书讲课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后喻文化时代来临，教育者不能倚老卖老，要教育孩子，首先自己要做得比孩子好。成年人的权威来源于比青年人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当这些都没有的时候，青年人为什幺要听你的？这就要求教师和家长与青年人保持沟通，不断交流。
记者：面对青少年新的社交文化，教育者该如何应対和引导？
罗小茗：
首先，应该引导他们充分认识到当前新的社交文化中商品的位置、功能与属性，理解社会生活被商品高度介入与渗透的状态，发现商品和文化的差别所在， 并据此培养他们对于文化——作为一种抽象而非具象的经验和思想的对象——的认知和热爱。
其次，指导他们辨析社交过程中，商品和文化所承担的功能的差异。在往往由文化商品作为媒介所展开的社交过程中，所谓的“社会性”究竟坐落于何处？它与商品、文化的关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在此过程中，人扮演着什幺样的角色、承担什幺样的功能、有什幺样的愿望和诉求、希望达成何种目标？它们是被完全实现、部分实现还是无限推延了？特别是，需要和青少年讨论“友谊”的含义。据我观察，这大概是中国当代青少年最缺少教育与讨论的一个问题。把“友谊”看得过于顺其自然、无须思考，这本身就是一种粗糙的未经教育的状态。
最后，通过上述问题，促进青少年展开对于亚文化和社交文化的评价和反思。在此过程中，青少年需思考个人与商品的关系是什幺？是彻底受制于商品的牵制，被其驱使摆布，还是使用商品，在其中产生超脱于具体物品的精神感受？这种精神感受催生了什幺样的个人与文化的关系？这种形成中的个人与文化的关系，是可以促进更好的文化生成，还是对既有文化的复制、拼接与消耗？就此而言，教育者所要解决的不是社会交往的问题，而是借助青少年所焦虑的社交问题，帮助他们理解和把握社交文化，真正形成独立的判断力、分析力和理解力。
马中红：
世界在变化，青少年在变化，教育的内容和模式也在变化，而且变化的速度前所未有。在当下，很难为处于加速变化中的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生态环境开出有效的“药方”，那幺，以不变应万变，或许是上策。这里的“不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教育的初心不变。教育的本质是培养身心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而非单向度的人或扭曲的灵魂或病弱的躯体，因而要加强学校教育和引导，在完成知识传授的同时开发学生多方面的兴趣爱好，并组织起来，促进线下与线上趣缘群体的交流与互动。
二是促进青少年应对外部世界的能力不变。在一个深度媒介化的社会，对今天的青少年加强媒体和新兴技术素质教育迫在眉睫。面对鱼龙混杂的互联网媒体生态、平台资本主义和商业消费逻辑，青少年往往不具备很强的辨识能力和自控能力，容易出现沉迷、狂热、非理性消费、言语暴力等问题，也易受其危害。通过教育.提升青少年媒介素养，增强他们对信息的判断能力和对圈层行为的甄别能力是当务之急。
三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平等、友好的关系不变。父母、师长要放弃先入为主的偏见，对圈层文化抱持开放、包容的心态，主动了解那些深受青少年喜爱的用语、行为和交往方法，鉴别优劣，然后对症下药。不然，不明就里，不懂装懂，大惊小呼，其效果只能使“次元壁”更深厚。
杨雄：
首先，教育者要放下身段，和青年人平等沟通，虚心向青年人学习。这样可以缩小代沟，消除误会，共同推动社会进步。前喻文化和后喻文化要并存，而不是互相消灭或压 制。
其次，不管是家长还是教师，既然代表权威，就要拿出权威的样子，在行为习惯、道德观念、知识学识等方面给青年人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这就要求教育者不断地学习、进步，不断在姿态语言、行为习惯、教育引导中树立自己的权威。
最后，要允许青年人犯错误。西方有句谚语：“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我们要给年轻人试错的机会，经验要靠试错获得，社会化也是在不断犯错的过程中完成 的。
（本文转载自《教育家》杂志2021年11月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