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派视个人生死、毁誉无所谓
悲观基于“操心危，虑患深”。因眼下政治形势比军事斗争复杂，左宗棠做了豁出去的准备。既然谁也靠不住，唯一靠得住的，就是自己的心，自己内心认定的正义与坚持
同治八年（1869年）二月初四，左宗棠写给儿子的《与孝威》这封信是个转折。左宗棠的家书不再是“短信体”“微博式”，篇幅变长，接近文章。一则儿子已经23岁，可以深入交流；再则左宗棠从侧重军事战争，开始转向政治斗争，时间逐渐充裕，思考深度增加。
左宗棠在陕甘总督任上的事并不好做。“司农之直枢垣者，有意与我为难”一句，见出左宗棠此时改革调整之艰。司农即户部官员，相当于今天的民政部、农业部，兼具部分财政部功能。枢垣即军机处，是清朝中后期的中枢权力机关。
司农掌握钱袋子，枢垣指挥枪杆子，两者都是左宗棠的命根子，现在遭遇这两个部门的高官故意刁难，恐怕不是可以通过武力可以解决，而只能依靠政治智慧。
引发刁难的原因，主要因朝廷批准的400万两西征军饷引起。虽然各省支援多数是空头支票，但总会有几个省送来。小钱铜臭味招引苍蝇，大钱孔方眼招惹老虎。左宗棠自己不贪，哪里容得下别人染指？当然会舍命守护，要将它一分一毫全部用于军事。但老虎想法将它挪进私人腰包，这就必然引发激烈冲突。
左宗棠遭遇司农、枢垣存心卡脖子，他的办法，是据理力争，以争取慈禧太后的支持。这样做固然有效，慈禧太后看出了隐情，最终倒向左宗棠这边。但官场内最恨者，一是被人挡了官路，二是被人挡了财路。左宗棠新到陕甘，不幸又得罪了一批官员。
在官场里得罪过不少人，左宗棠自己很清楚。他是一个考虑事情过深过细的人，这种人自省意识很强，特别需要安全感。即是说，与同僚扳手腕之前，他会精打细算一番，将各种风险控制到最低，有胜算把握了，才会冒险去赌一把。
伴君如伴虎，慈禧太后不好靠，那幺同僚或上级呢？也都是见后不见台，靠不稳的山。细数一下，慈禧太后的“后党”，左宗棠一个都没有结交。奕䜣对左宗棠既无多少支持，也没有什幺反对；文祥倒是经常为左宗棠是朝廷内说上几句好话，但也仅限于此，不能期望太多。
地方督抚，就更不好说了。曾国藩因“国事、兵略”与自己严重分歧，政见不合，价值观不一样，两人顶多就在奏折里相互吹捧一下；李鸿章呢，合作是表面的，支持是相互利用，真实的情况，则越来越成为政敌。
上面无靠，外面无援，内部呢？也势单力孤。能够完全信赖的，也比较有限，无非就刘典、杨昌浚、蒋益醴几人。但官场动荡，他们的沉浮，也由不得己。
意识到孤身悬于西北的左宗棠，开始寻找安全感。将每个人逐个在内心里“扪”了一下之后，有点落空。9年来，自己本着内心认定的公正、公平，另起炉灶，架空原有政府机构，官场内外这批得罪过的人，都是暂时隐身的绊脚石，关键时候会一下全冒出来。现在要办成平定西北的大事，到处都得求人，他有点沮丧地感叹“内无奥援，外多宿怨，颠越即在意中”。
为什幺有如此悲观之叹？左宗棠的军事事实仍相对顺利，写这封信之前，他指挥刘厚基、成定康在陕西榆林、绥德两地清剿董福祥，已经取得关键胜利。
悲观基于“操心危，虑患深”。因眼下政治形势比军事斗争复杂，左宗棠做了豁出去的准备。既然谁也靠不住，唯一靠得住的，就是自己的心，自己内心认定的正义与坚持。国家的问题堆在那里，必须解决。自己为公不为私，办正事也要得罪人，那就干脆得罪到底，大不了就是满门抄斩、全家抄家、身败名裂，多年积累毁于一旦。顺着良心指引，就没有时间考虑什幺利害了。至少，自己这一套，“上可对君父，可对祖先，毕竟胜常人一筹。”
57岁父亲的内心起伏，不遮掩地袒露到23岁的青年孝威面前，读完这封信，孝威的心脏恐怕不只是咯噔一下，而是嘭嘭嘭了。尤其是父亲要自己时时刻刻想着要满门抄斩、全家抄家、身败名裂（存一覆巢之想，存一籍没之想），这还是人过的日子吗？高官家庭表面光鲜，令人羡慕，内里其实忧患，风高浪急。孝威难免会埋怨，做个“官二代”怎幺就这幺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