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因为是讨论军事问题，各军团负责人也从前线赶来参加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讲完话后，会场气氛紧张。然后，周恩来作副报告，明确指出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主动检查了自己的责任。同时，他又批评了李德、博古的错误，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他的发言使会议出现了转机。关于周恩来的这一重大的关键性作用，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不久，曾对红一师的师长李聚奎说：“这次会开得很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出席遵义会议的聂荣臻后来回忆说：“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
会议开了三天，最后做出下列决定：第一，增选毛泽东为中央常委；第二，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第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第四，取消“三人团”，撤销博古、李德对军事的领导，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是受党内委托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后，中央常委分工是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由于周恩来十分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所以从那时起就在实际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但是，直到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才正式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从实际上确立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到毛泽东名副其实地担任领导核心职务，这中间还是有一个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红军二渡赤水、二进遵义后，3月4日，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和王稼祥决定：“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这个规定只是针对这次战役，战役结束，任命也就结束了。
二渡赤水后，3月10日，中央在荀坝对是不是进攻打鼓新场之敌发生分歧，毛泽东主张不打，但他是少数，多数同志主张打。这时毛泽东提出他可担任这次战役的前敌司令部的政委，遭到张闻天的否决。会后毛泽东还是不放心，就在晚上提着小马灯去找周恩来，劝周恩来暂时晚一点发布命令，再想一想。周恩来经过慎重考虑，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于是第二天一早召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时毛泽东提出建议：不能像过去那幺多人指挥作战，建议成立一个几人小组指挥。红军第三次、第四次渡过赤水后，中央的同志认识到毛泽东的建议是正确的，在南下渡乌江之前，于3月下旬成立了新的“三人团”，团长是周恩来，团员是毛泽东、王稼祥。在周恩来的支持和配合下，毛泽东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
随后，召开常委会，毛泽东提议常委内部分工，军事方面由毛泽东负责，苏维埃工作由博古负责，组织局的工作由周恩来负责。他另外提了一个方案：我做苏维埃的工作，恩来做军事工作，博古做组织局的工作。彭德怀赞同毛泽东的第二方案，同意周恩来做军事工作。周恩来没有同意彭德怀的意见，表示他可做军事后方工作，即组织局的工作。
11月3日，红军到了下寺湾，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张闻天报告提出：应公开中央直接领导，对外用西北中央局的名义，成立西北中央政府。常委内部分工，军事方面由毛泽东负责，组织局的工作由周恩来负责，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
王稼祥说：“我身体不好，需要休息。恩来过去做过军事工作，兴趣较大，红军工作还是很重要，前方可增加个把人，恩来同志可到前方去。”他支持毛的第一方案，但是主张周也参与军事领导。
毛泽东马上采纳王的建议说：“分工方面同意军委7至9人，主席由恩来负责，稼祥应继续干，副主席可由我负责，在后方做。”周恩来早有让贤之意，因而在博古之后发言说：“分工上次已决定军事领导，现在不必更换。个人工作，愿做军事工作。在后方我可负担动员工作。不必变更军事上总的领导。支持毛的第一方案。”他的话言辞恳切，一言九鼎。虽然毛泽东再一次发言说：“军事领导，德怀、恩来，恩来为政委，应信托他们。”但是张闻天最后宣布：“常委决议，军委主席毛泽东兼政委。大的战略问题军委交中央提出讨论，至于战斗指挥问题，可由他们全权决定。恩来做组织局的工作是适当的，后方军事工作由组织局领导。”
会议决定中央军委对外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采纳了周恩来的意见，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至此毛泽东成为全党军事指挥的第一把手。
（摘自2016年5月16日《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