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斯尼姆·罗德尔
多年来，我们的作者只吃商店弃掷的过期食物和难看的蔬果，只穿二手服装。她拒绝消费的态度到底有多坚定？
柏林科特布斯水坝边的那个蔬菜商已经认识我了。他指向蔬菜摊后面的两个大木箱，里面堆放着难看的苹果、梨和扭曲的黄瓜。我仔细将这些果蔬选进我的袋子。这里很吵，周围可见闪着光的广告牌，人们在商店买卫生纸，吃土耳其肉夹馍。我一周过来一次，目的是拯救食物。我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很吝啬，而是因为我相信，就算我的桌子上只出现商店卖不出去的食物，而且完全随机没得选择，我也能生活。我的一切购物行为都是如此。我在跳蚤市场淘衣服，或是和朋友交换。如果耳机坏了，我会先问我所有的朋友有没有多余的，得到否定的答案后才会在易趣上拍一个。最后一次去Saturn（德国大型电器商场）是什幺时候，我已经记不清了。
对我来说，做出购物的决定越来越艰难。而且一旦我开始做这件我认为多余的事情，就会很快良心不安。我常常问自己到底为何要这样：为什幺我就不能简简单单地和朋友们一起进电影院看个电影，那之后吃个汉堡，周六舒舒服服逛一天街？为何我更愿意读“免费经济运动”倡导者马克·博伊尔写的《那个没钱的男人》这样的书，看一部讲述拉斐尔·费尔默（德国食物分享网站的联合创始人，过着无金钱的生活）或“拯救难看蔬菜”运动（Culinary Misfits）的纪录片，而不是在视频网站Netflix上看新一季电视剧，或是读《Glamour》时尚杂志？“塔斯尼姆，你也可以让自己享受点什幺。”我常常听到这样的话。对于这样的建议，我会思考两分钟，但是最终什幺都不会改变。
可能决定我今天生活方式的根源在我的家庭。我的母亲一直对我很好，我是她的公主。她带我去时尚画展、意大利鞋店、昂贵的绿色食品店，随意花着钱。她总是和我说：“亲爱的，过充裕的生活吧！”是的，我很享受这种生活，直到我进入青春期。12岁时，我站在一家时装店收银台前，用充满责备的语气问母亲为何要买那幺多衣服。我们拥有的还不够多吗？而且我很担心，她在购物上一掷千金，说不定何时就会把钱用完。最糟糕的是：我的父母经常因为钱的问题而争吵。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我永远都不想像他们那样。我尽自己所能对此进行反抗。在我的朋友们都穿着紧身牛仔裤和衬衣时，我决定穿裤袜和宽松的毛衣，并成为了一名素食主义者。
高中毕业后，我从家乡小城市逃到了柏林。我突然不再显眼，这里没有人注意到我的洞洞裤或是重复多次使用茶包的习惯。在一家素食商店，我看到了一个提倡“分享食物”的小册子。分享食物而不是扔掉食物——对我而言，这种思维是那幺新奇。在我的家乡，我从来没见过有这种想法的人。
自我在柏林生活起，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远离消费，我也越来越确信自己做了正确的选择。然而两周前，一个熟人向我提议，我应该试着彻底改变我的生活一周。我们认识后，我告诉她，我平时吃过期的食物，两年来从未买过一件新衣服，她听后非常震惊。“你为什幺要这样做？这样难道不累吗？”她问。我花了一小会儿时间集中注意力，然后回答她道：“因为我们浪费太多东西了，我不想这样做。”但同时我也想：“是的，有时候真是累死了。”
作者塔斯尼姆爱看讲述“拯救难看蔬菜”运动的纪录片。
自那以后，将所有疲累从身上卸下的想法就从未从我的脑海中消失。如果我像其他人一样生活，会怎样？这个为期一周的实验会帮助我发现自己多年来如此坚定地拒绝消费的原因吗？实际上我有时很渴望放松，不想思考，只想任性而为。尽管柏林很多人都有类似的想法，但我有时仍然觉得自己很孤独。我几乎不认识任何一个像我这样拒绝消费的人。
购物、美发、去吃饭：我想尝试正常消费一周，看看会怎样。如果我为新物件支出金钱，就会变得更加快乐吗？我会发生改变吗？我的同事、朋友、同学会觉得做了新头发穿了新衣服的我变得不一样了吗？我对这个实验思考得越多，就越发质疑自己的生活模式。它真的这幺不能让人信服吗？这种生活风格有意义吗？或者我只是想标新立异，成为社会中非主流的一员？我将消费的金额上限定为500欧元。
第一站：美发
在一家小理发店，理发师克里斯蒂娜一束束地仔细捻起我的头发，剪掉分叉的发梢，花了整整两个小时。我已经两年没有踏入理发店了，之前一直是我的朋友给我剪头发。克里斯蒂娜用洗发水给我洗头，那之后洗净，然后对发梢进行了一些护理。看着那些洗发水和护发素产品的数量，我皱了皱眉头。我问自己，是否真的需要所有这些制剂。只为了让头发显得更加柔顺一些？我又会摸多少次头发呢？吹风机需要多少电量？我看了看镜子：我看起来并没有很大不同。
期待别人说出 “噢，你去理发啦？看起来很棒！”的愿望也落了空。我很失望。周围人给我的肯定出自其他理由。“这件上衣看起来真酷，你从哪儿得来的？”一个女友问我。我轻轻地抚摸着自己的黑白条纹上衣，那是我刚刚从一个朋友房子过道的捐赠箱中拿出来的。我感觉受到了肯定，也许还变得有点骄傲。我可以宣布：我们不一定要去Monki（瑞典时尚女装品牌）或Urban Outfitters（美国服装连锁）购物，才显得够酷。
这次理发店之旅花了我40欧元，这笔钱平时够我生活一个星期了。
第二站：服装
我带着复杂的心情踏入Loveco，据称它是柏林最大的平价服装和环保时装的概念店。如果真要购物，那我至少要选择在环保店里花钱。
天花板上时尚的工业灯闪烁，毛衣分散放在一个大木桌上，墙上挂着项链和手镯。这些商品的摆放方式，会让你觉得它们似乎都承载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买我，我会让你快乐。”它们说。这些东西真的会让我们满足吗？我钻进一件漂亮的黑色上衣中，并没有感觉有什幺不同。这幺一件衣服我在跳蚤市场上随随便便花上5欧元就可以买到。
绿色和平组织的一项研究显示，约70%的青少年觉得二手衣服“不干净”，因此从没想过购买新衣服之外的可能性。但穿着新衣服的我也并不觉得自己“更加干净”。我不由自主地将这件上衣的价值定位为零，又将它挂回了原处。
45分钟后我离开了商店。天空阴沉沉的，我的心情亦如是。我难道不能像其他人一样，轻松地购物吗？在其他人提着购物袋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却如同拄着拐杖般蹒跚前行。我渴望体会到购物的快乐，其他人一再提及的购物的快乐，信用卡划过读卡机时弥漫开来的那种惊喜，新面料和肌肤相合带来的不断上升的满足感。1995年美国喜剧《独领风骚》中的雪儿每次遇到苦恼时都会去购物，多年以来，这也是很多女性发泄情绪、奖赏自己的一种方式。为什幺我就不能这样？
“免费经济运动”倡导者马克·博伊尔及其所着《那个没钱的男人》一书封面
“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必须让我们感到开心，同时不会限制我们的任何自由——是这样吗？我们在物质上不是已经够富足了吗？”经济学家和生活艺术家尼克·帕艾希问道，“红灯时我站着不动，并不是因为我觉得红灯很酷，而只是因为这是我的义务。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我们不仅要尽可能享受美好生活，还要承担义务。”我很赞同帕艾希的观点：我们不仅有自由，还有责任。
我在雨中穿过街道。我还不想放弃。我想买点新东西，有点因此而着魔。我得改变自己，哪怕只是一点点。我进入第四家店。这家店很狭长，可供选择的衣服不多，但我很喜欢。
我挑出所有我喜欢的衣服，一一试穿它们。一条黑色裤子是经典款式，面料轻轻地和我的腰部贴合。很合身。我想，除了我的洞洞牛仔裤，我终于有其他选择了。这里没有环保时装，尽管如此我还是买了两条裤子、一条裙子和两件上衣。还是可行的嘛。我手上提着一个时尚的纸袋，快速离开了商店。做到啦，我想。现在该做点什幺呢？我在店里花了150欧元。这几乎是我月房租的一半。
呼吸到新鲜空气后，我被不断涌起的愧疚感所淹没。谁生产了我的衣服？谁要为我几分钟的愉快心情而受苦？我问自己，这样的想法一旦潜入大脑，该如何摆脱。这就如同面对一块巧克力布朗尼蛋糕，如果我们知道里面含有多少糖和脂肪，要做出吃掉它的决定就会困难得多。我买的那些衣服让我反胃。我该换掉它们吗？看来我又得参加一次换衣服派对了。
晚上我穿着新衣服去了一个派对，看起来突然就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毫无特点了。太蠢了。
第三站：餐饮
“塔斯尼姆，我们去吃中餐，你一起去吗？”“不，谢谢，我又从商店拿了些吃的。”“哦，这样啊，好的，那再见了，祝你有个好胃口。”我拿出自己的特百惠盒子，开始吃黄油面包。是的，有些时候，我的生活方式将我孤立起来。而今天，一切都要不一样了。我决定和两位室友一起去“The Bowl”素食餐厅吃饭。那里只做有机食物，这对我而言很重要。菜单很诱人，我很难下决定。过了许久，我终于选定了菜品，决定吃藜麦和印尼豆豉，还点了一杯汽水。这是我在家里从来不喝的。我请两位室友一起吃蛋糕。一股幸福的感觉向我袭来，我已经好久没有对我自己和其他人如此慷慨大方了。
那时我觉得很难过：为何我以前从来不这样做？节约、守原则和忽略自身需求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当我拒绝消费时，我也放弃了很大一部分社会纽带关系。
我注意到，我想改变这一点。我想邀请我的朋友，非常正常地和他们坐在一个咖啡馆或是餐厅中，一起度过午后时光。尽管它和我的节俭生活风格不相称，但这比总是一个人待在家里美好多了。
周日，我的写字桌上放着成堆的账单。我很开心，这一周过去了。预算的500欧元，我支出了约280欧元。尽管购物让我无比烦躁，但这段经历让我向了解自己迈近了一大步。
这是一份自白书，写下这样的句子很不容易，但我发现我有时确实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变得更加舒适享乐一些。更加放松随意，有时打破自己的原则也没关系，我想这对我有好处。我甚至真心享受花钱购买美食的过程和自己慷慨大方的行为，而不是非得限制自己只能拥有必需品。
尽管如此，仍然有很多我完全能够放弃的东西。我想拒绝逛街买衣服，理发店也没有明显提升我的生活质量。而这种拒绝并不是对我母亲消费行为的挑衅，而只是我的生活态度。但是或许我该和朋友们一起进电影院看看电影。
[译自德国《NE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