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原麻希+刘欣
过劳正在摧毁人们的生活，有的人因此失去健康、家人、恋爱机会，最终甚至失去生命。
过劳死近在咫尺
2016年11月5日，就职于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的一井唯史突遭解雇，当时他正在休过劳病假。2003年，一井唯史加入东电，2011年调入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赔偿法人部门，2013年2月成为赔偿统括小组成员。赔偿统括组起初有6名组员，他们需要具备专业的知识、缜密的分析能力、有条理的思考能力，不许犯错，压力巨大。后来，一名组员精神崩溃，另外4人又需要兼顾其他业务，一井的负担急剧增加。
一井说：“如果我停下手头的工作，审查中止，就会给事故受害者带来麻烦，我连考虑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2013年3月一井共加班89小时，如果把在家工作的时间和义务加班全部算进去，这一数字直接飙升至169小时。他每天最多只睡4个小时。6月，他开始觉得恶心，起不了身。7月，他不再从事赔偿业务，但头晕和记忆力衰退的症状仍在继续。9月他被确诊为抑郁症，暂停工作，公司将他的病症归为“个人疾病”而非工伤。16年10月，一井提出劳动仲裁，要求公司制止劳动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东电则称这只是个案，拒不接受采访。一井说：“工作让我的身心接近崩溃，还要说我的病与工作无关吗？”
2015年，电通新员工高桥茉莉因不堪忍受过劳而自杀身亡，一个月之后，日本厚生劳动省怀疑电通违反劳动基准法进行强制搜查。我们在网上展开了过度劳动问卷调查，八成参与者表示曾因过劳感到身心不适，认为过劳死近在咫尺。在日本，过劳正在摧毁人们的生活，有的人因此失去健康、家人、恋爱机会，最终甚至失去生命。
一位负责结算审定工程费的男性为了与合作伙伴沟通，周六也会临时取消私人约会，而他每个月的加班费只有2万日元，16万日元的月工资还不够生活费，他不得不在熟人的饭店打零工。
一个周五的傍晚，合作方打电话给他：“方案有变动，请在本周内完成图纸的检查核算。”
对方发来500页资料，他熬了一个周末彻夜工作，终于赶上了截止时间，不料对方又说：“方案又有改动，明早前请完成修改。”他向上司求助，上司却无视他的困难。他忍无可忍，抛下一句“我已经不知道该怎幺做了”就回了家，倒头睡成一滩烂泥。
第二天他在上班途中眩晕呕吐，临近中午才到达公司，却敲不开公司的大门，他躲进附近的便利店卫生间哭了起来。原本乐观的他患上了抑郁症。
带薪假期休完之后，他没有痊愈，一个半月后他离职了，又过了半年，伤病补助也不再发放。他试着求职，但建筑业对他来说已经成为噩梦，去其他行业从零开始也让他感到恐惧。
“朋友们大多已经买房结婚了，我却一无所有。”
想到这里，他的心沉了下去。
“死了就解脱了？”
一位从事传媒工作的女性在4年前的圣诞夜陷入绝望：“我不适合这份工作，要转职吗？死了是不是就解脱了？”
她经过重重筛选进入公司，为了完成大型企划案，她需要在全国范围来回奔波，每月加班50到160个小时。日本劳动法第36条规定，员工每月的加班上限是40个小时，公司内部的习惯是按此标准进行申报，她对此感到奇怪。因为担心不这幺做会被调职到不想去的部门，没有人敢公开提出质疑。
长期加班让她对自己的工作能力产生了怀疑。她给友人打电话：“我想辞职。”
朋友回答她：“你现在的状态已经不能正确地判断问题了，休息一下再考虑吧。”
一个月之后，她拼尽全力取得了5天假期，终于让身心稍加放松。她说：“长时间工作让我无法正常思考。电通公司过劳死的高桥小姐如果在入职第一年就辞职离开，一定会被视作不正常，之后也找不到好工作，所以她才会走投无路选择自杀吧。”
紧绷的弦断裂了
一位47岁的地方电视台工作人员回忆过去，说过劳就像往杯子里倒满水，一不小心就会溢出崩坏。29岁时，他担任记者职务，起早贪黑是常态，为了跟踪多个报道，他的月加班时长达到了250个小时，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
“为了不漏掉任何信息，我连洗澡时都会把传呼机和手机放进塑料袋带进浴室。只要报道能被报刊选中，我就很开心了。”
他原本性格开朗，有热恋女友，与家人关系融洽。可是因为工作过于忙碌，他和女友分手，与家人闹掰，没有一个可交心的人，陷入孤独的境地。他想到了死亡。“死了就不必花力气为自己辩白了。”
一个周末，他整理好房间，回到父母家与他们共进晚餐，周一他没去上班，买了安眠药和绳索，服药后将头套在了门把手的绳索上企图自尽。电视台找不到他，与他的父母取得了联系，晚上父亲才发现他服药昏迷。经过医院的抢救，他奇迹般地痊愈了，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他说：“我一直在关注电通高桥茉莉过劳死案件。希望大家不要认为软弱的人才会因过劳出现抑郁或自杀的念头。如果一直积累高度压力，最后一根稻草也会压死骆驼，这是任何人都可能出现的状况。”
自治医科大学名誉教授加藤敏指出：“过劳之所以会导致身体不适和抑郁症，与其说是性格原因，职场环境因素的影响力更大，我将这种抑郁症称为‘职场结合性抑郁症。现代社会工作环境中，人与人之间联络的紧密性及其对人造成的束缚与3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现代人可以通过邮件和手机迅速与他人取得联络，公司利益总被排在第一位，高效化与经费削减让人们精神紧张，无法容忍失败。这种影响开始向缺乏工作经验的年轻人转移。
目标设定过高
一位东京都三十几岁的男性两年前在广告公司负责网络广告工作，他的痛苦在于公司制定的“过高目标”。
公司努力在互联网广告领域拓展业务，将营业目标设置为前一年同期的140%，完不成就会在早会上被痛批。他每天加班到天明，早晨7点又去上班。一旦企划书效果不好就会被上司责骂，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工作问题。
“无论做什幺我都不开心，我开始不明白活着的意义了。”
一旦完成了140%的营业目标，公司又会将目标提升为150%、180%……他感到绝望，最终决定换工作。
在我们的调查中，许多受访者反映自己在职场中遭遇过职权骚扰。日本精神科产业协会董事渡边洋一郎医生说，工作给人造成的负担并不能单纯用工作量来衡量：“除了工作的多少，同事及上司是否给予了帮助和支持也对精神压力的程度有很大影响。”过度指导和人格攻击可能让自尊心受伤的人精神崩溃。
一位37岁的女性医务工作者曾长时间忍受职权骚扰。有个女前辈总是给她布置无法完成的工作量，每天对着她进行3个小时毫无建设性的说教。而和前辈关系好的领导草草阅读她的工作报告，面谈时毫不避讳地说：“你做不到与同事进行良好的沟通交流，是因为小时候不被父母疼爱吧？”的确，她的父母一向严厉而忙碌，难道自己真的缺乏父母的爱吗？她渐渐失去了自信，精神压力使她患上了眩晕症。她哭着打电话给父母：“请允许我现在回家，我不要出去上班了。”
第二天，她收拾行李回了老家。原工作单位打电话找她，也全都被父亲挡了回去。
她说：“如果那个时候我没有逃离职场，或许我已经不在了。父母给予了我帮助，在我痛苦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多说什幺，只是默默拥抱着我。”现在的她与周围的人们相处融洽，并靠着良好的人脉关系，在信息服务企业谋得了一片天地。
还有一些受访者认为，过劳的原因在于上司的无能。
47岁的幼儿园老师告诉笔者，自从更换园长之后，整个幼儿园就变得灰暗了：“新园长总是突然下达命令，比如游戏日的前一天突然让我重新制作服装道具。”她的工作量急剧增加。最让她无法容忍的是园长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接受了残障儿童入学，他考虑的只有政府补助金。
“如果是为孩子们考虑，就应当做好万全的准备后再接收残障儿童。园中没人有相关经验，也没有培训，他只会做表面功夫。”
看着从心底爱护的孩子们，她只感到痛苦，于是决定辞职，同年有两名同事也离开了那所幼儿园。人数不多的职场环境更容易被经营者或上司一人的意志所左右。
过劳老人的现状
“会有人雇佣我这样的老太婆吗？”
东京的一位80岁女性在找工作时喃喃自语。多年来，她一直作为家庭主妇在背后支持丈夫的工作，两年前丈夫去世了，她与40岁的儿子相依为命。
丈夫生前事业并不顺利，退休金的大半都用来偿还债务。除了家用，她还要帮儿子偿还遗留的助学贷款，经济紧张。
“之前也一点点偿还着贷款，但到现在还有100万日元没有还完。儿子虽然是公司的正式员工，但工资很少，也没存款。”她吐露着心中的苦闷。秋冬蔬菜价格高涨，她只能吃28日元一捆的豆芽，身形消瘦，看上去十分衰老。退休金的发放间隔总是在一个月以上，只靠这点钱她连生病也无力医治。为了生活，她不得不外出打工。
原本应当享受安稳晚年生活的老年人，却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外出工作，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内阁府调查显示，60岁以上劳动者的工作理由大多是“为了赚生活费”，回答 “为了活得有意义”和“为了健康”的人逐年减少。
日本老年人的贫困问题非但没有改善，反而还在恶化。2016年11月，政府强行通过了退休金减额政策。今后还会有更多陷入贫困的“下层老人”迫于生计继续工作。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高强度劳动影响着他们的身心健康。
社会福利工作人员藤田孝典说：“‘下层老人收入少，储蓄少，可依赖的人少，他们靠自己很难摆脱贫穷的状态。”藤田所在的公益组织“安心+”的生活咨询窗口接待过许多老人，他们并不是从年轻时就毫无计划而懒惰，而是在不知不觉之间陷入贫穷。其中很多人出于自尊，在经济拮据的状态下拒绝最低生活保障补助，但繁重的工作几乎要了他们的命。藤田认为，贫困老人应当接受可获取的帮助。
日本退休金指导协会京都总部的芝宫忠美室长建议：“不要等到快沦落成下层老人才去学习年金和社会保障制度，应当积极参加相关学习会，获取知识。”她自嘲地说，虽然她为许多老人做咨询指导，但她自己也是一个下层老人。她在一家外资酒店工作了32年，60岁的时候退休。年轻时她曾在6个国家轮换工作，年收入高达700万日元。看上去她经历了长期驻外的美妙生活，实际上这是个陷阱。由于她留在国内工作的时长只有8年，缴纳的保险非常少，退休后是不能领取足够多的退休金的。她还没有回国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认真了解了日本的保险制度，思考减少花销的生活方案。现在她以自身经历为依据，给前来咨询的老人们合理的建议。退休金及社会保障制度不易理解，且变化很快，但为了生活，了解制度内容是必要的。
劳动者的护身符
着名作家兼制作人系井重里说：“我本人也曾工作到极限过。四十几岁的时候，我留意到有这样一群人，在开大型会议的时候，他们并不突出，但他们有条有理、善于思索，如果一个团队有这样的人存在，任何人都愿意加入。如果废寝忘食地工作，或许每个人都能像烟花一样，迸发出瞬间的爆发力。但是工作状态有如波浪，有低潮，也有劲头十足的时刻，心智健全的人能够平稳度过这样的起伏。渐渐的，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我会被这些稳稳前行的人超越。表现得非常忙碌的人很少是主动忙起来的，相反，他们往往是工作的奴仆，难以实现自己的想法。一定有很多人会说，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年轻的时候没有权力，劳动环境恶劣。即便如此，我也希望你牢记：好好吃饭、好好洗澡、好好睡觉，能做到这3点的人就不会输，这是劳动者的护身符。”
对于珍惜自己、关爱家人的劳动者，系井重里表示赞赏。作息规律说来容易，要做到并不那幺简单。在系井的公司，每个项目启动前他都要强调：“健康第一，快乐第二。安全第一，快乐第二。”如果他对员工说“加油”，反而会被取笑，因为全员形成了共识：我很脆弱，绝不过劳。尽管公司规模不大，但每年都会组织员工体检，员工如有心理不适就会约见心理医生详谈。6年前，系井制定了一个奇特的公司目标——没有蛀牙，并呼吁大家建设注重身心健康的企业风气。
听取员工的求救声
前文提到的高桥茉莉在通过实习期，成为电通的正式员工之后，加班时间急剧增加，所属部门员工数量从14人减少到6人，工作量猛增。从她推特账户的内容可以看出繁重工作对她的影响：“除了困倦，我没有任何其他情绪。”“早上4点才下班，整晚熬夜，新员工却没资格说困和累。”
“我累死了”“困得想死”等等正是过劳死者生前常常对家人说的话。
假如一天内睡眠时间不足5小时，大脑的机能就会衰减，注意力、判断力降低，不安感也会增加。如果这种状态下存在工作和人际关系方面的压力，就会倍感负担沉重、身心疲惫。
后来高桥茉莉开始不认可自身的价值，不断在网上发表消极言论。当生活整体陷入负情绪的漩涡，她患上了抑郁症，她口中的“我想辞职”不是抱怨，而是求救。人一旦真正患上抑郁症，会不自觉地想到死亡。高桥茉莉属于典型的“心理负担诱发心理疾病导致的过劳死”案例。
从校园步入社会，我们的生活环境突然变化，单身公寓的生活容易让人感到孤独，也少有机会学习如何应对压力。团队给予的“理解”、“认可”是消除来自同事和上司的压力的必要条件。与他们成为伙伴，对同事和上司报以感谢的心态非常关键。
此外，人体是根据光、温度、饮食等刺激调整睡眠和活动的，本能不能违背生物钟的规律。而熬夜则是对生物钟的挑战，即便可以保证睡眠时间，依然会增加身体负担，不加班、只上夜班也容易让健康受损。一些公司强制员工缩短夜间工作时间，但繁重的工作量又往往逼迫他们早晨提前上班，有效的解决方案是穿插小憩时间，比如应在凌晨2点到4点间给夜班员工安排睡觉休息的条件。
如果工作完成得好，同事就会给你好评、对你信任，但绝不要因此产生“公司不能没有我”“如果我休息会给大家添麻烦”的想法。工作单位是一个集体组织，一定会有人可以替代你。越是认为工作有意义的人，越容易对自身健康过于自信，如果将每一天当做生命的最后一天，你还会拼上性命去完成业绩吗？
[编译自日本《AERA》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