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埃切维里亚·阿里斯特吉
1924年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年轻人
“服装看似无关紧要，却有着比御寒更为重要的作用。服装可以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也可以让世界改变对我们的看法。”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的小说《奥兰多》中这样写道。这部作品出版于1928年，是一部以她的情人薇塔·萨克维尔–韦斯特为原型的仿传。
主人公奥兰多是17世纪的一名贵族，他从漫长的昏睡中醒来后，变成了女人。在本质上，奥兰多还是同一个人，然而生殖器官意料之外的变化让他经历了许多滑稽的状况，在男装和女装之间来回变换。奥兰多发现，人一穿上束身衣、高跟鞋和衬裙，就像被关进娇贵、笨拙而体面的精美镀金牢笼，自此，说话、写作、引人注目、被人倾听的方式，或者仅仅是想要自如地行动，都与之前不再相同。
在20世纪20年代，伍尔夫那一代的所有女性都在质疑性别界限，连最传统的那些女性也不例外。她们的质疑从时尚界发出，这是她们拥有话语权的少数领域之一。于是，伍尔夫发表了讽刺性别界限的这部仿传。若称伍尔夫笔下的奥兰多是“雌雄同体”，那幺，那些崇尚自由的摩登女郎也不遑多让，她们吸烟、喝酒、开车、跷二郎腿、留短发，而这些在当时都是男性专属的行为。
妇女解放的热潮让姑娘们生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祖母们大为惊愕，但这股热潮从何而来呢？它在一定程度上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意外结果。由于男人都去了前线，欧洲和北美洲的大批女性承担起了医疗和行政类的工作。在工厂里和阵地上，她们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家中，她们自己就能做主，不需要征求谁的意见。她们需要实用和高效，因此不能被束身衣勒到缺氧晕倒，也不能专门用一只手来撑伞或者拎裙摆，这些都太奢侈了。
成为不可替代的人，有助于获得权利。妇女运动的参与者逐渐在新西兰、澳大利亚、芬兰和丹麦取得了初步胜利，并瞄准了新的得分点。在加拿大，从1917年开始，战争遗孀和从军的妇女都享有投票权;1918年，30岁以上的英国妇女和苏联妇女首次投票;1920年，全体美国女性都有了投票权。稍后在中立国西班牙，纳税的独身女性和寡妇差一点就成功了：她们原定在1925年的市政选举中行使自己的投票权，但选举最终没有举行。
战后，有些年轻大胆的女性拒绝放弃她们已经征服的小片男性领地。在家举办钢琴演奏会和随身携带卡宾枪的日子已经宣告结束。直筒版型的服装和短发主导了潮流。到了上世纪20年代末，连最循规蹈矩的家庭主妇也留起了波波头：可以是卷发或者直发，后颈处稍短，两边略长，但不会超过下巴。最勇敢的姑娘则会选择伊顿风格的发式：简短利索，涂上发蜡，和男士发型一般无二。在时尚变革的高潮阶段，少数不羁的女性敢于尝试男士西装外套、领带、礼服和单片眼镜。
1922年崇尚自由的摩登女郎
对当时大部分人来说，假小子风格不算太极端。简单地讲，它只是展现一种直筒的衣服轮廓，越直越好。这需要着装者具备一种天生的少年感，或是通过内衣构造巧妙掩饰胸部和臀部曲线。是的，束身衣退出舞台了，取代它的文胸虽然更舒适，却仍有局限性，其作用是压平胸部，而不是突出胸部。臀部曲线则要通过弹力腰带进行淡化。对于曲线特别突出的女性，弹力腰带可以选择那种从腋下延伸到腹股沟的款式。要是穿上吊带衬裙、半身衬裙或者一套肥大的运动背心加宽松内裤，淡化曲线的效果就更明显了。
在家中穿着丝绸睡衣接待客人变得很正常，而且还会搭配着高跟鞋。不过，那时距离穿紧身裤和运动鞋的时代还很遥远。
绝对的舒适普遍存在于外套、大衣和套装中。它们被划分为日装、午后装和晚装，但是都具有掩饰线条、方便行动的共同特征。腰线的位置被下移到臀围线附近。裙子是微喇的款式，有荷叶边，打着细褶或宽褶，适合逛街、上下汽车和电车，也方便尽情享受新式舞蹈。如果没有适合运动的服装，探戈舞中的大跨步或者查尔斯顿舞中踢踏的脚法和挥舞手臂的动作，都是无法实现的。
20世纪的新女性参与了时尚行业的所有环节。当时有一些优秀的男性设计师担任女装设计工作，比如保罗·波烈和让·巴杜，然而新一代登上王座的设计师都是女性。可可·香奈儿，一位卓越的极简主义者，她发明了粗花呢套装，扭转了黑色是葬礼色的刻板印象，把小黑裙送上了圣坛并使其成为女人衣柜里必备的单品;艾尔莎·夏帕瑞丽在时尚中融入了超现实主义的怪诞;玛德琳·维奥内特设计了斜裁垂坠长裙和深露背晚礼服;索尼娅·德劳内创作了色彩鲜艳的装饰艺术风格几何印花;瓦尔瓦拉·斯捷潘诺娃在运动服和工作服中加入了结构主义元素。
雨果·伯廷格1926年画作中的女性形象
上世纪20年代的时装店
新女性，或者至少是富有的新女性，敢于游泳，而不是仅仅“泡澡”。她们穿着长裤滑雪、骑马、打高尔夫和网球、做体操、晒日光浴。女性网球运动员苏珊·朗格伦和海伦·威尔斯都是运动员中的佼佼者;第一位飞越大西洋的女飞行员阿梅莉亚·埃尔哈特还推出了一系列旅行箱和旅行装。她们活跃而勇敢，因为她们，女性终于拥有了可以效仿的榜样。
保罗·波烈曾嘲笑香奈儿，指责她把公爵夫人打扮成了女营业员。他说的有一定道理，但香奈儿的简约设计（按波烈的说法是“奢侈的贫困”）推动了半成衣的出现。身材各不相同的女性第一次无需精确到毫米的量体就能穿上成衣。只需要提供几个大致尺寸，做几处微调，每个女性都能穿上同样款式的衣服。
为了避免盗版，巴黎的大品牌只会把它们的服装纸样卖给世界上最高端的时装店。但即便如此，未经授权的仿制品仍然在扩散。各地的裁缝店和服装店、根据图册销售成衣的工坊，以及图样杂志等都在大量复刻社会名流和电影明星的服装造型。
粗花呢受到意料之外的追捧，然而它本身并不属于昂贵的面料;人造丝这种神奇的人造纤维也威胁了丝绸的地位。人造丝富有光泽、价格便宜、可工业化生产，而且所有人都买得起。理发店老板娘、酒吧女服务员、女秘书……大家都可以穿上人造丝并感觉自己仿佛是公主。而且，更棒的是，她们自己付钱。
配饰也变得重要起来。人们都这幺说，不信就去问问女画家马鲁贾·马洛。她和玛格丽塔·曼索、萨尔瓦多·达利以及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在马德里的太阳门广场散步时，他们突发奇想地摘掉了帽子，公然宣扬他们天真的叛逆。“人们朝我们扔石头，用各种称呼辱骂我们。”马洛多年后回忆道。“摘帽派”一词由此诞生，用来称呼西班牙“27一代”中被长久遗忘的女性艺术家和知识分子。
第一位飞越大西洋的女飞行员阿梅莉亚·埃尔哈特
尽管当时女士出门还是必须戴上标志性的钟形帽（缠头巾或戴贝雷帽也可以），但在衣着风格方面，还是有少数先锋独立女性凭自己的力量推动了许多细微又有反叛精神的改变。假珠宝不再代表糟糕的品味。曾经专属于妓女的浓艳妆容在那些体面的沙龙中风靡一时，红色占据了女人们的双唇和指甲。伊丽莎白·雅顿和赫莲娜·鲁宾斯坦要对这股潮流负部分责任。
裙摆逐渐变短、有光泽的肉色长袜模拟出裸露的皮肤、脚的美学地位越来越突出，这一切都让清教徒们头疼不已。1925年，也就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发表那年，女士们的裙子长度已经到膝盖上方了，达到历史最短。许多风情万种的女子抓住机会，仿佛漫不经心地炫耀着自己袜子的花边和袜带。在西班牙，天主教会敦促女孩们遵守秩序，要求她们组成道德守卫小组，然而矛盾的是，这些小组最后甚至赋予了保守的女孩们一定的自主权。
在20世纪20年代这十年间，李·米勒从模特转型成了摄影师;塞西莉亚·佩恩–加波施金发现恒星主要由氢构成;泽尔达·菲茨杰拉德发表了一部描写她和丈夫共同生活的小说，开始和她的名作家丈夫旗鼓相当;乔治娅·奥·吉弗通过花卉画表现女性的性征;玛格丽塔·内尔肯写下了许多女性主义文章;而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中强调，经济独立是才华必不可少的养分。
倘若把女性的上述成就都归功于时尚，那就有些离谱了，但要是把它们和时尚完全割裂来看，也不合适。对那一代普通女性来说，涂口红、不穿束身衣跳舞、学习打字以及销售香水是代表自由的姿态。套用作家杰奎琳·赫勒尔德的话来说，在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之后，裙子的底边像股价一样急速下降。想必这其中是有一定关联的。
[编译自西班牙《先锋报》]
编辑：马果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