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遥
2018年3月22日，张弥曼接过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2018年度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颁奖仪式上，她身着一袭中式长裙款款上台，全程脱稿，用流利的英语致辞，其间法语、汉语、俄语和瑞典语转换自如，优雅的气质和幽默的语言令中国网友们备感惊艳。大家热情地称她为“网红女科学家”“中国科研玫瑰”“真正的国民女神”。
身为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国际古脊椎动物领域最高奖罗美尔-辛普森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荣誉、声望对这位世界知名的古生物学家来说早已不是什幺新鲜事，这一次，突如其来的走红却让她有些不习惯。
对张弥曼本人而言，相比获奖、当“网红”，眼下最重要的事依然是做科研。和化石打了一辈子交道，已进入“80后”的年纪，对她来说，“退休”依然是个不存在的概念。她每天早晨8点半出门，9点到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每逢节假日都是她最高兴的时候—大家都放假走了，她就可以更安静、更不被打扰地摆弄那些化石了。
“先结婚，后恋爱”
“我对古脊椎动物的研究始于大概60年前。”在颁奖仪式上，张弥曼回顾起自己的职业生涯，“但在当时，我的事业发展道路并不由我做主，都是被安排好了的，就像古代的‘包办婚姻’一样。用一句中国的老话说就是；‘先结婚，后恋爱。’”
张弥曼1936年出生于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成为一名在神经生理学领域颇有建树的教授。受父亲的影响，张弥曼从小对生物充满了兴趣，立志长大后成为一名医生。
然而，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百废待兴，大力发展工业的过程中急需地质人才。高中毕业时，张弥曼受“地质报国”的感召，不顾家人反对，决定报考北京地质学院。1955年，刚刚学习了一年地质的她，又被派往莫斯科大学古生物专业学习。
“当时我们完全不知道古生物学是做什幺的。”如今回想起来，那是一段闪光的日子：为了做学期论文，年轻的张弥曼到莫斯科郊外的生物实验站实习，在河岸边采集石化程度尚低的鱼化石。繁星点点的夜空下，用小船把横跨莫斯科河的渔网撒下去，凌晨五六点再去收网。各种各样的鱼撞在网上，被采集下来和化石进行对比，以探究古鱼类同现代鱼类之间的关系。
1960年，留苏归来的张弥曼进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工作，她接手的第一项任务，是研究来自浙江的鱼化石。如果说之前是要努力完成“组织交予的任务”，直到这时，她才开始真正对这些古生物产生了“恋爱”的感觉：“那些鱼化石拿来乍一看和现在的鱼差不多，但仔细一看，又都不一样。它们究竟和哪一类的鱼有关系？谁也不知道。”为此，她到处请教专家，同时自己一点点琢磨，解谜的过程变得越来越有趣。
为了寻找化石，她一年里有3个月时间都要跟着地质勘察队一起“出野外”。作为队里唯一的女性，她和所有人一样背着几十斤重的行囊翻山越岭，一天步行20公里是家常便饭。为了方便，她从来不留长头发，到了有些地方，当地老乡都没认出她是女人。
那是一段艰苦的岁月。白天赶路只能靠走，晚上借宿在村里或是在荒郊野外打地铺。整日在泥地里挖，蚊子、跳蚤、臭虫、老鼠什幺都有，闹得人“白天黑夜都没有安稳的时候”。但这也成了张弥曼如今最怀念的日子：“大家都是年轻人，在一起特别开心，都能扛下来，也不觉得辛苦。”
在瑞典攻读学位
在张弥曼的办公室里摆着一幅漫画：蓝天白云之下，海风徐徐，穿着淡紫色花旗袍的卡通版的她正在沙滩上漫步，手里牵着一条长着四条腿的怪鱼。她对鱼说：“杨，我要带你去20世纪！”
这幅画是2011年时一位学生送给她的生日礼物。画中的那条四足鱼，正是给她带来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成果的杨氏鱼。
1980年，张弥曼赴瑞典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访学，带去了她和研究生于小波在云南曲靖发现的杨氏鱼化石。在瑞典古生物学家雅尔维克手下，她开始用连续磨片法对这种来自中国的早期总鳍鱼类化石进行研究。
在那些日子里，张弥曼夜以继日地工作，很多时候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用了不到两年就完成了杨氏鱼化石的绘制工作。总共只有2.8厘米长的化石，她足足画了540多幅图。
这套精美的图纸为总鳍鱼类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而一个更大的惊喜还在等着她：在磨片制图的过程中，张弥曼发现，杨氏鱼只有一对外鼻孔，并没有内鼻孔！这和她的老师雅尔维克提出的不一样。
1982年，张弥曼正式发表了这项成果，并以优异的成绩通过答辩，获得了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博士学位。在当时，她的发现直接动摇了“总鳍鱼类是四足动物祖先”的传统观点，在学界引发了巨大反响。
如今回想起来，张弥曼觉得，在瑞典攻读学位的过程对她的职业生涯意义重大，“学会了怎样发现问题，怎样进行科学的思考”。
任职于研究所
1983年，她出任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作为该所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所长，她完全没有让事务性的工作耽误自己的科研，在两届任期内，她的学术成果甚至比之前更多了。
20世纪80年代初，古生物学家周明镇、张弥曼和于小波等人一起，开始收集、挑选国外优质的论文、资料，希望将西方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盛行的先进学术思想引入国内。经过几年的翻译、编写，《分支系统学译文集》诞生了。
20世纪90年代初，周明镇、张弥曼等人又主持编译了《分支系统学译文集》的姊妹篇《隔离分化生物地理学译文集》。张弥曼的学生、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朱敏也参与了第二部译文集的编译工作，回想起当年和老师一起编译书稿的场景，他很有感触：“他们有几位已经是院士了，还在做那幺具体的工作，而且学风非常严谨。哪怕只是一个单词、一个术语，几位老先生都会翻来覆去地推敲半天。”
在现任所长周忠和看来，张弥曼一直是个“学术型的领导”：“外国专家到所里做讲座，一般人如果有一两句听不懂的，可能含混一下就过去了，但她一定会追问：‘对不起，能不能再说一遍？’她也不着急，也不会因为已经是大教授了，问这些问题而不好意思。”
无论是对学生还是对自己，张弥曼都十分严格，但她并不古板，总会尽最大可能帮助后辈。
张弥曼给身边人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有她率直的个性和正直的为人。张弥曼非常注重国际交流与合作。早年所里刚开始与外国学者合作时，一直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一项研究所用到的化石是由中方学者提供的，那幺无论中国人有没有参与具体的研究工作，论文发表时都要被列为主要作者。但张弥曼叫停了这一“传统”。这样的做法赢得了国际古生物界的尊重，更为日后国内外学者的交流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先生仗义执言，得罪人的事是不少的……说她很有个性都是比较温和的表述了。”供职于美国堪萨斯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的苗德岁是张弥曼多年的合作者，两人曾一起合作发表过近20篇学术论文。在他眼中，张弥曼无论是身处领导岗位，还是作为普通的科研人员，从来都是“坚持原则，不讲情面”，面对科技界存在的一些学术不端行为则“深恶痛绝、直言鞭挞”。“至于对我们这些跟她关系比较近的人，她说话更不客气，以至于她的一个学生曾说：‘张老师虽然不怎幺批评我们，但有时她不经意的几句话，也会让你感到受不了。’”苗德岁说。
没有时间倦怠
进入人生的第82个年头，张弥曼依然对化石投入了最多的精力，之外的事情都不大介意。每周除了和远在美国的女儿视频通话、看望生病的妹妹，其余时间她都会出现在办公室里。钟点工每周到她家里做两次饭，每次做好她可以连着吃上两三天；而办公室的地上，干脆放着大包的即食燕麦片。
不过，张弥曼的生活并不缺乏情趣。她喜欢唱歌，前些年就加入了中科院的“院士合唱团”。不过后来因为心脏问题，“上不来气，已经一年多没有去过了”。她半开玩笑地说，自己也想去跳广场舞，“可惜错过了学习的年龄，现在跳不动了”。现在，看书成为她工作之外为数不多的休息方式。
从2016年被授予罗美尔-辛普森终身成就奖，到这次获得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这几年张弥曼变得越来越忙。研究工作之外，开会、审稿、写推荐信、见老朋友……各种杂务纷至沓来，她一样一样地慢慢做，“但其实心里很着急”。“如果现在每天能工作六七个小时，我就特别高兴了。”她感叹道。
近年来，尽管工作速度已经比年轻时慢了许多，但她严谨认真的作风没有丝毫改变。在苗德岁的眼中，张先生总是“极度谦虚平等”，即便是修标本、拍照片、画图这类辅助性工作，也都亲自动手。
眼下，张弥曼在做的是有关中生代鲤科鱼类咽喉齿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给年轻人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她将自己一直在做的、学术含金量更高的泥盆纪鱼类研究让给了学生朱敏，自己则转而投入中生代鱼类的研究中。
以常人的视角来看，这似乎是个很不明智的选择：在生命演化领域的研究中，越往生命树基部走，越富有挑战性，但也越有可能产生重量级的发现。与泥盆纪鱼类不同，中生代鱼类所处的时期并不涉及生命演化过程中关键事件的发生节点，因而并不那幺容易出成果。
张弥曼当然也清楚这一点，但她还是一点点地做着。这些年，她把自己的一些“一看就知道能出成果的好化石”送给了有能力的年轻人，自己则捡起了现在手上这些没人愿意碰的“硬骨头”。在她看来，对这些化石的研究成果可能不像有的化石那样能够登上很好的期刊，但如果做的时间长了，积累了足够多的材料，或许十几年、几十年后的某一天，后来的研究者们就能从中看出些眉目。“也许我看不到这件事能做出什幺好的结果了，但前面总要有人来做这些积累的工作。”她说。
和化石打了一辈子交道，张弥曼常常以“运气好”自谦。每每谈起自己“为平衡家庭和事业做出的牺牲”，她总是说：“我们这一代人，孩子生下来送到老人家，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没有什幺特别。”
她不喜欢讲自己的成绩，只有在谈起自己做的研究时，才会滔滔不绝，眼睛闪闪发亮。那是一种简单的、具体的快乐：“每做一点点，可能就会有一点点提示，然后可能就会往前走一点点……就有点儿像当年他们（英国科学家沃森和美国科学家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结构。可能很多人觉得他们那个比较高级，但我觉得，我们这个也特别好。”
张弥曼很喜欢苏轼的一句诗：“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有年轻人问她，该怎样消解日复一日平凡的工作、生活所带来的倦怠感。“我真的不知道。”张弥曼迟疑了片刻，眼里闪现出一位老人最真切的关怀和一丝真诚的困惑，“我总觉得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真的没有时间倦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