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老哥：
见信好。
我四十岁以后，见到比我年长的男性都叫“老哥”，仿佛天津人管年纪稍大点儿的女生都叫“姐姐”。这样，总透着点儿亲切和平等，似乎有种不知老之将至的样子。所以，我这样叫您，如果按常理没论对辈分，老哥勿怪。
2021年1月10日，我在伦敦，处理完工作，给自己倒了杯香槟，泡个澡，刷手机，微信朋友圈里被您仙去的消息刷屏。九十岁，高寿，在睡梦中走了，福德多多。我老爸八十三岁的时候，也是在午睡中走的。知道老爸仙去消息的时候，我不在北京，没见老爸最后一眼，蹲在香港特区的洗手间里望着北京失声痛哭。知道您仙去的消息的时候，我不在北京，在伦敦的澡盆里，眼睛竟然也湿了一下，或许是喝多了，容易感动。
我第一面见您是十年前，那一面也是最后一面。从初中到大学到参加工作初期，我一直坚持读《读书》杂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您是主编，每次翻杂志的时候都能看到您的名字。后来您不做主编了，《读书》也越来越少真知灼见了，我也就渐渐不看了。
您通过共同的朋友约我见面，要聊我的小说到台湾地区出繁体字版的事儿。您的名字如雷贯耳，您还想把我的小说介绍到台湾地区去，我开心死了。我和我老爸说：“有个出版界的老前辈要来家里吃个饭，可不可以啊？”我老爸说：“那我清蒸条鱼。”
和传说中的一样，您穿了一个摄影背心、背着一个不大的双肩背包来我家喝酒。您从背包中拿出《阁楼人语》和《书商的旧梦》，已经签好了名字，送我，从背心里拿出一张复印后手剪的小纸片，上面一幅您的漫画，一句“废纸我买”，一个电子邮件地址。“电邮联系啊。”您说。
后来我读了一篇《新京报》关于您的报道，才知道，您那时做中国台湾大块文化的顾问，我是您帮郝明义先生联系的最后一个大陆作家。您来的时候，带了您闺女，您介绍说，您太太是做医生的，女儿也是做医生的，如果女儿不陪着，太太不让您出去吃饭，怕您吃喝得不健康。饭桌上，您动筷子前，先看一眼女儿，您喝酒前，也先看一眼女儿。女儿轻轻摇摇头，您就放下筷子，但还是端着酒杯，喝进嘴里一大口，再退还给杯子大半口。
饭桌上您聊了很多，十年后，我在澡盆里只想起三点。
第一，您劝我，要放胆。“读书无禁区，写书为什幺要有禁区？事到万难需放胆，古往今来这幺多书了，如果写得没突破，怎幺出头？放胆写都不一定能突破，何况缩手缩脚地写。”
第二，您劝我，要自信。长久以来，我最大的问题是缺乏自信，不知道自己写得如何、是不是垃圾、会不会流传、会不会打败时间、谁会有兴趣读、为什幺读。“你全职工作那幺忙，还能这样坚持写，就说明老天给你这碗饭。我一辈子干的事儿就是看稿子，我看了一辈子稿子。你的小说，我看了，写得好。否则，我也不来找你了。”
第三，我总结您的工作经验，每个人的工作都有一项最重要的活动，很复杂的工作中，最重要的那项，往往非常简单。
“做个好编辑，最重要的工作是什幺？”您喝了一点儿酒之后，我问您。
“做编辑最重要的工作是请作者吃饭，做好编辑最重要的工作是请好作者吃饭。今天实在不好意思，还让你请我吃饭。下次，一定我请你吃饭。”您回答。
一晃十年，中国增长最快的十年，我这一代过度工作、过度忙碌的十年，您说的下次也没有了下次。我在澡盆里端起酒杯，一边喝一边后悔，过去十年里，为什幺没多约您喝几次小酒？
逝者不可追，想想生者，那些出现在我生命里的、还在世上的、具备导师属性的老哥们也都在奔向八十岁的路上了。他们数量极少，只有个位数，他们对于我极其重要，用最简单的方式让我明白世间最复杂的道理。
等新冠疫情缓解之后，我要马上厚起脸皮约他们吃喝，一起做一点儿都喜欢做的小事儿，比如刷字、涂鸦、侃山、论书。哪怕再忙，我也要把见他们放到第一位，尽量约起来。见这些老哥们，比见前女友们更重要，比读今生想读但是还没捞到时间读的书更重要。
我在澡盆里喝干了杯子里的酒，祝您在天国安好，有禁书读，有废纸买。
冯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