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艾
山的隘口，他回头看她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迅速占领了东三省，北平、天津到处都是流亡的东北学生，16岁的张大飞也在其中。极端困顿中，在报国寺附近游荡的他看到国立中山中学招生的布告，便报了名。
齐邦媛的父亲是国立中山中学创始人，她的家成了东北学生共同的家。张大飞也来了，他父亲曾是沈阳县警察局长，因接济且放走了不少地下抗日同志，被日本人浇汽油烧死，一家人四散逃亡。
那天，在温暖的火炉边，齐邦媛看到18岁的张大飞用一切自尊忍住号啕，叙述家破人亡的故事。那一幕，12岁的她终身难忘。此后，每个星期六，她都期盼着他那忧郁温和的笑容。
一次，大家一起去爬山。下山时，体弱多病的齐邦媛落在最后，天已经暗了，山风吹着尖锐的哨音，寒冷和恐惧中，她开始哭泣。这时，她看到张大飞在山的隘口回头看她。他返回来，用棉大衣裹住她，把她牵下山。
齐邦媛的父母给了张大飞久违的家庭温暖，他称他们“爸爸妈妈”。可不久，芦沟桥的战火就隔断了小屋里的缘分，张大飞报名上军校，改名“大飞”。临行，他送给齐邦媛一本《圣经》，扉页上，他题了词：“……祝福你那可爱的前途光明，使你永远活在快乐的园里。”从那天起，她走到哪里，这本书就跟到哪里。
山河破碎，齐邦媛随中山中学一起转移。在湖南湘乡落脚时，她收到张大飞的信，他已考入空军官校，时刻准备报效国家。1938年，颠沛流离一年后，中山中学到达四川，齐邦媛进入南开中学。家人一直联系不上，张大飞给她写信如写家书，感动之余，她每信必复。
毕业后，他已经驾驶驱逐机了，还参加了重庆上空的保卫战。一个在云端身经百战，一个在学校埋首读书，他们诚挚、纯洁地分享成长经验。她给他抄课本上的忧国文章，也有“多情得要命”的散文诗。他说，她的信是“他唯一的家书，最大的安慰”。
每天升空落地，等你的信
因为表现出色，张大飞被派往美国，一年后，回国加入了陈纳德的“飞虎队”，与美国志愿军并肩作战。去云南报到前，他来看齐邦媛。坐在寂静无人的嘉陵江岸，他们畅谈许久，没有一句关乎情爱。“他是所有少女憧憬的英雄，是我那样的小女生不敢用私情去‘亵渎的巨大形象。”
张大飞走后，她开始惦念他，从报纸上知道，中美混合大队几乎每战必胜，她为他骄傲。通信仍在继续，上高中后，沉浸在诗词中的她给他抄诗、词，选课本，他几乎和她同步修完孟志荪老师的课。他说这是他“灵魂又一重安慰”。
齐邦媛高中毕业前夕，张大飞趁着部队在重庆换机赶去看她。一起走在操场上，他突然站定，说：“你怎幺一年就长这幺大，这幺好看了呢。”第一次听到他的赞美，她心潮起伏。战友的吉普车还等在校门口，她送他往外走，骤雨突然落下，他拉她到屋檐下，把她裹进他的军用雨衣里。隔着军装，她听到他心跳如鼓。只片刻，他松手说：“我必须走了。”
不久，齐邦媛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前往乐山。踏进女生宿舍报到时，门房取出一封信说：“人还没来，信就先到。”浅蓝色的航空信寄自云南蒙自，他惦念她独自去学校的路程，不言相思，却尽是相思。“寄上我移防后的新通讯处，等你到了乐山来信，每天升空、落地，等你的信。”每个星期，他的信都会来，倾吐思念：“我无法飞到大佛脚下三江交汇的山城看你，但是，我多幺爱你，多幺想你！”
她也想念他。她关心战报，在地图上追踪他的脚步。她想转去西南联大外文系，因为他在昆明。然而，他的态度却突然变了，在信中不再说感情的话，只说“所有学习到的新事物都是有用的，可以教你作成熟的判断”。他受伤了，对死亡有了近距离的认识。理智告诉他，这些年来他们走着完全不同的路，他升空作战关注生死存亡，而她在诗书之间走向光明，他不能害了她。
暑假回家后，齐邦媛收到张大飞的信，口气是兄长式的，坚决不赞成她转学昆明，“大家唯一的生路是战争胜利”。
他的飞机，撞上了月亮
因为英文联考全校第一，在朱光潜劝告下，齐邦媛转入武汉大学外文系。全神贯注在雪莱的诗中，齐邦媛几乎忘记了战争的威胁，《哀歌》中的“啊，世界！啊，人生！啊，光阴”是她苦闷心情的共鸣。她为情所困。
可张大飞的信许久没来了。1945年6月，齐邦媛收到哥哥齐振一的信。信里，哥哥附了张大飞的信：“振一：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感谢你这些年来给我的友谊，也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请你委婉劝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回到重庆的家，书桌上，放着一个深绿色的军邮袋，里面是八年来她写给他的所有信件。在抗战的历程中，两个在战火中摸索成长的心灵，“一个找到了战斗救国的枪座，一个找到了文学的航路”。邮包里，有一封笔迹陌生的信：“张大飞队长已于5月18日在河南上空殉职。这一包信，他移防时都随身带着，两个月前他交给我，说有一天他若上去了回不来，请我按这个地址寄给你。”
信封中，还附有一封纸张褪色、折了多次的汗渍斑斑的信，那是她高二时写给他的，是封纯粹的文艺青年的信：“你说那天夜里回航，看到月亮又大又亮就在眼前，飞机似乎要撞上去了。如果你真的撞上了月亮，李白都要妒忌你了……”
他真的撞上了月亮，留给她无尽的痛苦。她唯一感到欣慰的是，他和一位中学老师结婚了，“我很为他高兴，在他为国捐躯之前享受了短暂的家庭温暖。”
1945年8月，张大飞殉国三个月后，日本投降。泪水中，齐邦媛想起惠特曼的诗《啊，船长！我的船长！》：“啊，船长！我的船长！可怕的航程已抵达终点……可是，啊，痛心！鲜红的血滴落，我的船长在甲板上躺下，冰冷并且死亡。”
她把他深埋心底：“他不是我的兄长，也不是我的情人，多年钟情却从未倾诉。想到他，除了一种超越个人的对战死者的追悼，我心中还有无法言说的复杂沉痛与亏欠，谈到他的任何轻佻语言都是一种亵渎。”
抗战胜利后，父亲回到南京工作，暑假齐邦媛去了南京。雨中，她一个人走在街头寻找旧居，走到一个街口时，突然看到一条布带横挂在一座礼拜堂前，上面写着大字：纪念张大飞殉国周年。“那些字像小小的刀剑刺入我的眼，进入我的心，是他引领我来此礼拜，在上帝的圣堂见证他的存在和死亡吗？”
1947年，齐邦媛去了台湾，走上教育路途，为着他所祝福的“可爱的前途光明”，她两度赴美进修，不仅将西方文学引介到台湾，还将台湾文学推介至西方世界，被称为“台湾文学的守护天使”。
1993年，已是着名学者的齐邦媛回来了。在南京，她去了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谢绝了老同学的陪同，独自找到那块编号M的碑。碑上刻着二十个名字，其中一栏写着：“张大飞上尉，辽宁营口人，一九一八年生，一九四五年殉职。”
81岁时，齐邦媛撰写《巨流河》，历时四年，完成了这部史诗般的自传。她和张大飞的故事感动了无数读者，有导演想将其拍成电影，被她婉拒，她不愿“看到他短促的一生成为一部热闹的电影”。
“张大飞的一生，在我心中，如同一朵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阖上，落地。那般灿烂洁净，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漫长的一生，她时时感受到他的祝福。如今，她实现了他所期盼的“可爱的前途光明”，他的灵魂，足以欣慰。
编辑 张秀格 gegepretty@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