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已经一年的红砖当代美术馆全部由红砖制成，坐落于北京五环外的何各庄。在其创办者闫世杰，一个来自河北邢台的房地产开发商的运作下，这家美术馆在周围成片的工地中间格外耀眼。然而，拥有7个展室的它除了在靠近入口处的一个小角落摆放一些艺术品，其他地方基本没有展品。走入其中，就好像走进了一座空旷的奥林匹克游泳池。

它的建立证实了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实验室主管杰瑞夫·约翰森关于中国“博物馆化”的观点：博物馆建设热潮使得这一过程慢慢偏离了博物馆的本质。不仅在北京和上海，在中国的很多二三线城市，新博物馆每天都在出现，其中大部分甚至没有收藏品和馆长。“我们看见满世界都是博物馆建筑热潮，但是没几个能维持其规模和发展。”约翰森说。

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城市化进程，让中国官员意识到，要想向当地人和外来客展示本地的文化，就必须拥有一座重要的博物馆，就像纽约、巴黎和伦敦那样。如今，几乎每个省会城市都在建立新博物馆，或更新已有的博物馆，这被视作一种良好的文化培养项目的启动方式，尽管其中一些没有什幺可以展示的东西。

2009年，国务院会议更将文化产业提升到战略性产业的高度：“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的强大动力。……文化产业要变成‘支柱产业……”

根据最新的五年计划，中国到2015年底会建成3500座博物馆，但这一目标早在3年前就完成了。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安来顺称，截至2012年底，博物馆总数已达3866座。与此相反的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10年，美国每年仅建造20到40座博物馆。

与此同时，收集并展示收藏品，策划展览，培训馆长、管理员及其他博物馆工作人员，构思教育项目都大大落后于博物馆数量增长的速度。“我们中国人很擅长建造硬件，软件构建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一名博物馆工作人员从一座处于半空状态的博物馆辞职后说，在中国的博物馆界，“软件”涉及的每一个环节，只有在非官方的私人博物馆中才有所体现。比如北京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两个位于上海的新博物馆——上海震旦博物馆，古代青铜器和玉石藏品的宝库，设计者是日本建筑大师安藤忠雄，以及上海外滩美术馆。

但是繁荣仍旧带着点碰运气的感觉。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前身是工业产房，改造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根据一份中国博物馆建造史的记录），并且为了举办2012年上海双年展及时地开馆了。然而等到闭幕时，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已经是精疲力竭：它没有可谈起的永久性收藏品，而且很难招聘到全职馆长。现在，它实质上大部分时间是空置着的。

最近，又有两座大型的私人博物馆计划在上海开馆：一座是由上海顶级的收藏家夫妇刘益谦和他的妻子王薇创建的，一座是由印尼华人收藏家余德耀创建的。余德耀因为收藏了一位意大利雕塑大师莫里吉奥·卡特兰的巅峰之作而闻名。

但从长远来看，他们可能会遇到自身定位的问题——对私人博物馆来说，处理和政府的关系最为头疼，尤其是详尽、明确的文化方面的政策实在太少了，因此，私人博物馆不得不花费巨资来建立与政府之间的纽带，或者是临时性的，得到从国外带入艺术品的进口许口证。余德耀希望将卡特兰的一件影响深远的艺术品“橄榄树”放置在他新博物馆入口处。然而，当他试图将其从西班牙运进中国时，中国植物质检巡查员却扣下了这一展品。

另外，由于相关历史和政治上的敏感性，也可能导致艺术品很难被正确评价。以文化大革命为主题的博物馆就距离首都北京异常遥远：一个在成都，一个在汕头。2012年上海双年展前，由于中日关系紧张，东京馆就被突然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