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潇潇
主持人戴军现在很喜欢去泰国度假，43岁的他感觉泰国人的幸福和满足感是当下国人所欠缺的。“虽然他们生活很简单，但贫富悬殊很小，大家心平气和靠着自己的劳动赚钱。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的环境，大家都没钱，但都很快乐。”
想到这些，戴军就会想起自己的父亲，在那个贫穷年代，父亲没钱买礼物，常常会自己动手，“冬天下雪时会带我去截一段树根回来，把树根埋在花盆里，再把家里点剩下的蜡烛融成一小盆，这幺一倾斜泼下来就是一朵小花瓣，最后就是一棵漂亮的梅花树。他也不知道怎幺跟我互动和表达感情，就这幺带着我玩。”
只是，在戴军的记忆里，这样的甜蜜时光并没有多少。
资本家小姐和炼钢工人
戴军16岁时，他的父亲就因病去世了。
当时戴军已进入社会，在一个文工团演出。他和父亲的最后相见，就是随团演出前的离别。那是1986年，他要跟团到一个煤矿。父亲骑自行车送他去长途站，半路忽然爆胎了，他下车往前跑，父亲就在后面推着车追。正好一辆长途车过来，戴军跳上车，门关上的瞬间，他扭头看到父亲隔着玻璃跟他说话，但什幺也没听见。
在那个信息和交通都不发达的年代，当戴军接到父亲脑溢血住院的通知，立刻赶回家里时，却只看到了父亲的追悼会。他一滴眼泪都没流，看着亲友们在那里重述父亲的一生。
父亲的身体并不好，戴军记得，从自己出生起父亲就一直生病。父亲童年也不好，6岁时，母亲去世，11岁时父亲离开，两年后，父亲一个人流浪到上海，进工厂做了一名炼钢工人，再之后，入赘到妻子家里做了上门女婿。
戴军父母结婚的目的是为了改良母亲家的政治血统——资本家大小姐和贫苦的炼钢工人。戴军的外婆是旧上海的资本家，住在上海赫赫有名的石库门多伦路，那是着名的文化一条街，茅盾、郭沫若、叶圣陶等都在那儿住过，左邻右舍挂的牌子上写的全是名人故居。但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这些都是无产阶级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东西，是被革命被批判的对象。
对年幼无知的孩子，这些政治风波实在难以理解。他只记得那条路上“走几步路都是旧书店，里面的小人书都是特旧的，一两分钱一本，我就在那儿淘”。他还记得文革抄家时，他那性格倔强的母亲，手持两把菜刀站在楼梯口“谁上来就剁谁”，勇敢地保住了家产。
但那房子终究太显眼了，他们最终搬到了闵行区，三代人挤在30平米的一室一厅里，他和哥哥躺地上，太婆（外婆的妈妈）睡沙发，爸爸妈妈睡床。
大人们在动荡的年代隐忍求生，戴军的幸福童年却从此开始了。
父亲的私房钱
小戴军时代的闵行区，还属于乡下的范畴。他像是井底之蛙被放归了田园。“突然视野就被打开了，学校那幺大面积，周围全是农田，没有高楼和汽车，一到夏天我们就撒欢拼命在农田里跑，到处都生机勃勃，充满生命力。”
戴军记得，父亲常带自己去野外挑马兰头之类的野菜，也会在家里教自己种些花花草草。那时上海人家没人买葱姜蒜，都是自个儿从农田里挖出来种到家里痰盂脸盆里，要吃就现拔。闵行区也没有煤气，烧的还是自制蜂窝煤，他跟着父亲去煤厂里拉煤，俩人回家拿水和，再塞进那种特制的炉子里敲，出来的就是一块块完整的蜂窝煤，晒干就可以烧了。
“没有钱的时候大家都是这幺过来的，”“忆苦”的戴军仍然带着他特有的乐观腔调，“我爸又是一线工人，经常会拿回手套之类纺织用品，我俩在家就挑出一个线头来拆，绕成一团，我妈就用这些给我打线衣、线裤。”戴军的妈妈就像陪伴张学良软禁的赵四小姐一样，从一个资本家大小姐被逼成了粗活细活样样精通的农妇，自己和水泥、打水泥板做灶台，钉起木板来做沙发，还能装弹簧、塞海绵，再缝上沙发套，像模像样打造了一个简朴的小家。
戴军的妈妈只读完高中，她把一腔理想寄托在儿子身上。小时候的戴军也不负众望，次次都是年级第一——因为考到第二名都会被打。“妈妈当时特别厉害，暴脾气，常常是一个耳光就扇过来了。”很多年前母子俩追忆往事，妈妈问戴军，你恨过我吗？戴军不假思索地回答：恨极了，小时候就想离家出走。
父亲却对他充满包容。戴军从小爱看轮船，每次从闵行回市里他都吵着要去外滩，父亲总会答应。但他既恐高又恐水，一走到远远隔着码头的路口，他就害怕地大喊，“可以了！”“你倒是靠近点看啊，不要老站在马路对面”，说着戴父就想抱他过去。戴军一看要抱就更害怕了，闹着说，听到轮船声音就很满足 了。
戴军的父亲虽然无奈，却也没有再逼迫他。正如他没有逼迫已经长大的儿子去选择自己不喜欢的生活。他从不干涉戴军的自由，戴军说，母亲常因为觉得父亲不管自己的教育而大发雷霆。
当代阮玲玉
1980年代，曾有“十里洋场”之称的上海，又开始回复往日的时髦风尚，跳舞、烫头、流行歌曲……一件件重新回到普通市民的弄堂小楼。
从小喜欢唱歌跳舞的戴军，也随着这个国家一起，走到了命运的岔路口。他决定弃学从艺。一次回家，他说自己反正不愿上课，想跟着一个歌舞团出去走穴。父亲大手一挥，去吧。母亲当然极力劝阻。于是免不了一次激烈的争吵。
现在，戴军很少跟母亲说这些，偶尔聊到，母亲就一句话，“老戴是个好人，你能有今天都是你爸在天之灵保佑的。”戴军哭笑不得：“我靠的是自己努力，少来这套！”
父亲去世后，戴军离开上海去了深圳，从最开始在一家夜总会唱歌，开始了自己演艺事业。那年他17岁了，从法律上讲还未成年，但已经接过担子，赚钱养家。
他也支持母亲过更好的生活，甚至劝她再婚。再婚时给她置办了房子、家具、电器，还请一大家子人出去旅游。继父也带来两个儿子，大儿子跟他长得很像，以致第一次相见时，母亲还以为是戴军回家了。十年后母亲离婚，他也大方地把房子送给了继父。
不用再操劳生活的母亲，逐渐回归了当年上海滩大小姐的腔调。戴军有次在书里描述一堆朋友跟她见面的情形：“她穿着一件改良的黑色旗袍，领子以下是黑色的镂空纱，大波浪的头发掩映着化了一点淡妆的脸，架了一副大墨镜，挎着一个小包，手上还持着一柄小折扇，轻轻摆动着。活脱脱就是一个阮玲玉站在那里。”
只要有儿子的节目，戴妈妈必定守在电视机前，拿小本认真记下，为此她总抱怨戴军，能不能少上几档节目，否则周末都没法出去玩。戴军在上海签售，她就站在旁边，签一本发一张面膜。她还像戴军小时候一样热衷打毛衣围巾，不光打给自己和儿子，还打给儿子的朋友。
她学跳舞、跟朋友出门旅游，常常玩高兴了一关手机连戴军都找不到她。她还经常去看戴军录节目，有次选秀节目录象，戴军让她和嘉宾坐在一起，结果当一号选手唱到一半时，嘉宾前面的灯突然亮了，这意味着淘汰。戴军很奇怪，因为选手唱得还不错，就问原因，结果嘉宾很委屈：那灯是你妈摁亮的。
摄影棚里的灯光下，“上海腔调”的戴妈妈一本正经地说：“我觉得她长得太可爱了，所以就给她亮灯了，亮灯不是过关吗？”
儿子眼中的母亲她穿着一件改良的黑色旗袍，领子以下是黑色的镂空纱，大波浪的头发掩映着化了一点淡妆的脸，架了一副大墨镜，挎着一个小包，手上还持着一柄小折扇，轻轻摆动着。
活脱脱就是一个阮玲玉站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