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1日，修订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正式实施。此次修订过程中，代孕意外成为焦点，先是在草案中写入“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后来又因为争议太大被删除。有人认为这意味着代孕即将合法化，事实上并非如此，连公众大规模讨论这个环节都还没经历，谈何立法允许？

提到代孕，很多人马上会联想到出卖器官，买卖孩子，富人剥削穷人，甚至“找小三”等，总之违背道德伦理，必须禁止。但实际上，事情远不是想象的那样，不夸张地说，代孕可能是我们在社论中讨论过的最复杂的一个问题了。

首先，代孕分很多类型，从收费的角度，可以分为商业的和非商业的；从怀孕手段的角度，可以分为直接性行为和体外人工授精；从胎儿与孕妇的血缘关系的角度，可以分成代孕者供卵和不供卵两种。不同的类型会导致完全不同的道德评价和后果。

再说孩子的归属问题，也有诸多说法：有说谁的基因就是谁的，有说谁分娩就是谁的，有说按协议规定办，有说应该以孩子的利益最大化为标准，这些说法各有其道理。在中国，一旦发生法律纠纷，一般情况下是把抚养权判给分娩者，但这未必符合孩子的最大利益。

人们争议的方向也很多。比如代孕与人格尊严，是不是把人当作工具，把孩子当作商品？比如代孕与人的生育权，我们都承认人有生育权，而代孕作为生育形式的一种，凭什幺不被允许？再比如代孕与良善风俗的关系，如此一来，社会认可度如何判断就成为一个问题。

从世界范围看，各国政府的态度也不一样。有承认民间协议的，比如在美国的一些州，尤其是加利福尼亚，对商业代孕非常包容，普遍承认代孕协议的效力；有靠政府管制的，比如在英国，代孕必须获得政府的许可，政府不承认代孕协议的效力，代孕可以支付“合理的费用”，但禁止支付酬金；还有完全禁止的，比如日本，但近些年社会上关于开放代孕的讨论非常多。

以上只是最简单的列举，已经让人头晕。实际上任何一个细分问题都可以讨论很多，比如说“合理的费用”的标准是什幺？除了代孕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费用之外，要不要把损失的工资收入算进去？……它涉及的问题实在太过复杂，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不如干脆全部禁止好了，眼不见心不烦。然而，完全禁止可能是糟糕的一种选择。

首先，禁是禁不住的。繁育后代，希望有个孩子，这是普遍人性，没有一个禁止代孕的国家能够消除代孕现象。在中国，这些年代孕产业蓬勃发展，业内人士估算，每年代孕出生的婴儿数量在5000到1万人左右——但由于处于灰色地带，放大了当事各方的风险。而在美国，承认代孕合法的州对代孕都有详细的法律规定，比如要求代孕者通过有无吸毒、抽烟、喝酒的测试，接受心理评估、性格测试和传染病检查；要求委托客户把资金存放于托管账户，律师依照协议和法律定期从账户里提取一定金额发放给代孕者；孩子出生可以直接在出生证上写委托方的名字……这让代孕双方的权益都得到了保障。

而且，代孕与吸毒不同。我们至少要承认，对于不能生育的夫妻，代孕是一种救济手段。而这个群体的总数并不少——保守估计，因为生理问题无法生育的育龄夫妻在10%以上。而在中国，情况更加特殊的是三十多年一胎政策导致的失独家庭，媒体经常报道四五十岁的失独妈妈冒着巨大风险怀孕生子，为什幺不能允许他们通过代孕的方式生子？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

说了这幺多，现在，我们假设有一对丧失了生育能力的夫妻，希望有一个孩子，于是用自己的精子和卵子，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让一位愿意无偿帮忙的妇女代孕生产，你是否会觉得不妥？假设还有一对夫妻，具备生育能力但不想自己生产，于是通过商业中介公司，支付高额费用，并与代孕者发生性行为，这种方式的代孕，你又抱何种态度？我们不知道你会怎幺回答，但你应该会同意一点：对代孕“一刀切”是不对的。

19世纪，异质人工授精刚出现的时候，也因为无法确定“父亲是谁”引发极大的争议，而现在人们早已习以为常——代孕虽然要复杂很多，但大体类似。新事物出现之后，不要盲目乐观，但也不必过于警惕，我们要有面对复杂问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