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思玉
大陆市场经济发展较晚，最近几年接班问题才开始显现。而在香港，那些如雷贯耳的城中富豪，其财富爆炸大多始于五六十年代。到如今，企业都开始遇到“三代”的问题了。
与内地民营企业家一样，绝大多数香港富豪也希望“子承父业”，管理权交予职业经理人或“捐身家”等西方经验并未被广泛接受。除非像邵氏，邵逸夫打下的江山——邵氏兄弟和无线电视（TVB），因为家族无人愿意继承而授予第三方。这种情况并非没有，但终究是少数。
但是，在我看来，香港与内地的差异仍大于相似。首先，内地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继承人“自动当选”，而港商通常在多位子女间制造竞争，有所拣选、分工。这也解释了为什幺香港不时曝出豪门“争产”新闻。也有人说，多位子女在不同领域各有建树，让家族生意榕树式壮大，是港企发展的动力和特色所在，比如恒地李兆基的两个儿子，分别负责中国内地和香港业务。
第二，香港富豪代际间价值观、理念冲突不算尖锐。在社会经济制度层面，香港保持了连贯性。即便两代人有代沟，也仅限于生活方式、婚恋态度等，做起生意来，仍然还是稳定的市场规律起作用。不像大陆，很多“一代”苦于无法将手里的政商资源传给下一代。
第三，香港家族企业“现代化”先行一步，股权与组织架构设计与时并进，而且在健全的法治下，对“外贤”或职业经理人接受度较高，管理层交接时抗震能力自然也就更强。
九龙仓和会德丰属于“船王”包玉刚家族，二代掌权者是包的女婿吴光正。2015年，吴光正全面退休，为他仅36岁的儿子吴宗权铺路。新世界同样已传至第三代，郑裕彤的孙子郑志刚同样是30多岁就参与集团运作，尖沙咀K11是其代表作，作为“文艺青年”的他将商场和画廊结合。
吴宗权、郑志刚，还有华人置业刘鸣炜、霍英东集团的霍启山……他们走过的路其实都是“套路”：留学欧美名校，先在顶尖投行或律所偷师，数年后回到家族企业，筹组新部门、子公司或牵头全新投资项目，以获取类似创业的经验，同时身边有老臣子“辅佐”……
成功的交接是相似的，失败的交接各有各的失败。很多人事后孔明：交接要尽早安排。问题是，交出资产、权位易，传下人脉、经验、信念难。我们大概都承认，香港不会再有第二个李嘉诚。要想“企业永续”，先得“家族永续”。“富二代”接班的问题，还得在“富一代”身上找原因。
